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本打算做的事情，仅仅是借助某种分析的方法，对《格拉迪沃》中随便出现的二三个梦进行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竟至于分解了整个故事，并对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实，这并非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某人真实所做的梦时，我们必须像现在一样密切注意这个人的性格和职业，不仅必须了解他在做梦之前的经历，还要掌握他很久以前的经历。我甚至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开始我们的中心工作的条件，我们应该在故事上再作停留，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读者们肯定会困惑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从精神表现和精神活动的各方面来分析诺伯特·汉诺德和佐伊·伯特冈这两个人物，好像他们是现实中的真人，而不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好像作者的内心是透明的，而不是有折射力或挡光的。作者称其故事为“幻想”，从而否认了它的真实性，这样，我的做法似乎更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我们却发现故事中的描述都非常忠实于现实。我们有理由怀疑《格拉迪沃》不是对幻觉的描述，而是一个精神病案例的研究。作者仅两次行使了他当作者的特权，设立了前提，而这些前提又似乎不符合现实规律。第一次是，他让年轻的考古学家遇到一件古代的雕塑，这件雕塑与一位距其创作年代很遥远的活人十分相似，不仅是在走路的姿势方面相似，而且在面部表情和身段的特征方面都很相似，以至于他把那个活人的出现当成是雕塑的复活。第二次是，作者安排年轻人在庞贝与生活中的女子会面，因为他想那死去的女子就埋葬在那里，于是到庞贝去旅行，事实上却使他远离了那位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城的街上见到过的女子。当然，作者的第二次情节规定也并非绝对背离现实可能性，它只是在利用机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无疑起到过作用的东西。再说作者是把机遇用于好的目的，这个机遇真实地反映了逃避恰是一种工具，它将一个人送到了他欲逃避的地方。第一个情节规定似乎更倾向于幻觉，好像完全产生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该情节成为以后其他情节的依据。雕塑与活人之间的极其相似性，若是作者严肃地选择的话，将仅仅局限于走路时姿态这一特征。这里，我们或许也想把我们的幻想与现实做某种联系。或许，“伯特冈”这个名字能提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家族的妇女早在古代就由于其优雅的步态特征而与众不同。我们可以猜想德国的伯特冈家族是罗马家族的延续，其中一名女成员让一位艺术家以雕塑的方式把她的步态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既然人类形体的变化彼此相关，既然事实上古代的形体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在艺术作品集中看到的一样），那么，现代的伯特冈完全有可能全面再现她的古代女祖先的身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不过，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们不在此胡思乱想，而是向作者本人探询这部分创作的源泉是什么。那样，我们将有可能再一次揭示其真相。表面上看来随心所欲的安排，其实建立在生活法则之上。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得知作者心中的有关创作素材的秘密，我们将允许他保留自己在不可能的前提之上建构完全真实的情节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使用过的。
除此之外，要重申的是，作者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参照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对心理运作的理解——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方案可能是设计出来强化某些医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的。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向他提问，而他矢口否认有这种动机，那又该如何？把相关事物进行类比，并赋予其意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会不会也已经把一个背离作者个人意图的思想偷偷地塞进了这个诗一般迷人的故事里呢？有这种可能。
我们过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努力不完全用作者的语言讲述这个故事了，以免对该故事做出任何倾向性的解释。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叙述与《格拉迪沃》的原文比较一下，他就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称作者的作品系一精神病学研究，实在算不得是对作者的恭维。听人们说，一个作者应该避免提及精神病学，应把病理心理状态的描述留给医生去做。然而，事实是凡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不遵从这一忠告。对人类心理的描述也属于他们的领域。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科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科学心理学的先驱。但是，正常心理与病态心理之间的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定的。我们每个人一天之中或许会多次跨越这个界限。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如果多次把自己的研究永远局限于由于精微的精神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严重疾病，那它就进入误区了。较轻的健康失衡可以自愈。今天我们对其病因的探查，仅能达到知道它是心理力量的交互作用发生紊乱而引起的，这也同样应该引起精神病学的关注。的确，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理解正常状态或严重疾病现象。因此，创造性的作家不能回避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学家也离不开创造性的作家。对精神病学的题材进行文学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绝不损害它的美。
它的确是正确的——一篇对某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现在，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悬念解开了，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我们将用我们这门学科的技术术语对故事复述一遍。我们不会觉得这么做与前面说过的要重复这个故事存在什么自相矛盾。
作者常把诺伯特·汉诺德的精神状态称为“幻想”，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作者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指出一种幻想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两种特征虽然不是对该幻想的全面描述，却可以把它与其他精神失常明显地区别开来。第一点，它是众多精神病态现象之一，这些病态现象不会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心理迹象（mental indications）表现出来。第二点，它的特点是在幻想中“怪念头”占上风——意即获得某种信念并对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汉诺德的庞贝之旅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格拉迪沃在废墟中留下的独特的脚印，我们就有了一个幻想影响行为的绝好例证。精神病学家或许会把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归到“妄想狂”系列，并可能会把它描述为恋物色情狂（fetishistic erotomania），因为其行为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那件雕塑的狂恋，还因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对脚及脚的姿态的兴趣必然让人想到“恋物癖”（fetishism）。当然，这些对不同种类的幻想根据其内容进行命名与分类的做法，总有些根据不足。①【事实上，诺伯特·汉诺德的病态应该被诊断为癔病性幻想，而不是妄想狂。他的病情中没有妄想狂的表现。】
由于我们这位主人公是基于某种奇特的嗜好发生幻想的，所以，一位严肃的精神病学家立即会认定他的行为是一种身心“退化”，并会研究一下他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无情地导致他遭此命运的原因。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并未按照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思路去做，而是自有高见。他希望使这位年轻人更接近我们，以便更容易地激发读者“感情移入”。若诊断为退化，不管正确与否，就会立刻使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与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正常的人，是人性的衡量标准。作者也没有过分关注主人公的遗传特征和先天的生理条件，而是深入到社会的心理素质（mental makeup）中去，因为心理素质是他产生妄想的根源。
在一个重要方面，诺伯特·汉诺德的行为表现大异于正常人。他对活生生的女人没有兴趣，而变成了科学的奴仆。科学剥夺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却让他对用大理石或者铜造就的女人发生兴趣。这不应该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特殊癖好，相反，它是待描述的整个事件的基本前提。因为曾几何时那样一件特殊的雕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普通人只对活生生的女人才会有，他的幻觉也由此而产生。接着，我们便看到事情出现了转机，他的幻觉通过一次幸福的转机而被治愈，他对大理石塑像的兴趣重新被活生生的女人所取代。作者只是让我们跟踪导致这位年轻人远离女人的种种影响。他只是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态度不能由其先天素质来解释，相反，它包括一定程度的想象的（或许，我们可以加上“色情的”）需要。正如我们在故事后面的情节中所看到的，他在童年并未逃避过其他的孩子：他和一位小姑娘发生了友谊，她成为他难分难舍的伙伴。他们一起分享食品，他常常撞击她，也让她弄乱他的头发。童年未成熟的性冲动正是表现在这种互相依赖、互相爱慕又互相攻击的行为中。性冲动的结果只有在后来才表现出来，但这时自己变得无法抗拒了。童年时期的性冲动通常只有医生和创造性作家才识别得出来。我们的这位作家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因为他让他的主人公突然对女人的脚及其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在科学界以及他居住的小城镇的妇女中招致了恶劣的名声：一个恋足癖（亦译“恋脚狂”，foot—fetishist）。可是，我们难免要将这种兴趣追溯到他对童年伙伴的记忆，因为这位姑娘在她童年时无疑已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优雅姿态。当她走路时，她的脚趾几乎抬成与地面垂直。正因为这件古代的大理石雕塑表现出了相同的走路姿态，所以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才显得如此重要。这里我们顺便加上一句，作者提出这一突出的恋物现象时，他是非常尊重科学的。自从比纳以来，事实上我们一直试图把恋物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童年时的性印象。
这种长期逃避女人的状态会导致一个人对妄想的易感性，或者我们习惯称之为“秉性”。精神紊乱发生在一个偶然印象唤起久被忘却的但又至少夹杂有色情成分的童年经历之时。如果我们想想随后发生的事，就会发现“唤起”一词使用不当。我们必须像作者那样使用正确的心理学专业术语，以精确描述。当诺伯特·汉诺德看见这件雕塑时，他并未记起在他童年伙伴那里曾见过相似的步态，他的记忆中一片空白，可是这件雕塑所带来的效果都源于他的童年经历所铸造的这一情结。所以，童年的经历便被搅动了，变得活跃起来，并开始生效。但它还并未进入意识状态，用一个目前心理病理学无法回避的概念来描述，它还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希望这一潜意识的概念不要卷入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的争辩常常仅有词源意义而已。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当事人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时，我们姑且使用“潜意识”这一概念。如果某些思想家要对这种潜意识的存在进行质疑，理由是它无法被感知，那么，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从未见识过此等心理现象，他们的思想还僵化于常规经验，以为心理活动一旦活跃起来，一旦十分强烈，就一定是可以被意识到的。我们还猜测到，他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十分了解的），肯定存在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尽管是激烈的，也能产生效果，然而却还是未被意识到。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诺伯特·汉诺德有关与佐伊童年关系的记忆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在这里我们将它们称之为“潜意识”记忆。因此，我们现在得注意一下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意义上似乎有些相似。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并不困难。“潜意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压抑”则是意义狭窄的概念。凡是被压抑的，都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不能断言，凡是意识不到的，都是被压抑的。如果当汉诺德看到雕塑时就忆起以前佐伊的步态，那么他先前潜意识的记忆就会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并被意识到。这就可以表明它先前的记忆并未被压抑。“潜意识”纯粹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静态的。“压抑”是一种动态的表述，它考虑到了心理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暗示有一种力量，在试图造成各种心理效应，包括逐渐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但同时还有一种反对力量，它能阻碍这些心理效应，仍然包括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的出现。某些东西被压抑了，某标志恰恰就使它不能够进入意识，虽然它很强烈。因此，在汉诺德的病例中，从雕塑出现之时起，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某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或者干脆点，就是被压抑的东西。
诺伯特·汉诺德关于童年时与那个走路姿势优美的姑娘的关系的记忆受到了压抑，但这还不是对这一心理情境的正确说法，那么我们就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在心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感情。如果心理力量不具有唤起情感的特征，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意念受到压抑，仅仅是由于它们与不应该发生的情感的释放有关联。说压抑作用于情感，似乎更正确一些，可是只有在情感与意念的联系中，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的情欲受到了压抑，由于他的情欲除了童年时的佐伊·伯特冈之外别无其他对象，所以他有关她的记忆便被忘却。那件古代的雕塑唤起了他身上蛰伏的“性情感”（erotic feelings），使得他的童年记忆活跃起来。由于他身上存在一种对性欲（erotism）的抵制力量，因此这些记忆只能以潜意识的形式发生效力。现在，在他身上性欲的力量与压制它的力量之间正进行一场较量，其表现形式就成为妄想。
作者忘了对导致故事主人公性欲受到压抑的原因进行解释，汉诺德对科学的痴迷仅仅是压抑发生作用的工具。医生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挖掘得更深一些，但也许不会想到原因问题。然而，我们的作者，正如我们一贯赞赏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被压抑的性欲如何就在压抑手段中产生的过程。一件古董——一个女人的大理石雕像很可能就是阻止考古学家逃避爱情，并警告他偿还人类自出生时起就对生活所欠下的债的力量，这样推理是正确的。
雕塑在汉诺德身上引发的心理过程的第一点表现，就是围绕雕塑上的人像所产生的幻想。在他眼里，塑像似乎有点现代气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艺术家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姑娘走过街道时捕捉到这一形象的。他给古代雕塑中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这一想法来自驰入战场的战神的称号——“战神格拉迪沃”。他赋予她以愈来愈多的人格特征。她可能是一位负责神庙事务的名门贵族的女儿。依据她的特征，他猜测她具有希腊血统，最后，他觉得她不应生活在喧嚣的都市，所以就把她移到了平静的庞贝。在那里，他让她踏着熔岩形成的台阶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向另一边（11）。他这些幻想的内容似乎有些随心所欲，但都是无可怀疑的。的确，当这些内容第一次诱发他的行为时——即当考古学家被她的脚步姿势是否与现实一致这一问题所困惑，开始在生活中观察现世存在的妇女和姑娘们时——就连这一行为也被蒙上了科学的有意识的动机，仿佛他对雕塑格拉迪沃的兴趣完全发源于他对考古学的职业性关注。他选作研究对象的街上的妇女们，一定会以一种赤裸裸的性爱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我们只能认为她们是对的。汉诺德对其研究的动机一无所知，同样他对产生关于格拉迪沃的幻想的缘由也无从知晓，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予怀疑。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为和幻想正是他对少年爱情记忆的反映，是那些记忆的派生物、变形和歪曲，因为它们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他的意识领域。这件雕塑具有某些“现代”气息，这一表面的美学判断，使他意识不到那种变态是由一个他曾熟悉的姑娘“此时”走过街道时做出来的。雕塑品“源于生活”这一印象以及关于她的希腊血统的幻想，掩盖了他对佐伊这名字的记忆，因为“佐伊”在希腊文中意指“生存”。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幻想症被治好之后，我们从主人公口中得知“格拉迪沃”就是“伯特冈”这个姓的准确翻译，意指“某人优雅而漂亮地走路”。幻想中有关格拉迪沃父亲的细节，来源于汉诺德的记忆：佐伊·伯特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女儿，这里大学可以用古典术语“神庙事务”加以类比。最后，他在妄想中把她送到了庞贝城，这并非“因为她那恬静、稳重的性格适合这个环境”，而是因为在他的学科里没有其他或更好的情景表现他当时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了。在这一状态中他通过模糊的信息渠道想起了童年的友谊。他一旦把自己的童年与历史的过去放到了一起（他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在庞贝的埋葬——过去连同它的收藏一起消失了——与他通过被称之为“灵魂感知”的手段所觉察到的压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极其的相似。这里，他使用的是作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让那位姑娘有意识地使用的那种象征手法：“我告诉过我自己，我会独自在这里挖掘出有趣的东西来。当然，我并没有想到会出现……”在故事的结尾她答应汉诺德的蜜月计划时，也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童年朋友也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了”。
因此，在汉诺德虚妄性幻想和潜意识行为的第一组结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类不同来源的决定因素。
汉诺德本人已十分清楚，其中一类是我们在考察他的心理过程时发现的，是从汉诺德的角度来看，是他意识到了的。另一类则是未意识到的。一类是来源于考古学的科学概念范围，另一类是滋生于其受压抑但已开始活跃的童年记忆及附着其上的情绪本能。我们可以把一类决定因素描绘成浮于表面，掩盖着另一类的决定因素，所以，第二类藏于第一类之后。科学的动机可以认为是为无意识的色情因素提供了借口，而科学也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为幻觉服务之中。然而，不应忘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能产生任何不能满足意识的科学的因素的效果。妄想症状——幻觉及其潜意识行为——事实上是两股“意识流”（mental currents）之间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妥协中，双方都有要求，但是每一方又必须要放弃它要求的一部分。在妥协达成之前肯定有斗争——在故事里，它是我们假设的受到压制的性欲与压抑它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幻想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无休止的。每一次妥协建立以后，新的攻击与抵抗又产生，如此说来，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安排某种特殊的骚动统治这一时期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失调，并把这种骚动作为故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这些有价值的特征——幻觉与决定的双重动机和以被压抑内容为主要动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借口——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安排很合理，因为这样一来就抓住并表现了精神疾病心理过程的真正的主要特征。
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是随着一个梦展开的。这个梦并非由任何新的事件引起，好像完全产生于他那个充满矛盾的大脑。在我们弄清楚作者在构思汉诺德的梦的时候，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主人公有着深刻的理解。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幻想起因的假设，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解释的；对压抑和无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对冲突和妥协的形成，精神病学又采取什么态度。简言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篇关于幻想起因的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在科学的判断面前能否站得住脚。
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答案。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科学在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出现了破绽。是科学允许在幻想的遗传与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其创造物之间横亘一条沟壑，这沟壑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等待着作者将其填平。科学并不怀疑压抑的重要性，也未意识到为了解释心理病理现象，无意识概念是非用不可的，它不在心理冲突中寻找幻想的基础，也不把幻想的症状看作是妥协的表现。面对统一的科学，我们的作者是孤立的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算作科学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直到最近，基本上是独自一人——我本人一直支持我从詹森的《格拉迪沃》提炼的全部观点，并用专业的术语将它们表述出来。在涉及到癔病的强迫症时，我曾详细地指出，这些心理失常的个体决定因素是本能生活部分的被克制，以及表现被抑制的本能的观念的被压抑。之后不久，在谈到妄想型的形成时，我又重复了相同的观点。因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本能是总是构成性本能，还是属于别的什么类别，这个问题在分析《格拉迪沃》这个特殊病例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作者所选择的这一情境中，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性感被压制的问题。心理冲突的前提以及以互相冲突的两股心理流间的妥协为手段形成的症状的合理性，我在实际观察和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予以证实，正如我在关于诺伯特·汉诺德这个想象的病例中所证实的那样。甚至在我之前，皮埃尔·让内——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沙可的学生，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及我本人一起合作，已经探索到神经症，尤其是癔症所带来的后果。
从1893年开始，当我投身于对心理障碍的起因的研究时，我的确从未想到过在想象题材的作品中来证实我的新发现。因此，当我发现出版于1903年的《格拉迪沃》的作者的创作依据竟是我最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东西，我真有点吃惊了。一位作者是如何获得只有医生才可能拥有的知识——或者至少他表现得似乎已掌握了这一知识？
如我前面所言，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由于一个梦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该梦发生于他试图在他居住的小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像格拉迪沃那样的走路姿态的过程中。简要地叙述这个梦是很容易的。做梦者发现他自己在不幸的庞贝城被毁灭的那一天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己并未遭遇危险，却体验到了那种灾难的恐怖。他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在那边走着。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她是个庞贝城人，她当时正住在她家乡，“他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他为她而感到恐怖并发出了一声警告。她听到呼叫，把脸转向他张望片刻。但她并未注意他，继续前行，躺倒在阿波罗神庙前的台阶上。她的脸色失去红润，似乎是在变成白色的大理石，直至最后变成一件雕塑，被埋葬在倾泻下来的火山灰之中。当他醒过来时，他把传入到他卧室里的大城市的噪音看作绝望的庞贝居民的求救声和波涛翻滚的波浪声。就在他醒来后，还一直相信他梦中所见是他亲身经历。他相信格拉迪沃曾经生活在庞贝城，就死在那个灾难的日子。一场梦留给他的信念成为他幻想的又一新起点。
我们不敢妄言作者描写此梦并将妄想的展开与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用意。事实上，已有热心的研究者搜集了大量的病例，来说明心理的障碍与梦境有关并产生于梦境。也有情况表明，在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活中，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和做出重大决定的冲动也产生于梦境。但是，这些类比对于我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帮助，因此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这个病例中来，即作者考古学家诺伯特·汉诺德想象出的这个病例。如果此梦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不必要的装饰，我们该从哪入手认识这个梦，才能把它与整个故事统一起来？
我可以想象得出，读者中定会有人对此斗胆直言：“这个梦太容易解释了——这是个由城市的噪音引起的简单的焦虑梦：由于考古学家满脑子全是那个庞贝姑娘，因此错将噪音当成庞贝城的毁灭。”多数人对梦的过程的轻视，一般对梦的解释都是肯定有某种外部刺激与梦的内容大体吻合。导致主人公做梦的这一外部刺激，就是吵醒睡眠者的噪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梦的兴趣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真想假设，那天早晨城市的噪音比平时更大一些！我们也真希望作者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汉诺德一反常态，开着窗户睡觉！可是很遗憾，作者没有多动些笔墨告诉我们。要是焦虑梦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可它们不是，所以这个梦激发的兴趣远不止于此。
梦的形成与外部感官刺激并无必然联系。睡眠者可以无视这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无视被这类刺激吵醒而根本不做梦，或者像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由于这种刺激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把它插入在梦中。有大量的梦，外部刺激对睡眠者的感官作用不能决定梦的内容。这个观点讲不通，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或许，我们可以在梦对汉诺德醒来以后的生活产生的效果中找到切入点。在那之前，他就有一种幻想，认为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假设现在被他所肯定，接着另一个假设也被肯定——她与其他人一起于公元79年被埋葬了。忧郁的情绪伴随着妄想的展开而弥漫开来，有点像充斥于梦境的焦虑的回声。源于格拉迪沃的这一新生痛苦，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格拉迪沃即使是在公元79年的那次毁灭中幸存下来，到现在也已死去许多世纪了。我们应不应以这种方式与诺伯特·汉诺德或作者争论？这样，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似乎已理解无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梦而生起的幻想的扩张是与一种极其痛苦的情绪同时发生的。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与先前一样一筹莫展。这个梦不会不解自明，我们只好从我的《释梦》中借用几条规则，来解释眼前的这个梦。
规则这一大意是说一个梦的内容与做梦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他遵循了这一条原则，因此他把梦与汉诺德的“步行者研究”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研究的唯一意义就是他在寻找格拉迪沃，试图认出她那富有特色的姿态。因此，这梦里应含有一个暗示，指点他在哪儿能找到格拉迪沃。的确梦里她出现在庞贝，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另一条规则讲，如果梦者对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信念经久未变，以致自己难以从梦中解脱出来，这说明该信念不是由梦的意象的生动性引起的错觉，而是一种心理行为：它是与梦的内容相关的一种确认，确认某事果如梦中所见，这时梦者应该相信这些保证。如果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我们肯定会得到结论，梦提供了他要寻找的格拉迪沃的去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我们了解了汉诺德的梦，那么，把这两条原则应用于其中，能够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吗？
说来也怪，确有此效，只不过这种意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伪装了起来，不易被全部认出来。汉诺德从梦中获悉，他曾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居于一城。这与佐伊·伯特冈来的情况吻合，只是梦中的城市不是德国的大学城，而是庞贝城。时间也不是现在，而是公元79年。看得出来这是由位移而导致的一种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格拉迪沃，而是迁移到过去的梦者。不过，基本的和新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他要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可是，这却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梦者，掩盖了梦的事实含义和内容的位移和伪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这一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作为幻想先兆的各种幻觉的起因和本质。它们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替代和衍生，除非被压抑的记忆变形，否则它将受阻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但它又可以通过变化和歪曲抵抗稽查者的许可，有可能进入意识领域。当这种妥协（机制）一经建立，记忆便转为幻想。这很容易被意识所误解，即难以与占主要地位的心理流汇合。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梦的形象是人们的生理，而非病理幻想的产物——是被压抑成分与占优势的成分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这种斗争可能每个人都有，就连那些在白天看来头脑完全正常的人也会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须将梦的意象看作是某种被扭曲的事物，应该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别的东西，某种被歪曲的事物。但这种事物是不易找到的，像汉诺德幻想背后被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我们用这种办法发现的正反两方面表现出来，办法是把梦者初醒时的记忆，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欺骗稽查者歪曲前梦的基础，即隐性梦念区别开来。因此，释梦包括将梦的显性内容解译成隐性梦念，包括把梦念歪曲为从屈从于抵抗稽查者下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解释目前的这个梦，会发现其隐性梦念只能是：“你要寻找的那位具有优雅步态的姑娘的确与你同居一城。”但是这一思想在隐性梦念阶段是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的。它为一个稽查者所阻，这个稽查者就是幻想已经规定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规定是在此之前的心理妥协的结果。如果要确认她与诺伯特于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地方这一事实，那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歪曲的信念：“你与格拉迪沃在同一时期住在庞贝。”这便是为梦的变性内容所传达的信息，并被表现为一个实际经历着的事件。
一个梦一般很少仅表现或者说表演一种思想，而通常都是表现了一系列的思想，一个思想的网络。汉诺德梦境中的另一构成要素可以被分离的，它的歪曲状态可以很容易被反正，因此它所表现的潜在意念是可以被识别的。这个构成要素就出现在梦的结尾处，它又一次将梦的现实的可能性拓展开来。在梦中，步行中的格拉迪沃被变成了大理石塑像。这只不过是对现实事件具有独创性和富有深意的表现，事实上，汉诺德已经将他对活生生的姑娘的兴趣转移到了雕塑的身上：对于他来说，他所热爱的姑娘已经变成了大理石塑像。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梦念，在努力把雕塑变成活生生的姑娘，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你只是对格拉迪沃的塑像感兴趣，因为它使你想起了佐伊，而她此时此刻还活着，就在此地。”可是，如果这一发现进入意识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幻想要结束了。
我们是否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用潜在意念替换梦的显性内容的每一个片断呢？严格地讲，是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确实做过的梦，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一义务的。即使是那样，梦者也必须向我们做最详尽的解释。显然，我们是不能在作者创作的故事中实现这一要求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解释或破译梦的过程中尚未分析梦的主要内容。
汉诺德的梦是个焦虑梦，它的内容是恐怖的，梦者睡眠时感到了焦虑，之后便产生了痛苦的感觉，这于我们解释梦多有不便，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释梦的理论。该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误入这样的歧途：误把梦中感觉到的焦虑归属于梦的内容，把梦的内容当作是清醒时的意念内容。它还指出，人们会经常在没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梦见可怕的事情。而我们却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易猜测到，却可以证实。焦虑梦中的焦虑像一般情况下的神经性焦虑一样，属性情感和性感觉，都来源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因此，当我们释梦时，我们须用性兴奋来取代焦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焦虑——并非一成不变，却很频繁地对梦的内容产生有选择的影响并导入意念性因素。这些意念性因素当我们从意识的角度和错误的观点来考察时，似乎与焦虑的情感相适宜。我已讲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许许多多的焦虑梦之内容一点儿也不恐怖，因而也不可能对感受到的焦虑从意识的层次进行解释。
我知道对梦中焦虑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些怪，也很难让人相信，但我只能奉劝读者姑且接受它。再说，如果诺伯特·汉诺德的梦能与这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相协调，并通过这一方式加以解释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说梦者的性渴望在那天夜里被激发起来了，而且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使他对所热爱的姑娘的记忆形成意识，以便使他脱离幻想。可是，这些渴望遭遇到了新的拒绝并转化为焦虑，把学生时代的记忆中一些情景带入梦中。于是，梦中真正潜意识的内容，即他对他曾经熟悉的佐伊的强烈的渴望，都转变成为庞贝的毁灭和格拉迪沃消失这样的显性内容。
我想这理论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应该坚持一点，即如果性渴望寄予梦的未被歪曲的内容，那么至少应该能够发现这种渴望的某个可识别的残片隐藏在变了形的梦的某处。借助于故事后半部分提供的线索，这一点也是可能做到的。当汉诺德第一次遇见想象中的格拉迪沃时，他回忆起了他的梦，祈求幽灵向他梦中见到的那样躺下。然而，年轻的女士听了这话愤怒地起身，离开了这个怪人，因为她已觉察出他在幻觉的支配下所说的话背后藏有失常的性渴望。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格拉迪沃的解释，那便是在真实的梦中，我们也不一定总能找到一个有关性冲动的更为恰当的解释。
这几条释梦原则在汉诺德第一个梦中的应用，使我们对故事的重要特征有了认识，并把这些主要特征在故事情节中各就各位，那么，作者在创作故事时肯定也运用了这些原则吗？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梦把幻想推向纵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构想，而且符合实际。我们已经听说过，在现实的疾病中，妄想的产生常常与梦想联系。一旦我们知道了梦的实质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另外一个谜了。梦与幻想同出一源——产生于被压抑的情感。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梦是正常人的生理性幻觉。在被压抑的情感强烈到足以冲破阻碍，以幻觉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之前，它很可能已经在睡眠这一更有利的环境下以梦这种具有长期效果的形式，取得了第一个表现的机会。因为在睡眠过程中，随着大脑活动能力的降低，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力量抵抗被压抑的心理力量的斗争有所缓和。正是这种缓和使得做梦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梦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大脑潜意识部分的最佳途径——除非随着欲力精神能量再度贯注清醒生活，梦再次消失，潜意识将占领的心理领地重又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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