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细微的、毫不相干的碎片:
历史的反面、废墟的创造者,
在你的废墟之外,你已创造。
精神的剧场:
物体正对着同一律
严厉地拷问。
─Octavio Paz,〈物体与幽灵〉
如果说美术馆空间被历史时间所宰制,这同时意味着历史也筛选掉了许多事件被移置忽视。分类与筛选所塑造出「发现」的空间实体,或者说在艺术史中「拾得物」(found object)作为美术物件的出现,本来就是在历史时间的失落中所产生的互补与空缺。空间与物的关系,透过不同历史时间被活化,近几年,有许多的艺术家以此作为作品的引子,例如高俊宏的《废墟影像晶体计划》、秦政德的「小草立碑」,而最近陈哲伟的《养神院》也是一个例子。不过有趣的是《养神院》所处理的这个时期也是法国艺术「超现实主义团体」组成的时间点,超现实主义的同时性是否存在着一个亚洲的版本当然令人好奇。当陈哲伟回顾了台湾第一个殖民政府底下官方的精神机构,这个契机也得以带领我们重估台湾1930年代另类的精神史想像。
1930年代,东亚
精神科学,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与伯格森的生命冲动乃在这个时期与艺术多重交会。伯格森思潮的流行,厨川白村是个例子,台湾的赖和也有阅读伯格森作品的纪录。但在东亚,艺术在「现代性」面前作为一种舶来品,艺术成为一种需要习得的语言时,福尔摩沙的这座小岛,艺术与西方观看之间的关系或许得多斟酌。从养神院作为当时的精神机构来看,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曾影响西方艺术的佛洛依德在精神病院中并非主流论述,而在当时西洋画与东洋画中,这样的思考更是缺席的。1930年《梦的解析》的日文翻译才现身,稍晚于法文版四年,但吊诡的是超现实主义并不因为这思想的落差在传播上有所延迟,超现实主义的风潮在1930年代几乎与佛洛伊德学说同时走进东亚,超现实主义与新感觉主义快速作为文学浪潮吹进了文学领域。
在西方艺术史中,上世纪1930年代常被认为是前卫艺术的高峰,艺术史学者雷纳托‧波奇欧里(Renato Poggioli)的《前卫运动理论》曾经提到这个时期无论是数学或是物理、到生命科学或是思潮的延迟(belatedness)与缺席,使得《养神院》除了陈哲伟探讨自身的艺术关怀之外,以养神院作为精神的场所,也是重探当时精神科学在翻译与移植过程所产生的奇异现代性。在当代论述中傅柯将「疯癫」当作西方文化论探讨时曾论断的:「透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并使理性再回归到非理性。」作为当时第三世界的台湾,傅柯这段从自身艺术史出发的论断,对于1930年代的台湾我们显然可以存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从养神院或者各式精神机构的背景来看都是对于精神史的重新考察。养神院作为发明、命名疯癫的过程,对比起1922年成立的万华仁济院、爱爱寮到1929年成立的养浩堂,从民间到官方,疯癫的起点与体制化有着更多复杂的面貌。类似的现象我们在日治小说家周金波的〈气候、信仰与宿疾〉可观察到宗教、医疗体质学,时代精神多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