本卷前言
本卷是车文博和郭本禹任总主编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三卷。本卷主编是郭永玉。本卷循着弗洛伊德主义外部发展的逻辑，对先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第一章至第四章）、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第五章至第六章）、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第七章至第十三章）、后现代精神分析（第十四章至第十五章）以及神经精神分析学（第十六章）等学派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作较系统的阐述，并进行评析。
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外部发展，指的是在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之后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从精神分析外部的学科，如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积极汲取养分，把传统精神分析与其他学科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形态结合，形成上述种种学派或思潮，进而推动精神分析运动向外发展。它扩大了精神分析的影响，将精神分析的思想渗透到了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使其由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弗洛伊德主义的外部发展，是将精神分析置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动荡不定，灾难迭生。先是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随后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经受着各种压力和打击，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不断增多。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从治疗实践的切身经验中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病理学和治疗学在临床上已经行不通了。这些患者的问题主要不是性压抑，而是由社会生活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失调造成的人格扭曲。精神分析的生命力首先在于临床效果，新的现实促使精神分析学家去寻找新的理论模式。
同一时期，社会科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受过传统的精神分析正规训练，掌握了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霍妮（ＫａｒｅｎＨｏｒｎｅｙ）、沙利文（Ｈａｒｒｙ Ｓｔａｃｋ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卡丁纳（Ａｂｒａｍ Ｋａｒｄｉｎｅｒ）以及弗洛姆（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等人深受影响。这些社会科学的主要力量在美国：霍妮和卡丁纳主要受Ｍ． 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和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等人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沙利文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影响较大；弗洛姆则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包括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从德国迁往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沙利文亦是该学派成员）。
时代的需求以及学术背景的影响，使得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将精神分析学说与社会文化理论进行整合。他们继承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和人格的动力学观点，但更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把人看成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把人格解释为个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同时，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和性驱力理论，把理论和治疗实践的重心从个人内部转移到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这样，经过这些精神分析学家的努力，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
霍妮、沙利文、卡丁纳和弗洛姆在理论上各有侧重，在观点上时有分歧，不像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带有政治或宗教组织的特点。霍妮的研究围绕神经症的病理学展开，认为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社会文化的矛盾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是神经症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即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不在于生物本能。沙利文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对人格的影响，将人际关系作为其全部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从人际关系中寻找精神疾病的根源，确立了人际关系在精神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把个体的自我和心理的发展置于人际关系的发展之中，认为只有通过人际关系才能解释和理解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卡丁纳主要关注文化与人格的相互作用，他致力于对土著民族的现场调查材料进行精神分析，认为不同文化的基本制度造就了不同的基本人格结构，而人格也会对文化变迁产生反作用，形成不同的宗教和禁忌系统。他认为社会的初级制度通过影响个体的诸如喂奶断奶、排泄训练、性的禁忌等早期经验而塑造基本人格结构，而基本人格结构通过投射作用创造和影响神话、宗教等次级制度。这对于精神分析的传统模式是突破性的修正和发展。弗洛姆关注的是现代人所遭遇的各种困境以及需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与自然、与他人、与真实自我的密切关系，现代人虽然获得了自由，却陷入孤独和不安全的境地，这正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他试图以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达到改善现代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目的。他从宏观上研究社会对人的影响，把精神分析引入社会历史的领域，提出了社会性格论、社会潜意识论、社会改革论等一整套影响广泛的思想体系，构成了视野开阔的社会精神分析学说。
基于在许多基本观点上的一致，霍妮、沙利文、卡丁纳和弗洛姆被视作同一学派。第一，都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和人格的动力学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第二，都继承了弗洛伊德重视童年经验或亲子关系的传统，但抛弃了本能决定论、婴儿性欲论和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论。第三，都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试图将微观的家庭环境与宏观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研究人，反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化倾向。第四，都受过传统的精神分析正规训练，掌握了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学、心理治疗学或社会心理学。第五，都抛弃了弗洛伊德关于人和社会的悲观主义态度，相信人的潜能具有建设性，相信通过改变社会生活条件，改变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实现健康的人的生活。因此，他们不仅在治疗上，而且在关于人和社会的信念上，都是乐观主义的。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是在新的心理生活现实和新的学术背景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弗洛伊德的学说，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的外部发展。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在心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③④ 第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将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心理变量的学派，也是第一个将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引起心理疾病原因的学派。第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看到了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人格是社会的产物。这弥补了传统人格心理学的不足。第三，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和生物还原论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将人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把人的心理看成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从霍妮和沙利文的精神医学，到卡丁纳的文化人类学、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视野逐渐开阔，涉及领域逐步扩大，到弗洛姆这里，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庞大体系。他们的理论深化和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内容，增强了精神分析的生命力，使精神分析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而成为现代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派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洛姆不仅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还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位孜孜不倦的批评者。在他看来，“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基础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因此，他试图糅合两者的思想，确立一种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这也是他终生的学术宗旨，用以促成“自为的人”和“健全的社会”。
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２０ 世纪初，不但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机械生产的非人道化、社会政治生活的官僚主义化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标准化和同步化，造成了一切生活事物的程式化与人性的异化，引起了个人孤立化和“与世隔绝”。社会中下阶层居住条件恶劣，经济贫困，教育不良，可悲的是，他们看不到自身的利益，不知道要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他们的摧残和压迫。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当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时，精神分析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主要体现在：第一，过分偏重心理因素，完全从人的本能、欲望中寻找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动因；第二，把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在本能满足和享受文明这两者之间只能择其一。为了拯救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在基本保持精神分析学原貌的前提下找到的“有效”途径就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嫁接到某种社会历史理论上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选择。因为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超越性。特别是马克思早期著作《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就包括精神分析阵营的赖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ｅｉｃｈ）、弗洛姆和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等人。这样，就出现了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企图。在怀有这种企图的人看来，如同精神分析学说是一种冲突心理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冲突社会学，两者都提出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理想，并为人性的全面结合研究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并互相弥补，就是一个完整的关于人性解放的学说。于是，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一个新的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弗洛姆之外，还有赖希和马尔库塞。
赖希和马尔库塞各有自己的学术旨趣。赖希作为一位精神分析的政治理论家，试图将性问题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提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是性高潮理论、性格结构理论和性革命理论，三者总称为“性经济”理论。马尔库塞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虽然他晚年才开始了解和研究精神分析学，但他从哲学的高度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结合，在方法上和思想上都比赖希略胜一筹。他运用历史的方法分析了本能概念，提出了“操作原则”等具有历史含义的概念，并模仿马克思《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特殊方法，将本能压抑区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认为额外压抑反映了本能压抑的不合理的社会起源。此外，他认为性本能概念不能抛弃，并把历史发展因素引入本能序列。他提出了“爱欲解放理论”，并借用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一些概念，如意识形态、异化、人的解放等，结合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行批判。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在将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上存在许多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观，重视欲望的积极性和革命性。在这一点上，赖希和马尔库塞的观点极为明显。赖希特别重视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动机，强调性欲的作用。他认为，性本能是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和革命的原始力量，文明的发展则是对本能的压抑。赖希相信，性欲是人的精神发展和生活的动力，是工作和斗争的热情所在，具有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因此，赖希把欲望问题视为社会和文化政策的核心，试图通过性欲自由来建立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的“性欲”，是指人的有机体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即“爱欲”。马尔库塞赞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人的幸福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的思想，他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人的解放就是其爱欲的解放。只有在解放爱欲的过程中真正恢复人的本性，才能使人类真正享受到本质得以实现的快感，体验到作为高级存在物的价值感。
第二，性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赖希认为性和政治不可分，性压抑是政治统治的主要机制，因此，若要进行社会革命，就必须将性欲的释放与政治运动相结合。为此，赖希提出性欲革命的主张，试图把人从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提倡的方式就是将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性政治运动”，即从改造人们的心理性格结构以及改造外部世界压抑性的社会文化制度两个方面，来消灭主体内部和外部的压抑或压制，创造新型的、革命性的、欲望性的人格。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中，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因此，真正的爱欲解放应该是劳动的解放，即消除异化劳动，使工作与闲暇、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内在地统一起来。
第三，政治思想上的激进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赖希和马尔库塞均表现出极端的、激进的政治倾向。他们以彻底地反资本主义文化的范式为目标，注重弗洛伊德理论的欲望冲撞力和文化不满情绪，在理论思想方面异常激进和炽热。他们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和文化范式对人类欲望的压抑，并把性压抑的升华和性欲文明作为人类真正解放的乌托邦理想。
第四，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赖希和马尔库塞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因而都抱有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的理想。赖希始终把心理学当作解释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之一，而综合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进行社会革命。他提出所谓的“性革命”纲领，并积极投身于性政治运动。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心理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因此，他十分重视将心理学与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亲自指导了西方新左派的造反运动，被称为“青年造反者之父”。马尔库塞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爱欲”，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是爱欲的解放。任何社会政权和经济的革命如果不能触及人性的实质，不能使爱欲和本能得到解放，那么都只能是形式上的革命。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关注性压抑，关注人的深层心理问题，关注日常生活，为宏观社会政治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它涉及的性解放等主题，为人本主义理论注入了更丰富的内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运用异化理论，在性压抑等更微观的层面对资本主义发起了批判，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此外，赖希、弗洛姆等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也是此思潮的重要贡献。
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于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兴起，五六十年代发展于美国。早期的主要代表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兰克尔（Ｖｉｋｔｏｒ Ｅｍｉｌ Ｆｒａｎｋｌ）、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Ｌｕｄｗｉｎｇ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和鲍斯（Ｍｅｄａｒｄ Ｂｏｓｓ），后期的代表以英国的莱因（Ｒｏｎａｌ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ｎｇ）和美国的罗洛· 梅（Ｒｏｌｌｏ Ｒｅｅｓｅ Ｍａｙ）、布根塔尔（Ｊａｍｅｓ Ｂｕｇｅｎｔａｌ）、施奈德（Ｋｉｒｋ Ｊ．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人最为著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是存在主义哲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是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技术前提，以心理治疗为手段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方法。不过，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只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共同取向，而不是一个体系严谨的学派。
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是在适应当时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立足于精神分析对心理疾病的治疗，同时又借鉴了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社会对待性的问题已经非常开放。依据精神分析的理论，这种开放有助于缓解心理矛盾，可减轻心理治疗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确有比以往更多的人接受心理治疗，但这些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并不是感到本能的压抑，而是体验到空虚、孤独、生活无意义等问题。精神分析学者对这类现象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只能以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的模式来解释上述种种心理，而这又与事实大相径庭。针对这一点，有人试图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内解决这一急迫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开始怀疑精神分析疗法的整个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只适用于维多利亚时代，而在现代条件下，再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各种变态心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些不满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学者开始寻求一种更符合现代西方人心理特征的理论和方法，以便把心理治疗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这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得以形成的第一个因素。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得以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理论的影响和方法的影响两个方面。
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单独的个人，且在研究单独的个人时，总是把个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强调个体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痛苦、孤独、空虚等情绪体验。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它反对精神分析的因果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个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自由选择。对临床心理学家来说，存在主义的上述观点比弗洛伊德的理论更有指导意义，更容易被不满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学者接受。
存在主义者的方法论——现象学方法也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形成产生影响。根据现象学的方法，在认识事物时应排除所有的成见、理论或臆想，只从现象本身来加以观察和体验，而不要假设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什么。而弗洛伊德的理论恰恰是以意识现象背后的潜意识作用来解释人的各种行为。在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实践中，精神分析学者只能以统一的理论模式，以预先假定的框架去解释所有的病态心理。这一点是现象学方法所极力反对的。面对精神分析的困境和现象学方法的挑战，一群不满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学者反思道：“是否我们能真正认识患者的真面目？是否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理论的投射呢？”通过存在主义对现象学方法的强调，这些心理治疗学者接受了现象学的方法，把现象学方法作为他们探索人的心理现象的一种基本方法。
无论是早期代表人物弗兰克尔、宾斯万格、鲍斯，还是后来的莱因、罗洛·梅、布根塔尔、施奈德等人，都很自然地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他们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对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精神分析心理学化的改造。
弗兰克尔是意义治疗学的创始人，意义治疗学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他在早年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缺点，即弗洛伊德只看到人追求快乐的意志，没有看到人追求意义的意志，而往往正是意义的意志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根本因素。他主张人追求生存的意义，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因此，他把存在主义哲学整合进精神分析，提出了意义治疗学。其理论基础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意志自由、意义意志和生命意义。他认为神经症患者就是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生存意义的人，人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超越其存在，追求存在的意义，意义治疗就是帮助患者找回其特殊意义。宾斯万格和鲍斯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观点基本一致，他们都同时受到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们积极地将存在主义哲学引入精神病学，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采纳存在主义的观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个人整体的、此时此刻的存在；人存在于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三个领域；人的存在的动力和发展是自由选择的，等等。
莱因把传统的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个体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深刻地分析了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的致病原因，创立了存在精神病学。他提出要将精神病患者的特殊经验置于“在他世界中的存在”的前后关系中来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内部自身世界和外部关系世界，扩大和加深了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罗洛·梅是倡导自由选择的存在精神分析学家。他的理论体系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出发点，经过他的心理治疗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受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进行探索”的启发，努力去发现人存在的真谛，探索存在的意义。他提出的存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认为，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是帮助患者认识和体验自我的存在，强调帮助患者恢复自由选择能力，使患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肯定自我。他的自由选择论观点还融合了人本主义的观点，使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相结合，壮大了精神分析的影响。布根塔尔提出了存在分析心理治疗（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理论。所谓存在分析心理治疗，意指布根塔尔的心理治疗理论既是存在（主义）的（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又是（精神）分析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是以存在主义作为本体论基础，或者说是以存在主义本体论作为心理治疗的元心理学基础，同时整合了精神分析的方法，而抛弃了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即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该理论可以看作是从存在人本主义（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方向对精神分析的超越或扬弃。施奈德以存在为核心，将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整合到涵盖了生理、环境、认知、性心理、人际关系和存在这六个心理体验层面的理论框架中。他也使用“本我”等概念，但他是站在半存在的层面去看待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扩大了精神分析的视野。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在理论上各有侧重，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严谨的学派，但作为一种具有某些共同倾向的心理学思潮，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在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上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