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丹
. Plonger au fond du gouffre, Enfer ou Ciel, qu’importe ?
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 !
彼德莱尔,.旅行.,恶之花
程抱一先生曾多处提到他是如何在二十年的语言历险之后终于得以潜入到法语中,并从此进入到装备着这种语言的创造中。字里行间,他表达着他诞生在另一个生命里的感情,甚至是一种对法语的“感激”之情,他这样形容:“在某人的另一个生命中树立了一种永久的对话,既艰难又丰富,这个对话一点一点地蜕变成一种任何旧有的模式都无法定义的独特创造。而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形过程,正是要由法语来承担的。”2无论如何,这是一段复杂而又艰险的路,他说“在我到达法国后至少二十年期间,我的生命是被一种矛盾和撕扯的激情戏剧所标注的。”3
我还远不能体会这样一个历时长久又深刻的经验,但是我完全同意他提到的这种“矛盾和撕裂”感,这正是我在法语和我的母语中文二者之间体会到的。
我们常常无一例外的惊叹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其中两种语言被很明确地描述为“不同”。弗朗索瓦于连在他2012年出版的《差距和进入》一书中写到:“对于欧洲的文化来说,中国处在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外部性中。” 以相互的但或许不是对称的方式,法国文化也被看作是“外国的”,这种视角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首次向世界敞开时就以“中学西用”的说法被表达。“中学西用”,按照安娜程的定义是:“以中国之学为建构性的根基,以西方之学为功能性的应用”4。知识分子们很早就意识到可以通过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同一性的重构。
如何从法语到中文翻译精神分析的著作?我想就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渴望另一种语言?”是法语的音乐性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语言覆盖音像图式上的不同区域;也就是说,随着进入一种语言,我们丧失我们先天本来具有的发出所有声音的可能性,我们的发音于是局限在我们的母语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新语言
的学习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发音上的困难,其中最难发的一些音恰恰是在我们的母语中不存在的一些发音。接近一种语言通过近似性。发现的喜悦却是在与两种语言细节差异的对峙中体会到的。一位作家曾说过:“我们并不居住在一个国家,而是居住在一种语言里。”茱丽亚克里斯第娃很生动地描述说:“我构筑了一个我居住和居住在我身上的新居,在其中发生着我们可以称之为的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精神生活。”5这是一个不抹除或拆毁母语的重构,它建立在两种语言经验的一个融洽协定上。它苛求在解析这种外语的同时,面对一种我们自己觉察不到的内心生活的“陌生性”。它在把这种隐秘的陌生内在性运载到一种新的语言上的同时,激起一种力量去以新词,新句型,新语法创造一个新的接待它的地点。如果精神分析很好地证明了言语作为主体降临的地点,那么其工具不是可以在对另一种语言的经历里找到吗?
“学法语”不是一个从中文到法语的简单移置,“从法语到中文的翻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粘贴。涉及到的是翻译一种我们必须将之返还到母语的“陌生性”。应该首先很好的理解法语作品的内容,解析句子之间的关系,深入到作者的思想中,以便找到用语的恰当意思;还应该大胆地解构现有的因素,将它们放置在顺应中文句法的合适位置上,并使这个重新构造的整体具有可传递性。这是一个既在语言学层面上又在自己的内在层面上对话两种语言的练习。最终我们会意识到这个练习是如何的要求挖掘并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言,翻译本身将向我们显示出我们母语令人吃惊的丰富性。“从法语到中文”的翻译是创造和再创造一个言语的地点,是使一块新陆地诞生,在其中母语将变得更加珍贵而法语会以一种既忠实于原著又使所翻译的语言文化推陈出新的方式被抵达。从来都没有没有痛苦的胜利。这是一个不可中止的:研究,探寻,拆解,重组,重新找到 ...的努力。
我的精神分析家训练是从2004年开始,我在四川大学2007年取得了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随即2009年在法国取得巴黎第七大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病理学硕士,我目前继续在巴黎七大读本专业的博士。这些年中,我翻译了很多中法精神分析会议和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分析法语文章。我还参与翻译了Laplanche主编的《精神分析字典》和儿童精神分析家弗朗索瓦丝多尔多的《多米尼克个案》。翻译有别于一个阅读。它是对精神分析著作的另一种阅读。通过解析术语,重新断句,一种精确性会呈现。应该参照精神分析的其它词汇并澄清术语的用法,以便找到中文对等的词语甚至创造一个适合的术语。有必要切割完全非中文句法的句子,首先提取一些主要的成分,移置其它的补语, 以便在一个可读的可接收的中文句型里重组它们。还应该在脑海里假设翻译所针对的中国读者群,同时遵循作者的思路和文章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