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在第十六届精神分析大会(1949年苏黎士)上宣读。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期刊31 (1/2) (1950).
在我的研讨会和督导分析中关于反移情的短评引发了一些讨论和注意。我被新人之间普遍的信念所触动,他们认为,反移情除了成为麻烦的来源之外一无是处。很多新人在意识到自己对患者的感受时,感到害怕和内疚,并因此试图避免任何的情绪反应,同时变成彻底的决绝与超然。
当我试图追寻分析师“超然”想法的来源之时,我发现,我们的文献确实涵盖了对分析性工作中的描述,这导致了以下的观点,一位好的咨询师在面对其患者时,除了正式的温和与慈善之外,不能觉察到其他的东西,同时,任何表面上平顺的情感波动代表着需要被克服的扰动。这可能来自于对弗洛伊德(1912e The Dynamics of Transference 移情动力学)一些语句的误读,就像他用外科医生在手术中的心灵状态做的比较,或者他的镜子的比喻,至少这些都被我引用到了就此而论的与反移情性质的讨论之中了。
另一方面,有一个相反的学派思想,像弗伦奇一样,不仅承认分析师对他的病人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而且建议他应该时常公开的告诉他们。在爱丽丝·巴林特那篇热心的文章《基于弗伦奇实验的移情处理》‘Handhabung der übertragung auf Grund der Ferenczischen Versuche’ (1936)中,她认为咨询师真诚的部分是有帮助的,这又与精神分析中与生俱来的对真理的尊重相一致。我不能同意她的结论,虽然我欣赏她的态度。其他的分析师再次声明,当他对患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使得分析师更“人性化”,同时这有助于他与他建立“人性化”的关系。
出于这篇文章的宗旨,我使用“反移情”这一术语来涵盖分析师对他患者的所有情感。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使用术语是不对的,而且反移情仅仅意味着转移了分析师的那个部分。然而,我想说前缀counter'反'暗指了其他的因素。
顺便要说,需要记住的是,移情的感受不会从极其不同于自己权利所涉及另一个人中急剧的分裂,也不会作为父母的替代品。人们常说,患者对于他的分析的感受,并非都是源于移情,并且,作为分析的进程,他变得越来越有“现实”的能力。这个警告本身就说明了两种感情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我的论点是,分析师在分析情景中对其患者的情绪反应代表了他工作的最主要工具。分析师的反移情是进入患者无意识的研究手段。
分析情景已经从多角度被研究和描述了,它独特的特征有着普遍的一致性。但是我的印象是,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没有被特别的强调过。这种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区分是,患者对于伙伴的情感是缺席的,没有呈现;分析师,却是高于所有的情感体验并制造了他们,这些因素是相互依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师分析的目的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机械的大脑,可以产出基于纯粹智力过程的解释,而是使得他有能力忍受扰动他的情感,而非卸载之(就像病人做的那样),以便当他作为患者镜面反射功能的时候,让其从属于解析的任务。
如果咨询师不试图请教自己的感受,他的分析是可怜的。我经常在初学者的工作中看到这些,他们出离于恐惧,忽视或压抑了自己的情感。
我们知道,分析师需要悬浮注意,以跟随患者的自由联想,而这时他们能够在许多层面同时倾听。他必须感知患者话语中明显和潜在的意思,影射和暗指,并与之前涉及童年情景,藏在当前关系之后的会谈相连接,等等。通过这种方式的倾听,分析师避免了在每一个主题上都斤斤计较的危险,同时,依然有能力接受患者在自由联想中的多主题,以及这些序列的变化中的意义。
我建议分析师跟随这种自由工作的注意,需要自由地激起情感的敏感性,以便遵循患者情绪的脚步以及无意识的幻想。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分析师的无意识理解他的患者。这种深层次的契合走向了情感形成表面,分析师在他的“反移情”中觉察回应他的患者。这是患者的话语够到他的主要的动力方法。在他自己的情感唤起和患者自由联想与行为之间比较,分析师拥有他是否理解或不理解他的患者的最重要的检查手段。
因此,然而,任何形式的剧烈情绪,爱与恨、无助与愤怒促使其采取行动,而不是凝视与混淆观察和正确衡量的能力,它遵循于,如果分析师的情感反应是强烈的,它会打败他的客体。
因此分析师的情绪的敏锐度必须是广泛的,而不是密集的、差异和移动的。
当分析师不将自己的自由情绪反应登记为情感的问题,并结合自由联想之时,就会延伸分析的工作,因为他们符合他的理解。但,他的被唤起的情绪常常更接近于问题的心脏而不是他的推理,或者,换个说法,他的无意识更加敏锐的感知患者的无意识,并先于他对这一情景的意识概念。
最近的经历浮现于脑海,这涉及了我从同事哪儿接手的患者。该患者是40岁的男性,起初,因为婚姻破裂问题而寻求治疗。在他的症状中,滥交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在我和他分析的第三周,他告诉我,在这次会谈开始的时候,他打算娶一个只见了很短时间的女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结婚的愿望明显是由分析阻抗和他移情冲突的行动化所决定的。与我关系亲密的愿望已经在强烈而又矛盾的态度之中清晰的呈现了。有如此之多的理由让我怀疑他意图的智慧,并且怀疑他的选择。但是这种试图回避分析的尝试并不罕见,在开始或治疗的重要的节点上,通常不代表工作中太大的障碍,因此灾难性的情况不必出现。我因此有些不解地发现,我对此感到忧虑并且担心患者的评论。我觉得有更多的东西卷入到了他的状况之中,一些东西超越了一般的付诸行动,然而这些躲避了我。
在进一步的关于他朋友圈的联想中,患者描述了她,说她有过“曲折的道路”。这个短语又一次记录并增加了我的疑虑。我渐渐明白,确切的说,正是因为她有一个“曲折的道路”,他才被她所吸引。但是我觉得,我还没完全看清楚。不久之后,他来向我讲了他的梦:他从国外获得了一辆损坏的非常不错的二手车,他想修好它,但是梦里的另一个人出于谨慎而反对。这个患者,如他所说,“让他感到困惑”可以他可以继续修这部汽车。
在这个梦的帮助下,我开始理解是什么让我觉得有一丝不安和焦虑的感觉了。在简单的移情冲突之外的确有更多的危险。当他给了我这个特殊的小汽车——非常好、二手、进口的——患者自发的认识到它代表了我。梦里的另一个人试图阻止他,这个人支持着患者自我的部分,又让他困惑,其目的在于安全和幸福,并且让分析作为了受保护的对象。
这个梦表明,患者希望我被伤害(他坚持让我成为难民,适用于“曲折的道路”这个已经用在他新朋友身上的表达。)出于对他的虐待冲动的罪恶感,他被迫作出赔偿,但这赔偿是自虐性质的,因为它需要想办法遮蔽理性和谨慎的声音。
患者与他新朋友结婚的意图,那个受伤的女人,来自于两个部分,并从他移情冲突中行动化了,事实证明,这种特殊而强大的受虐和肆虐系统决定了其移情冲突。混淆的元素保护的图像本身就是双重目的的,表达着他的施虐与受虐冲动:其目的在于消灭分析,它代笔了患者婴儿期针对母亲的肛欲攻击模式的施虐倾向;在此程度上,它主张排除他对安全和幸福的渴望,它表达了他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补偿变成了自虐的行为再次滋生了仇恨,并且,远离了破坏性和罪恶感之间的冲突的解决,导致了恶性循环。
我已经立即无意识地把握了情况的严重性,因此我体验到了担心的感觉。但是我的意识理解相对滞后,这样我就可以破译患者的信息,当提出了更多信息之后,又在一小时后寻求帮助。
为了给出一次会谈的要点,我希望说明我的观点,分析师对其患者即时的情绪反应是患者无意识过程的一个重要指针,并且指导他走向更全面的理解。它帮助分析师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患者自由联想的最紧迫的元素之上,同时为我们从熟知的多因素决定的材料中进行至关重要的选择服务。
但我要强调一点,分析师的反移情不仅仅是分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患者的产物,这是患者人格的一部分。(我可能触及到Clifford Scott博士身体图式概念术语的那个观点,但是沿着这个线追寻会远离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