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冲突发生的原因，告诉我们如何最好地重建社区和国家，并帮助防止未来的暴力。一些心理学家发展了冲突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冲突的理论。
例如，乔治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冲突解决项目主任Fathali Moghaddam博士创立了全文化主义（omniculturalism）理论，该理论强调了不同冲突群体之间的共同相处是促进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Moghaddam认为，如果这些研究在一个因暴力而分裂的世界里得不到应用，那么其作用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希望将他们的发现传播给关键利益相关者（如政治领导人）的原因。
和平促进团体使用心理科学来发展理论和实践，以防止和减轻直接和结构性的暴力。美国心理学会第48分部（和平、冲突和暴力研究协会：和平心理学分部）的成员通过出版专业期刊、资助和平相关项目以及支持K-12、大学和研究生环境的和平教育，致力于推进和平心理学。
认识到对循证解决方案的迫切需要，一些心理学家既进行研究，又在冲突猖獗的地区应用他们的发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教授Eran Halperin博士研究了如何促进心态改变，来推动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中的和平关系。他说：“我可以发表越来越多的论文，但我们必须搭建一座从科学到现实世界的桥梁。”
培育同理心
直接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这在后勤上可能很困难，有时也不安全。Halperin的实验室专注于确定间接的方法，以化解人们对冲突的心态，并希望在群体之间创造更多的共鸣。
他的发现表明，许多人认为同理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同理心给了其他群体，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的同情心就被掏空、不够了，这可能会加剧群体间的冲突。
在耶路撒冷艺术节最近的一个项目中，Halperin的实验室创建并实施了互动表演艺术，将同理心传达为无限资源。最终，他们发现推广无限同理心（unlimited empathy）的想法导致群体外的成员（不属于参与者社会群体的成员）体验到了更多的同理心[1]。
在这项研究中，一些参与者遇到了一位将同理心描述为无限资源的演员。然后，所有参与者分别遇到了两个不同的演员，一个是阿拉伯人，一个是犹太人。每个演员都分享了一个悲伤的个人故事。听到第一个演员讲述的“同理心是无限的”信息的参与者，能够对第二个演员的痛苦感同身受，无论他们是否共享相同的文化。许多人甚至会和（分享了悲伤个人故事的）外群体演员拥抱或握手。
Halperin希望此类项目能够影响人们对外群体的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他人”的行为也会改变。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干预措施改变人们对冲突或外群体的看法，这些干预措施激发了希望，让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赋予青年权力
在反对不公正方面，年轻人一直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抗议警察暴行到帮助推翻独裁者。
Laura Taylor博士是都柏林大学学院心理学副教授，《和平与冲突：和平心理学杂志》的编辑，她一直在研究如何激励年轻人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Taylor运用了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的方法。
她创建了一个故事书小插图，以促进6岁儿童对难民的同情。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要注意故事中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告诉孩子们注意故事主角（叙利亚难民）的感受。研究发现，第二种情况的儿童更有可能帮助难民[2]。
Taylor说：“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能促进同理心和观点采择，年仅6岁的孩子就更有可能帮助新人。”
点燃年轻人的友谊火花可以激发新的规范，并有助于打破暴力循环。由于许多冲突是代际冲突，并且代代循环，因此在群体之间培养同理心是开始改变长期暴力模式的一种方式。
观点采择还可以激励青年参与并有效地参与社会运动。研究表明，当年轻人参与比例较高时，抗议和示威会更有效（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3]。原因可能包括他们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信息，以及减少需要时间的家庭和职业义务。例如，前南斯拉夫一个名为Otpor的学生运动成功地利用公共艺术抵制了米洛舍维奇的竞选。
“人们经常关注精英，却不承认年轻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有投票权的人，从长远来看，他们将生活在代际冲突中。”Taylor说，“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激励年轻人参与进来，以及是什么让他们有效。”
应用神经科学
渴望权力可能会激发暴力。同样，当人们或团体感觉到他们的核心需求（如归属感、安全或资源）处于危险之中时，也会出现冲突。布兰戴斯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Mari Fitzduff博士说：“许多争吵都是因为人们或团体感到被排除在外，或者他们没有获得自己的土地或财富。”例如：
她说，普京的行为可能源于他对欧盟和北约扩张的担忧被忽视，极端分子可能会采取暴力行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通常合法的需求被忽视了。此外，这种暴力之所以持续，往往是因为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暴力实现的群体纽带满足了他们归属感的需求。在当前的中东冲突中，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认为他们对身份认同和安全的需求在战争中岌岌可危。
这些情绪有助于解释冲突的生理过程，并帮助和平建设者了解促进群体之间对话的新方法，最终可以为更和平的社会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Fitzduff为解决群体间冲突的调解人提供了建议。
例如，研究人员发现，使用鼻内催产素可以促进合作，并减少仇外群排斥[4]。这一发现表明，当人们感到威胁较少、联系更紧密时，他们可能更有可能一起工作。当人们将其他群体成员视为自己群体的一部分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意味着建立人性化的联系，允许群体之间产生共鸣，这很重要。
根据Fitzduff的说法，困难对话的调解员可以通过以不鼓励团体完全分开坐的方式设置调解室来促进富含催产素的环境。例如，提供非正式的聚会空间，如有咖啡和小吃的公共走廊，或安排体验，通过自然和轻松的对话（如体育或文化休闲活动）创造催产素联系。
培训教师
战争会带来身份认同冲突，教师的任务是解决不公正、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对社会多样性和多样性的误解等主题，以达到未来不会引暴力冲突的目的。
教师的课程可以帮助塑造学生理解冲突的根源和后果，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其他群体、并与之互动。
了解教育在帮助打破暴力代际循环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是Karina V. Korostelina的研究的重点。她的培训重点是让敌人人性化，并将暴力的历史叙事重塑为和平、公平和正义的叙事。
例如，在乌克兰，她实施了基于心理学的历史教学方法，以准确解决冲突，并教育学生了解和平、正义与和解的重要性[5]。虽然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一直与俄罗斯交战，但科罗斯特利纳的工作表明，乌克兰人对和平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和平持不同观点。她的培训让教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偏见，这样他们就不会将这些偏见纳入课程，并通过公平和尊重的视角解决分歧。
她开展的一些活动教会学生对话和辩论之间的区别，帮助他们确定自己对群体内和对外群体的潜在歧视的偏好，并帮助他们理解和平的意义，不仅包括没有暴力，而且对所有人的正义。她说：“教师通常没有接受过解决冲突的培训，这是我们传播心理科学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其应用到他们的课程中。”
利用媒体
社交媒体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观点，并最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
Rezarta Bilali博士是纽约大学Steinhardt的心理学和社会干预副教授，他与当地和国际组织合作，应用心理见解来帮助深入地方和区域冲突的国家。
她支持团队在冲突猖獗的地区创建和广播肥皂剧的广播节目。这些戏剧由当地编剧撰写，讲述了冲突中村庄的故事，详细介绍了暴力的历史、解决方法以及人们在冲突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流行的节目描绘了卷入类似暴力斗争中的角色。当观众开始关心故事情节中描述的人物时，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在观看人物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同时也能改变他们的社会规范、态度和行为。除了关于榜样、社会学习和透视的心理学研究外，Bilali还与作家合作，纳入大众传播原则，了解如何以促进社会规范和行为（如对群体外成员的宽容）的方式，最有效地吸引听众参与冲突和暴力的困难方面。
“当角色采取行动防止暴力或将团体聚集在一起促进和平时，这些角色往往会成为人们的榜样。”Bilali说，“正是通过这些榜样及其行为，某些行为才能开始成为常态，或被视为更受社会取的。”
对布基纳法索一个广播节目的研究发现，与控制条件相比，那些听肥皂剧的人减少了暴力的理由，并增加了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优先次序[6]。Bilali还发现，积极行动的榜样可以增加人们的信心，即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社区。
冲突后重建
心理学可以帮助预防冲突和暴力，但它在重建阶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心理学家促进了社会从分裂走向共同未来的过程。这些过渡包括寻求真相、正义、赔偿，以及保证过去不会重演。
“解决冲突的根源和改变司法结构性障碍，对社会转型和愈合至关重要。”俄亥俄州立大学默松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建设和平研究副主任Teri Murphy博士说，“我们必须处理过去，同时为共同的未来建立新的愿景。”
Murphy的过渡时期司法工作将她带到了北爱尔兰、波斯尼亚、哥伦比亚和南非，在那里她与当地领导人和组织合作，帮助调解群体之间的冲突，纠正社区中的不公正制度，并实施包括恢复性司法和纪念在内的愈合过程。
研究表明，在后暴力环境中，冲突群体之间的接触有助于减少威胁感，并通过直接相互接触来建立同理心[7]。
研究合著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心理学教授Linda Tropp博士探索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群体间接触的影响，那里的几个不同的族裔群体经历了长期的冲突。
在为期一周的“和平营”，该不同种族的青年群体学习了如何使用非暴力沟通策略分析冲突和讨论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参与者的跨群体关系也通过结构性较差的活动而发展，例如生火或在农场一起工作。在营地进行干预之后，群体外人的信任、亲密、同理心和与种族外群体成员互动的意愿都显著增加[8]。
“如果你与另一个社区隔离，你没有太多的人性化经验可以依靠，”Tropp说，“当你开始与跨越不同界线的人接触时，你开始质疑你的刻板印象。你看，这些都是有经验、想法和感觉的真实人，这有助于促进同理心。”
连接难民
对于逃离暴力或其他不利环境的难民，如果不处理，冲突可能会在新环境中继续下去。许多重新安置社区由来自冲突多方的难民组成，这可能会阻碍帮助居民适应新环境的努力。
波特兰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大学法学院冲突解决项目教授Barbara Tint博士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真的需要相互支持，当他们在一个新国家时，不会说另一种种语言，而且经常处理地位的丧失、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
群体间对话旨在为不同群体创造安全感和建设性过程，尤其是那些有历史冲突、政治两极分化或对社会和社区问题持不同观点的群体。
Tint和她的同事通过10次会议，来自冲突各方的参与者进行了干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经验、优势和挑战，以建立关系和社区为目标。对话的重点不是创造解决方案，而是为社区对话和理解创造空间。Tint说：“通过增加理解，改变和解决方案最终可以发展。”信任往往增长缓慢。Tint说，一些参与者不会马上一起吃饭，因为他们认识在冲突中死于中毒的人。到该系列结束时，两个小组的成员都克服了他们的保留意见，并希望继续这些对话。最终，他们成为促进者，并自己经营了一系列新的团体。一些参与者一起成立了非营利组织，例如卢旺达妇女组织，以鼓励跨越鸿沟的联系和愈合[9]。
即使在不断努力实现变革的情况下，随着冲突和战争的肆虐，人们也很容易对社会和世界的状况感到绝望。创建和应用持久的解决方案是复杂的，但许多解决方案都建立在心理学家特别熟悉的关于人类的基本现实之上。
Tint说：“改变需要采取更多好奇的心态，并暂停我们对具有挑战性情况的判断，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都在寻求安全、保障和归属感。权力和历史创伤需要解决，如果做得好，团体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一起前进。”
[1]Hasson, Y., Amir, E., Sobol-Sarag, D. et al. (2022) Using performance art to promote intergroup prosociality by cultivating the belief that empathy is unlimited. Nat Commun 13, 7786 .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2-35235-z
[2]Taylor, L. K., & Glen, C. (2020). From empathy to action: Can enhancing host‐society children's empathy promote positive attitudes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toward refugee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2), 214–226. https://doi.org/10.1002/casp.2438
[3]Dahlum, S. (2019). Students in the Streets: Education and Nonviolent Prote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2(2), 277-309.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18758761
[4]Fitzduff, Mari, Our Brains at War: The Neuroscience of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New York, 2021; online edn, Oxford Academic, 22 Apr. 2021),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7512654.001.0001, accessed 9 Mar. 2024.
[5]Korostelina, K.V. (2023) "War and Peace in Ukraine: Training for History Teachers on Dynamics of Peace and Conflict,"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29( 2), Article 3.
[6]Bilali R. (2022). Fighting Violent Extremism With Narrative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West Africa.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2), 184–195.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211031895
[7]Tropp, L. R., & Pettigrew, T. F. (2005).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rejudice among Minority and Majority Status Group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12), 951–957. http://www.jstor.org/stable/40064363
[8] Burrows, B., Tropp, L. R., Dehrone, T. A., & Čehajić-Clancy, S. (2022). How intergroup contact shapes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construals of 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Evidence fro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8(3), 372–383. https://doi.org/10.1037/pac0000629
[9] Tint, B., Chirimwami, V., & Sarkis, C. (2014). Diasporas in dialogue: Lessons from reconciliation efforts in African Refugee Communities.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32(2), 177–202. https://doi.org/10.1002/crq.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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