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研究的沿革、趋势与理论建构
中国人李宇 1,2王沛 1孙连荣 3
摘要
关系的感知与理解。根据对象可以分为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以及以社会决策为核心的社会事件认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做出了先驱性贡献。但无论就理论建构、研究范式还是研究内容而言,大量研究沿袭了国外研究的预设前提与范畴,即“本位认知”,脱离了中国人社会认知滋长的基础——以“差序格局”为基调的传统文化以及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期的文化。通过梳理与整合涉及社会认知主题的研究及其内在逻辑,发现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为“他位认知”,并且集中体现为“差序格局”文化衍生与发展的“群际认知(阶层认知)”,进而尝试围绕“群际认知”这条主线解读与建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推进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深层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关键词
社会认知; 本位认知; 他位认知; 群际认知; 阶层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回溯:两种研究意识与三个发展阶段
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90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如今业已成为社会心理学、乃至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的感知和理解(庞丽娟,田瑞清,2002)。社会认知的对象可分为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以及社会事件认知(包括社会归因、社会推理与社会决策等)。社会认知研究作为面对国际社会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中国心理学家们,甚至社会学家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总体来说,中国心理学界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脉络及其发展轨迹大略呈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介与初步验证。20世纪80年代末,儿童社会认知领域是社会认知引入中国的最早的领域之一,包括儿童道德发展、儿童攻击性以及儿童间的冲突(顾援,陈会昌,1988;方富熹,1986)。与此同时,开始关注人际关系研究(黄希庭,时勘,王霞珊,1984);张智勇(1989)最早介绍了刻板印象的测量与理论研究。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社会认知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研究主要涉及下
自尊(张文新,1997;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刘明,1998;魏运华,1998)、自我监控与调节(章建跃 , 1998; 董奇, 周勇, 1995; 刘儒德 , 陈琦, 1999)等;(2)人际认知。主要体现为人际关系 (黄希庭等 , 1984; 章志光 , 王广才 , 季慎英 , 1982)、人际信任与人际冲突 (张荣娟 , 李文虎 , 胡芸, 2005; 张建新, Bond, 1993); (3)群际认知。包括民族冲突 (孙代尧, 1999)、社会认同 (张莹瑞 , 佐斌, 2006)、刻板印象(王沛, 1999)与偏见(王沛, 1998)等; (4)社会决策认知。包括风险决策 (刘霞, 潘晓良, 1998)、组织群体决策 (滕桂荣 , 1988; 刘翔平 , 1996)、道德决策与儿童决策特征 (陈单枝, 朱莉琪 , 2005)等。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被试为对象 , 采用西方的研究范畴、方法以及工具进一步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认知的理论与研究范式。
述主题:(1)自我认知。包括自我概念(周国韬,贺岭峰,1996;俞国良,翁亚君,1996)、第二阶段, 探索与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特征。在第一阶段的研究基础上 , 有些学者发现中西方社会认知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例如 , 利用自编问卷调查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意识 (韩进之, 杨丽珠, 魏华忠, 1987); 编制一系列中国人自己的问卷, 对中国人的自我 (包括自信、自立、自强、自尊等)进行了探索 (郑剑虹 , 黄希庭 , 2007; 黄希庭 , 余华, 2002; 毕重增, 黄希庭 , 2009; 夏凌翔, 黄希庭, 2008, 2009; 郑剑虹 , 黄希庭, 2004);研究记忆时发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参照效应的特点 (戚健俐 , 朱滢, 2002; 刘新明 , 朱滢, 2002); 研究决策时发现中西方存在许多差异 (刘永芳, 苏丽娜, 王怀勇, 2011;段婧, 刘永芳, 何琪, 2012; 马剑虹, 王重呜, 王钢, 郑全全 , 1992; 汪祚军 , 李纾, 2012a, 2012b; 于窈, 李纾, 2006; 张文慧 , 王晓田 , 2008; 郑全全 , 郑波, 郑锡宁 , 许跃进, 2005)。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要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形势结合起来 , 力促社会认知研究的中国化。但就总体而言 , 这个时期的研究显得庞杂而纷乱 , 仅有少数课题涉及到了文化因素(景怀斌, 2006;侯玉波, 朱滢, 2002;凌文辁 , 郑晓明, 方俐洛 , 2003)。且有相当一部分领域仍属于空白 , 例如群际认知领域对阶层认知的研究很少有心理学家涉及 , 倒是有一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上进行了很有启发价值的探讨 , 开展了有关阶层意识与阶层分化发展状况及其趋势的研究 (陆学艺 , 2002;李路路 , 2012;李培林 , 2005)。
第三阶段, 尝试建构中国化社会认知的研究框架。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 , 心理学家们开始将文化因素纳入各自的研究领域 , 尝试提出他们的中国化理论。例如 , 杨中芳和彭泗清 (1999)率先提出了理解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理论框架。黄希庭和夏凌翔(2004)构建了颇具我国文化传统的人格特征理论。朱滢 (2007)提出, 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 , 前者是互倚的、联系的自我。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部分资深的心理学家们关注到了与西方价值观迥异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 进而呼吁建立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研究之路, 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无疑 , 这些研究活动对于我们构建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理论起到了奠基与导向作用。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势恰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 “意识” (杨波, 1999)的萌发、冲突与调和的变化轨迹。而这两种意识也正是本研究试图构建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下面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方面,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拉近了全世界人们的距离 , 致使人类共性特征与问题的探索与解决成了可能。这种全世界人们都来关注与努力解决共同的重大问题的意识就是所谓的全球意识。就社会认知领域而言 , 全球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研究构想上 ,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对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应有一个全球眼光, 认识到人类生活有许多共同的主题 , 其理论有着一种整合统一的趋势 , 其研究需要遵循共性原则, 进而联合东西方心理学家 , 共同探索普遍而稳定的社会认知理论模型。二是在研究策略上 , 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工具 , 来考察人类的社会认知特征。
另一方面, 世界文化在破除 “欧洲中心论”之后, 在“全球意识”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而“寻根意识 ” (即“民族意识 ”)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也就悄然兴起。所谓的寻根意识或民族意识指的是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探究各民族独特的国民心理特征的意识。对于中国来说 , 五千年文化的传承深深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特征 ; 国内当前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以及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的文化转型 , 国人的社会认知迫切需要重铸与更新。与此同时 , 在国际上, 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当今中国经济的腾飞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等多种原因 , 东方文化,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 中国的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寻根意识亟须增强。
从以上分析来看 , 中国心理学家们在经历了 “全球意识 ”兴起、“寻根意识”的萌发与增强、并与“全球意识”抗衡的阶段之后,势必呼唤二者的调和!因此,无论从学术、社会形势还是文化传承来看,建构中国人特有的社会认知整合体系势在必行,不仅为前瞻和重铸未来中国人社会认知提供一个科学的参考体系,更有助于整合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现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证据。此举显然具有深刻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2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衍变
根据各种社会刺激的类属及其本质,将从四个方面来评述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衍变:自我层面的认知、人际层面的认知、群际层面的认知以及裹缠着社会归因与社会推理的社会决策。
2.1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正像Allport (1981)指出的, 自我意识具有个人隐蔽性 , 同时又具有渗透性、弥漫性 , 因而对于隐蔽的自我意识的探索往往只能通过其渗透的、弥漫的作为行为主体的自我外部表现的研究才能达到。离开最能反映自我意识程度、水平的外部行为调节去研究对自我的认识程度、水平 ,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 国外的学者们根据可观察的外在行为表现来研究自我。纵观他们的研究发现 , 西方人的自我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个人主义文化观驱动下 , 自我研究的预设前提为自我本位, 即强调尊重自我 , 尊重自我个性 , 特别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自主性 , 以自己的立场为中心去判断、去行动以强调自我的独特性 , 自我本位的理想模式是和谐状态下的自我实现 , 盲目的极端模式则是自我凌驾于善恶等价值观之上。面对国外的这一理论预设 , 中国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又是如何的呢?
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俞国良等人 (1996)采用福托斯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修订版考察 10~15岁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特征。在内隐认知领域 , 研究者结合自我报告量表与 IAT测验考察了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的关系 (蔡华俭 , 2006, 2003a, 2003b; 蔡华俭 , 杨治良 , 2003)。在神经生理层面 , 研究者介绍了西方的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研究进展 ; 并利用其范式对自我与他人的面孔识别进行了 ERP实证研究 , 发现自我面孔识别涉及前额叶、脑岛、扣带回等脑区的协同作用 (彭小虎 , 王国锋, 魏景汉, 罗跃嘉, 2004; 关丽丽 , 齐铭铭 , 张庆林, 杨娟, 2011;彭小虎 , 罗跃嘉, 魏景汉 , 王国锋 , 2003)。也有学者介绍了国外自尊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进展 (尹天子, 黄希庭, 2012; 杨娟, 张庆林, 2010)。
研究早期, 在行为层面的外显认知领域, 研究者直接采用国外认知操作范式的内容来探索儿童在认知操作活动中的自我监控能力 (沃建中 , 林崇德, 2000)。上世纪 80年代, 黄希庭等人采用 (1989)Roeach编制的 “价值调查表”对我国在引介与验证西方研究的基础上 , 学者们他们开始从各自的领域探索中国人特有的自我认知 (张进辅, 童琦, 毕重增 , 2005; 冯冬冬, 陆昌勤, 萧爱铃 , 2008;韩晓燕 , 迟毓凯, 2012; 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2009; 彭彦琴 , 江波, 杨宪敏 , 2011;王永丽 , 时勘, 2004)。在人格领域 , 编制了中国人自我价值观量表、自立人格量表与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量表等 (夏凌翔 , 黄希庭 , 2008; 陈红, 冯文锋, 黄希庭, 2006; 黄希庭 , 余华, 2002); 提出了颇能反映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格特征的关照的 “自立、自信、自尊、自强 ”等自我特征 (胡金生 , 黄希庭, 2009; 夏凌翔 , 黄希庭, 2012)。在记忆领域 , 发现了中国被试参照父亲、母亲进行加工的成绩与参照自己一样好 , 支持了独立型 /依赖型自我概念模型中东方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包括父亲、母亲、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的观点 (戚健俐 , 朱滢, 2002; 刘新明 , 朱滢, 2002)。在中国人的 “自我”概念中, “自我”一词除了代表自己外 , 还代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父母、朋友 (管延华 , 迟毓凯,2006)。一项有关自我面孔识别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 , 只有中国被试出现了典型的 “Boss– Effect”, 即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自我面孔 , 而美国被试则出现了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马建苓, 陈旭, 王婧, 2012; Liew, Ma, Han, & Aziz-Zadeh, 2011)。研究者还在自我研究中发现 , 中国人可能拥有在社会情境与自我之间寻求均衡点的中庸自我 (林升栋, 杨中芳, 2007)。习惯于阴阳关系思维的中国人会称他们的 “自我”是“既此又彼 ” (如“外圆内方”、“刚柔并济 ”), 而且并不感到 “自相矛盾 ”。中庸自我能够看到对立两极之间的转化关系 , 他们在感知与行动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博取社会赞许, 而是基于 “诚”的修养。研究者提出 , 中国人一方面仍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 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工商社会中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 , 合而成为一种兼具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文化自我。他们构想了一套华人双文化自我的个体发展的阶段理论 , 包括个体取向的自我发展五阶段理论与社会取向的自我发展五阶段理论相结合的 Y型架构 (杨国枢 , 刘奕兰, 张淑慧, 王琳, 2010)。
在神经科学领域内 , 中国学者也找到了一些具有中国化的自我认知特征的证据。朱滢(2007)对记忆领域内的自我结构的研究较为系统。他强调西方哲学、西方心理学与西方 (被试的 )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是一致的, 都突出个体的自我自身 , 反映在大脑活动上 , 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不表征母亲。中国哲学、中国心理学与中国 (被试的 )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也是一致的, 都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的联系 , 反映在大脑活动上 , 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在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机制研究中 , 研究者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简称 ERP)记录了英国和中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和熟悉面孔头部朝向时的脑电反应 , 结果表明对英国被试来说自我面孔更容易引起注意 (Sui, Liu, & Han, 2009)。研究还发现 , 两种文化下所产生的脑电显著不同:英国被试在知觉自我面孔时在额中区产生了 N2 负波; 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才产生较强的 N2负波。N2反映了那些与自我相关的有意义的面孔的深度识别(Folstein & Van Petten, 2008)。对此, 研究者认为 , 现有的脑成像技术坚实地证明了不同文化中自我的经验与概念化方式之间存在差异。东亚文化环境对个体间联结的重视导致了自我与亲密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融合 , 而西方文化中独立型自我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自我与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分离 (杨帅, 黄希庭, 王晓刚 , 尹天子, 2012)。
从以上有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研究来看 , 在早期对西方理论与研究范式验证性研究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的寻根意识逐渐萌生并形成与全球意识抗衡的趋势 , 为中国化的自我研究做出了先驱性贡献, 但还没有构建起与文化相整合的自我理论框架, 因而无法根本性地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 包括:中国人自我的本质及其结构是什么?是强调个人取向、人际取向还是社会取向?为此 , 我们应着力探索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本土化理论和方法 (杨帅等,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