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证据显示，社会地位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与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毕生投入追求功名的“事业”，相反，我们应该判定哪些事真的值得去做。
哲人
近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会深深影响到他的健康与幸福。这一曾经令人惊讶的理论现已得到广泛认可，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以及《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的两位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等社会流行病学家，为此做出了极大贡献。
社会地位影响福祉的理论也有很多批评者。但即使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也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应对。我们常常认为，如果有证据证实社会地位真的会影响人类的感受，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正常或典型的现象并非总是可取或不可改变的。
举例来说，所有的跨文化分析都会发现，在抚育子女方面，母亲要比父亲付出的多得多。但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现象永远都不可能改变，那瑞典的父亲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为引领时代的楷模。即使一种行为模式是近乎普世的，我们也无法预先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我们不能改变的自然法则，还是只是一种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改变的原始陋习。
按照“社会地位重要论”的主张，就连该理论本身就存在内在可变性。所有认真的人类学分析均表明：社会地位的内涵随地域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比方说，在许多正统犹太社区里，人们更加推崇的是教育，而非财富。而40年前，教师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自评分为4.3分（满分为5分），如今这个自评分降至2.7分左右。
因此，应对地位重要论这一“事实”的方式，不应是简单的接受我们的经济实力地位是不可避免的。更理想的策略也许是，试图改变我们对于什么应当受到珍视的假定。地位的内涵并非天赐，而是我们赋予的。
精神科医师
人们常常对自己实现不了自我期望耿耿于怀。自感事业无成、同时念念不忘同行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心境可能毁掉即便是最成功的人生。这种现象不足为怪：我们所处的社会看重竞争，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地位的物质标准做出自我评价。
如果世界由成功者与失败者组成，那么把自己列入后者行列，会让你感到现实与期望之间存在令人不快的差距。我们经常认为，要化解这一心结，只能是取得更多成就：如果我们通过打拼获得了更丰厚的薪水、更漂亮的住房，以及更强健的体魄，那么我们就能摆脱这种攀比游戏，感到满足。
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能走上一台永不停下的“跑步机”而不得脱身。在我们眼中，总有一些人的成就超过我们，而我们会不断“跑步”，试图赶上他们。有些研究人员把渐趋增多的精神健康问题归咎于这种追求竞争的个人主义。
追求功名是人类经过进化的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据此就认为，我们应当穷其一生，奴隶般的追求最基本的本能欲望。我们可以运用自己拥有的反省能力，帮助自己判定：哪些真的值得去做，哪些真的会让人生富有意义。
我们不必一窝蜂式的唾弃尘世，去追求冥想式的生活（虽然有些人可能想这么做）。但是，对生活做些调整或许会有所裨益。
心理学家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对追求功名是缘于威胁还是缘于价值观做了区分，我觉得这颇有价值。我们全力以赴的做事，应该是缘于我们看重它们，而不是为了逃避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焦虑感。
即便某种程度的攀比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我们也能够通过专注于自己满意的事、充分品味“小事”的乐趣、出于兴趣参与某些活动、以及寻找非竞争性的社交活动，来创造更多平衡。我们不必从幸福生活中彻底排斥社会地位，但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
精神科医师与哲人一起居住在英格兰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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