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心理动力学结构的操作化方法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抱怨精神分析术语的含糊和不清晰。这也不奇怪，从Freud 时代开始，精神分析就更成功于分化出新的理论而不是确认那些已存在的理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会长A. Kaplan已经提出严重的警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去证实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无休止地创造新的理论。即使有人阐述一个事实：精神分析概念形成就是在解释学和实证学领域中寻找平衡，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留有这样的印象，即众多精神分析师不仅仅忍受这些术语的模糊而且积极维护它。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能是无法证明为假设的理论，以及实践对精神分析自恋的伤害微乎其微。每个精神分析师在临床讨论中，其需要都能被满足。在这种讨论中，由于术语的性质不会产生矛盾，因此就不需要修正其观点了。
这并不能排除这样一个事实， 有研究兴趣的精神分析师总是为精神分析概念的模糊感到苦恼。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新的表述甚至操作化的尝试都是研究计划的结果。
在A. Frcud的Hampstead 索引（参见Sandler,1962）中，其意图是诊断性地区分症状、传记性数据、驱力发展、自我功能和超我特征、固着点和退行趋势以及冲突特征。与此相符，笔者尝试着对发展病理学（在驱力、自我、超我和客体关系发展上存在很深的障碍）和更成熟发育水平的神经症性病理学进行区分。
Blanck和Blanck(1974,1979) 的描述性发展诊断模式是自我心理学取向的，因此它努力地描述自我功能的发展水平。在自我功能操作化的基础上，Bellak 等( Bellak / Goldsmith;1984: Bellak/Hurvich.1969) 发展出一个多测定的测量工具，该工具将病人归为自我发展三种分类中的一种（神经症性、边缘性和精神病性）。该工具在精神分析诊断系统化上的成就可主要应用于治疗计划，同时也可以用于治疗效果的测定。
在Hampstead 索引著作中，Sandler 写道：“这导致了大量新的表述，因为在文献中的一些表述是不正确、不清晰的，或者是矛盾的”(Sandler. 1962)。从那时起，那些忠实于精神分析的作家们就走上了痛苦的新表述的征程，重新恢复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结。描述这个征程是在此工作范围之外的，然而一些简短的解释可能会有用。回溯到60 年代早期的一个例子是G. Bibring工作组，他们对怀孕和母婴依恋之间的可能联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展出完整的观察变量区间.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展出防御机制目录的新版本，其中包括一些操作化的定义(Bibring 等1961) 。类似的方法还有同时代的Prelinger 及其同事(1964)，他们定义了一系列的精神分析性人格变量用以系统评估。此后，精神分析术语表出版，最有各自由版本是Moorc 和Fine 的版本，之后是Laplanchc和Pontalis的(Laplanchc/Pontalis,1991; Moore/Fine, 1968)。前者的定义都是根据Freud的著作而来，也就是说，是完全说明性的定义。后者是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发展的，这是一个工作组努力的结果，该工作组排除万难记录了大多数美国精神分析师对所定义术语的理解。Rycroft(1968)的批判性精神分析“词典”中，很多时候都以逻辑批判的方式定义，并常常与一致意见相左，尽管其质量不错，但是在德国很少有人知道。
Perry及其同事发展的类似的系统性方法聚焦于基础冲突的定义。Perry同样对防御机制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Haan(1972)发展了防御和应对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流于理论性的层面。相反的，Valliant及其同事(1986) 实证调查了防御机制分级模式的效度。Ehlers及其同事介绍了更进一步的关于防御机制分类的实证方法(Ehlets等1995; Ehlets/Peters,1990)。由此该领域表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程度的操作化(参见Hoffmann,1987)。OPD工作组将Perry关于防御机制的分类纳入到OPD 系统中，这将会在附录中再次出现(见第14 章第3节)。
在心理治疗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试图从心理动力学观点去捕捉人际行为(见Schaucnburg/Cietpka 的概论,1994) 的操作化方法。Lester Luborsk ys 关于“核心冲突关系主题”模式(CCRT) (Lubotsky/Crits-Christoph. 1998) 提出了人际诊断的操作化方法，该方法比较适合科研，但是很少应用于临床诊断程序。基于半结构式访谈，病人（先证者）被要求描述对其而言特征性的人际片段，然后基于分类系统将其人际关系分类。访谈中发现的冲突关系主题能被作为治疗计划的基础。轴II人际关系轴指出，在一般的OPD访谈框架中，访谈者必须至少问及两个这样的关系片段。随着时间的推移，CCRT被不断修正并进一步发展（如Albani 等，2002b)。尽管如此，在这一背景下，有理由产生这样的质疑，是否或者什么时候越来越详尽的诊断标准将开始失掉它们的吸引力，并变得与临床实际诊断毫无关联。
人际关系轴也采用了社会行为结构分析或者SASB(Benjamin,1974; Tress等,1990)，这同样聚焦于关系诊断。这种方法首先从人际心理学理论背景发展而来。这种关系诊断有高度的区分方法，包括外部观察、自体观察和描述，但很有意义的是它能整合到心理功力学诊断方法中去。该方法还可以用来推断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法，只是考虑到它的应用需要很事投入，它在科研领域比在临床实践上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人际心理动力学诊断的进一步操作化能在人际关系轴的理论部分找到（参见第3章第2节）。
Kernberg及其合作者(Clatkin等,1999; Kernbetg等1989)发展出一种治疗方法（尤其是针对边缘性病人）——以移情为焦点的心理治疗(TFP)。该治疗方法用限定性和系统化的诊断特征来制定治疗目标，由这些问题的分析来推断相关的治疗要素。
在人格结构访谈（STIPO, Clarkin等，2004b) 的帮助下可以确定治疗目标。这种由Otto F. Kernberg 发展出的特殊工具展现出结构式访谈的操作化. 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提问，探究关于结构性问题的100个条目，然后根据描述定位评估结果。这些条目被概括为8个维度（同一性、客体关系、原始防御、应对、僵化、攻击、价值观、现实检验以及知觉扭曲）。每个维度的评估都是在数学和临床基础上由进一步的定位描述得出。最后，病人的人格结构按照6个水平来记录(正常，神经症性1、2，边缘性1、2 、3），然后在先前描述性分维度的基础上，人格组织的维度性描述就以结构形式表达出来了。
Karolinska的心理动力学轮廓或KAPP(Weinryb/Rössel,1991) 给我们在精神分析背景下提供了非常全面的诊断工具。这种外部评估系统，如OPD，就是基于与Kernberg的结构式访谈相近的临床访谈. KAPP的18个分量表的评定包括以下方面：人际关系的质量、心理功能的水平、情感的区分、对身体的体验、性以及人格结构。
假设评定者充分受训，KAPP有高度的评估者间信度，其效应也是令人满意的。初步的研究显示KAPP 的个别领域与OPD 的“结构”轴维度之间存在正相关(Grüterring/Schauenburg,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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