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疗法

> 叙事疗法

刘建鸿,王锦
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4
9787568904438
46.00

重写对话

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曾说,在我们选择性地表达故事时,在占主导地位的故事之外总还有被忽视的感受和鲜活的体验。叙事疗法借助于文本类比(textanalogy),人们关于生命所讲述的或所相信的故事决定了他们赋予生命何种意义。因此,我们只会把故事中被认为有意义的部分表达出来。比如,同样是在驾照考试中获得80%正确率,在赞赏的故事版本中,我们说自己记住了很多知识,因而得到了80%的正确率,相反,也可以解释成因为自己忘记了部分知识,从而没有拿到满分——两种描述以及两种描述的讲述过程带来两种不同的体验。

艾普斯顿和怀特非常倚重文本类比,以此来和治疗中的当事人开启重写对话。重写对话既是叙事疗法哲学根基的重要部分,也是实践的关键。艾普斯顿和怀特发现,当人们讲述的(或者卷入的)故事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们所有的体验时,当人们体验到的许多重要部分都和占主导地位的叙事相冲突时,这些人往往就倾向于通过咨询来寻求帮助(D.Epston,个人通信,1991)。他们发现,通过外化问题,治疗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从充满问题的故事讲述中分离出来。人们就可能发现之前被忽视的一部分体验(和占主导地位的故事相冲突的)。

艾普斯顿和怀特同时还发现,重写对话邀请人们做那些他们经常做的事情,也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连接起生命中的事件——根据一个主题或者特定的情节(J.Bruner,1990)。正是在讲述/表演故事的活动中,人们得到了治疗师的帮助,开始发现更多生命中被忽视的事件,这在叙事疗法中被称作独特结果。人们被鼓励去捕捉这些独特结果并将其融入替代性的故事线索中,这被称作独特解释(uniqueaccounts)。……仅仅经过简单的叙事提问后,他就开始重新讲述自己,讲述出他在生活各个方面的故事,比如他也是令人骄傲的父亲,公正的老板,能干的园丁,等等。当他仅仅被描述成一个需要住院的慢性病患者时,这种概括性的描述其实抑制了其他很多层面的故事。

怀特和艾普斯顿(1990)感到独特结果提供了重写对话的开启点,突破了被讲述的充满问题的故事所造成的限制。独特结果使得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切入点来触碰生命的替代性故事。在治疗性对话的开始,当事人开始看到这些替代性故事的存在,这些替代性故事痕迹模糊、充满了裂缝而且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命名。随着对话的展开,治疗师在逐渐浮现出来的支线故事的周围建构起一个脚手架。

当独特结果被识别出来之后,叙事疗法的对话就把它们编织进替代性故事的情节之中,体现着当事人的另一种生活体验。独特结果通过独特解释得以被说明和阐释,叙事治疗师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来产生、定位和复活(那些被期待的)替代性故事,充实了来访者独特结果的故事,也赋予了故事更多的意义(White,1988/1999)。

怀特和艾普斯顿引入提问题的方式来调查故事的新近发展具有何种意义,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他或她的各种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故事之外还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由当事人、其家庭成员或者专业人士讲述出来)。这时,治疗性对话的重点就是要给予替代性故事更多的描述(Geertz,1983)并且把这些替代性故事编织到当事人的生命之中。

许多问题被提出来,目的在于能够引出被怀特和艾普斯顿称作为独特的重新描述(unique redescription)的问题[1] ,独特的重新描述的问题是为了了解新的发展反映出当事人及其各种关系的哪些方面。问题还包括调查情节线索以发现和故事有关的各种独特的结果、独特的解释、独特的可能性和独特的传播,同时还包括支持新衍生出的故事的各种有关体验的体验、倾向性和历史定位(我会在第 4 章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怀特和艾普斯顿设计了叙事疗法中重写对话的许多方式,目的就在于能够让当事人重新获得能量去理解(a)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是什么,(b)生活中已经发生的是什么,(c)它们是如何发生的,(d)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治疗的对话鼓励戏剧性地重新卷入到生命和历史中,给人们提供选择,使得他们能够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各种关系之中。

怀特和艾普斯顿构建起以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即重写对话所需的技巧类似于创作出具有文学价值的文本的技巧[1] 。在很多情况下,具有文学价值的文本能够激发出(读者)戏剧性地卷入很多自己的生活体验。正是在这种戏剧性的卷入过程中,不同线索的故

事之间的鸿沟被填补,当事人将故事采纳进来变成自身体验的故事。使用那些能创造出具有文学价值的文本的技巧之后,怀特和艾普斯顿就可以让当事人意识到并且去填补不同体验蓝图之间的鸿沟(Epston,1998)。叙事疗法的问题并不想分析出轻率的结论,即有关主体的没有新意的和过于熟悉的结果[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