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贺而言,这方面的探索始于“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原子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中最基本的便是“选择”这种重要行为。如果人们能够发现,人类社会的原子怎样以及为什么选择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另一件事情——遗传、个性、教育和环境等力量怎样结合起来,促使一个人决定“向左转或向右转”——如果人们能够认识个人作出的选择,那么人们或许就可以组建一门真正的人类行为科学。
对当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司马贺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有两种有影响力的、普遍的而且显然是相互对立的看待选择问题的方式。两种方式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方式是通往大综合的正道,并试图把另一种方式的要素纳入自己的体系,但通常都不成功。一种方法强调每一个体的社会原子的选择自由,认为个体是理性的选择者,其目的是要使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这种认识人类行为的进路被不断涌现的数理经济学的先驱,特别是芝加哥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们所服膺。这种观点重点以物理学和工程学作为思想和灵感的源泉,而且效率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它体现于博弈论、新古典主义效用理论和统计决策论,这些都属于选择科学(sciences ofchoice) 。
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统称为控制科学( sciences of control) 。生物学,尤其是实验生理学,是控制科学的典型学科,而适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种进路体现在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和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 关于宣传与权力的心理学研究、沃森(John B. Watson) 的激进行为主义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结构一功能社会学中。
另一种看待人类行为的基本进路认为,人是可塑的造物,受到其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大部分社会科学拥戴这种观点,包括尽管每一种进路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通往统一的行为科学的最佳路径,但司马贺认为,这两种进路各自都缺少一些只有另一种路径方能提供的基本的东西。例如,帕森斯把自己的社会理论称为社会行为的“唯意志”理论,但按照结构一功能主义,似乎没有给个人选择留下什么空间。对于一个相信生活中“唯一真实的确定性”是必须承受“个人伦理抉择的负担”的人来说,这是极不相宜的。
同时,按照选择科学,似乎每个角色在生命棋局中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择的,就好像他们是有充分的知识和完美的理性似的。司马贺认为,这些不过都是“极好的”假设正如他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所写的,“我们需要一个不那么全知全能而比较世俗的选择者。”这个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趋近这样的极为理性的行为。
怎样才能通过这两种相异的人类行为模型创造出一门统一的学科?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道路不是笔直的。不过,司马贺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把他各方面的工作协调起来,提出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把控制科学和选择科学都纳入了关于科学、人性和自然的一个嵌套模型。
然而,司马贺并非从职业生涯伊始便着于创造这种统一的多层面的图式。相反,他最早是从几个基本假设开始的,并努力将这些假设精致化、具体化和形式化。首先,他坚信自然界是有秩序的,人性(人类之天性)也是如此。第二,他认为这种秩序是普适的,也就是说,复杂性和地域性总是简单性和全球普适性的表现。第三,他认为这种秩序是人类通过观察和推理能够了解的,而不会主动显示给人类看。第四,他从未怀疑过人类诉诸理性的能力既有限但又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