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星从”-一些相遇-一些“开口”
精神病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就是主体和他的同伴之间关系的歪曲:“在一起”的障碍、“和别人在一起”(共同存在Miteinandersein)的障碍。但是这些关系和心理投注[1],不管它们是多么微小的,却都是始终存在的。这一看法是托斯盖勒强调的“星从”这个基本观念的基石。每个主体都依靠其心理投注生存,即使这只是对少数人、事物和地点和动物的非常部分的心理投注。在生活条件允许他们具有一定的表达和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即在自由“行动”和相遇的情况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例外于这一规则。因而通过彼此的情投意合和正面或负面的选择,以及大量的、几乎不能被他们自己或其他人觉察的转移的联系,他们就“选择”了周围的一些人。这是对于友善(这一词语)的一种平庸的说法;我们或多或少通过选择性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朋友。“星从”因而就由病人所“看重的”一些人组成。当这些人不在的时候,他心里就“空空的”,并感到或多或少的痛苦,有时甚至感到“分裂(dissociative[2])”。“星从”是那些受到(病人)心理投注的人的一个集合。但是它涉及的不是把这些人“封闭”到一个“小组”中。用“小组”来取代“星从”,创造了一种主体对于小组成员超级依赖的不自然的结构,导致一些最终产生灾难的严重认同系统。
此外,这样一个的“小组”始终是“封闭”的产物。然而,由于其根本障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就是对外部世界封闭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引入开放”。这些心理倾注的无意识选择因而应当是相对自发的,交给一些“偶然的目的”。在一个小组中,将会有一些自我镜像间的魔力效果,或者一个通过小组中或多或少的理想化身所产生的相同效果。
认同—异质性—责任化-体制化
同样重要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做不到在日常生活中“站住脚”,而只能扮演某种角色。例如,吧台服务的角色:他就“是”吧员。他在厨房工作一会,就把自己当作厨师。一个小组的模式将把他完全封闭在一个角色里。此外,当一个处于非常分裂状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一个空间过渡到另一个空间、从一个活动过渡到另一个活动时,是会有某个困难而有点模糊的时刻的,因为这涉及到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的过渡。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最近对我说:“我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外表所代表的人……”越有身份的障碍,就越有扮演一个角色的倾向。
为了具有多种心理投注,必须要有自由行动和表达的可能性——这不一定仅限于口头表达——和一些相遇的机会,但并不仅仅如此。重要的不是处在某种被动的意识形态中,等着这一切发生。我们清楚的知道,对精神病的所有分析治疗都需要治疗师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他必须要“提供材料”。Gisela Pankow[3]常常指出这一点。不应当把病人晾在那里自己做(胶泥泥塑),同时被动地等待,处在斯芬克斯[4]般的沉默中。但是也不应当引导这个心理投注的“选择”,或者至少不用直接的方式。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医院、诊所等等)这个微型社会里,保持治疗团队的异质性。每个负责任的人都应当保持“身份”、“角色”和“功能”等东西之间的区别和距离。护士自以为自己是“护士”,厨师自以为自己是“厨师”,医生自以为自己是“医生”,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每个人都自己认同为他的“身份”。真是疯狂之极,这个问题应当通过集体工作的方式,在各个层面上被处理掉。
为了能够做这个辩证法的体操,必须要设立一个有助于“体制化过程”(Hélène Chaigneau[5]语)的合适组织构造。托斯盖勒提到“体制的网”这个主题。我们可以说,这是有方向性的(建立联系的)机会的微社会支持(系统)。它不是一个谜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板”,而更象是一个“数学张量”的模板;这对应于Eugène Dupréel说的“直接”和“间接”的“补充联系”,后一种联系在机构组织中具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它接近Slavson命名的“间接关系”,以及菲利克斯•加塔利[6]所说的“横向性”。此外,补充的间接关系是与每个病人的“责任化”分不开的。心理投注事实上是与一个与之对等的责任的分布相关的。例如,即使是非常部分地,通过一个小团队,对图书馆或者酒吧负责,都是一个与不同人群接触、“与他人一起”分享责任并向全体机构成员汇报的机会。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机会,心理投注才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尤其不应当试着去控制它们,“自发主义”应当完全按照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来调节(tempéré)(就象《平均律键盘曲集》« le clavecin bien tempéré »一样)。这一“韵律调节”是一个整体结构和“体制的网”的结果。但只有在“潜存”着这样一个伦理位置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才有意义,即:我们“对别人的责任负责”——按照伊曼努尔·列维纳斯[7](Emmanuel Levinas)的提法。机构中生活的所有活动不应当是处在“假装的”范畴中。治疗师的伦理位置意味着他们对别人(即病人)的责任负责,即使是在暴力的时刻。否则,我们就变成了救济和庇护活动了。精神病患者们会很清楚地觉察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