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瑶 1吴和鸣 1施琪嘉 2
(1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武汉 430074)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武汉 430019)
摘要
孩子和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发现创伤的传递主要表现为症状、任务以及身份的传递,并从心理动力学、社会文化、家庭系统、生理机制及存在意义理论方面解释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机制。未来研究应更重视创伤传递过程中不同代之间在表现形式、诊断和治疗上的差异,关注代际创伤的积极意义,并重视国内集体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当事人的后代。以往的研究从父母、关键词:创伤;代际传递;传递
分类号 R395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Dekel & Goldblatt,2008)。与创伤传递相关的术语有很多,如替代创伤 (vicarious tuaumatization),二次创伤 (secondary tuaumatization),跨代创伤 (cross-generational tuaumatization)等。侧重于代际之间,特别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曾被形容为跨代 (trans-generational/cross-generational)传递、代际间 (inter-generational)传递或多代 (multi-generational)传递(Kellermann,2001a)。本文中的“代际传递”(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ITT)侧重于创伤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上而下的传递,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
以“traum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holocaust trauma”等搜索词检索文献,发现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广义的创伤,即广泛性的创伤性事件,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抑郁 (Garber & Cole,2010)、攻击和反社会性行为(Tzoumakis,Lussier,& Corrado,2012)、虐待 (Lev-Wiesel,2006)、犯罪及物质滥用(Whiting,Simmons,Havens,Smith,& Oka,2009)等,这一类创伤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基于狭义的创伤,即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特别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大屠杀、战争、恐怖事件等。这两类创伤并不能截然区分,第二类创伤的代际传递具体到每个家庭通常表现为第一类创伤传递的形式,如通过养育方式 (Kitamura et al.,2009)、依恋类型 (Miljkovitch,Danet,& Bernier,2012)、沟通方式 (Giladi & Bell,2012)等进行传递。本文主要以集体性创伤性事件为主,尤以大屠杀为例,探讨创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
1 研究现状分析
对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本身存在很大争论,总体研究结论迥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创伤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而研究者却无法用客观可靠的测量工具证实这一点 (Kellermann,2001a)。临床工作者通过观察、临床实践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报告创伤者的后代具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机制都是基于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 (Kellermann,2001a)。对于实验研究,Kellerman (2000)对 1973~1999年间的 35个对照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的患病率并没有比控制组高,除非创伤者后代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境 (Van Ijzendoorn,Bakermans Kranenburg,& Sagi Schwartz,2005)。不过,也有研究采用自评问卷的方法发现,在 689个一战经历者的后代中,有三分之一 (35%)的后代表现出 PTSD的临床症状 (Karenian et al.,2011)。不同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差异,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
二是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结论不一致。 Van Ijzendoorn等人(2005)对 32个样本,4418个参与者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在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适应性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在非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即创伤的代际传递只发生在临床样本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对孙辈的影响,也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矛盾结论。 Sagi-Schwartz,van IJzendoorn和 Bakermans-Kranenburg (2008)对 13个非临床样本,共 1012个被试进行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临床症状。对于非临床样本没有表现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管是直接传递还是隔代传递,研究者多采用 Paris (2000)的生物心理 -痛苦模型来解释,即认为是否产生症状以及症状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创伤后的社会支持。
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差异。实验研究对于创伤者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参与战争与否,或患有 PTSD与否,并没有考虑到未参与战争和未患 PTSD但同样也受到了创伤性事件影响的事实。其次,量化的测量工具,特别是临床所用的筛查工具,多是创伤性影响到达一定程度才被认为是创伤者,非临床样本中也有很多人经受创伤的影响但未获得临床诊断的认可。再次,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者多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也有很大部分的创伤者后代适应良好,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和功能损坏,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未受到祖父辈创伤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第三代及之后的后代而言,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创伤也可以赋予他们积极的力量。
2 影响创伤代际传递的因素
创伤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Rhee和 Waldman (2002)对 51对同卵双生子和寄养子女进行的研究,以及 Tuvblad,Narusyte,Grann,Sarnecki和 Lichtenstein (2011)对 2600对同卵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基因因素在反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中占 41%和 61%的比率。同时,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Rosenthal (2011)发现在同是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身上存在着特定的倾向,他们都具有更多的人际问题和更低的自尊。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创伤者的后代都以同样的形式同等程度地受到父母创伤的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父母、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易感性上。这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创伤的代际传递,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产生影响(Testa,Hoffman,& Livingston,2011)。
在父母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的创伤程度和患病人数。 Davidson和 Mellor (2001)对比了 3组孩子的家庭功能情况。 3组孩子分别是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 PTSD,父亲参与战争但没患 PTSD,父亲没有参与战争,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战争并患有 PTSD的孩子家庭功能最差。这也说明代际传递来源于 PTSD而非参与战争。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父亲的情况,母亲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鲜有研究,这可能与男性是战争的主力有关。另外,Van Ijzendoorn等人(2005)的元分析显示,在双亲(比起单亲)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身上,创伤的代际传递更容易发生。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明确表明父母创伤程度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而且有研究显示父母患 PTSD的严重程度与孩子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有研究显示,相比于 PTSD的严重程度,PTSD的后果(如家庭暴力 )是孩子痛苦水平更好的预测指标(Harkness,1993)。
青春期 )的特征有关。另外,Rosenthal (2011)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进行研究,发现更年长的同胞具有更高的创伤代际传递易感性,原因可能是他们承担更多的职责,或者是出生于离战争结束更近的时期。但如果是在父母创伤事件之前出生的孩子,那可能会因为有部分健康生活的经历而能减缓创伤的代际传递(Dekel & Goldblatt,2008)。
在孩子方面,Rosenthal (2011),Dekel和 Goldblatt (2008)探讨了孩子的性别、年龄、出生次序和父亲受到创伤的时间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关于孩子性别影响的研究比较少,并且结论不一,有两篇文献显示父亲-儿子和父亲-女儿关系中,男孩、女孩报告的痛苦水平有差别 (Harkness,1993;Parsons,Kehle,& Owen,1990),一篇文献显示创伤的代际传递没有性别差别 (Dansby & Marinelli,1999),并且这些研究都仅限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关于年龄,Dekel和 Goldblatt (2008)发现大部分研究的孩子都是在 14 岁以上,并且极少有研究对孩子的年龄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很难区分孩子的痛苦是由父亲的创伤传递而来还是与特定年龄段 (如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Paris (2000)在其生物心理 -痛苦模型中认为,创伤后的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创伤症状的基线,并且还可能决定症状的具体形式。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以犹太人为例,二战的幸存者被认为是纳粹政府的被动受害者,幸存者们倾向于忘记或者压抑他们的遭遇。从小的社会环境来说,若幸存者后代有离家的经历 (如上学、参加青年运动或夏令营 ),与父母的距离能使得他们更好地区分父母与他们自己。在家庭环境中,家庭如果加入幸存者组织,在家庭中能够以不恐怖的方式公开讲述受难的经历,那创伤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封闭的、对灾难保持沉默的家庭 (Wiseman,Metzl,& Barber,2006)。
3 创伤传递的内容
从传统意义来说,创伤主要产生消极的影响和后果,但我们发现创伤者的后代并非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创伤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3.1症状的传递及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