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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于前天(2017年4月20日)去世,这对两岸三地学术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先生享年八十有六,是为高寿。李先生生前是中研院院士,曾在台大和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深得其师凌纯声先生和克拉克洪亲炙,在海外华人研究、汉社会文化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许多论著脍炙人口,成为众多莘莘学子案头读物。许多人因读了他的书爱上了人类学,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李先生在国际学界名声遐迩,享有诸多殊荣。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到台湾从事田野工作的英美人类学家大多接受过他的指导,无不尊他为师。
李先生在人类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术成就之外,他为两岸人类学的交往牵线搭桥,亲力亲为,也为中国人类学的建设贡献良方,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两岸之间,一直到身体状不允许他再如此奔忙之后,才渐渐停歇下来。
我从读本科时候起就就已听到李先生大名。后来,李先生的学生,时任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到厦门从事田野工作,同时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和台湾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从黄先生的口中,我对李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学校的台湾研究所已经有了不少港台书籍和刊物,我便将当时台湾所图书馆里所藏的李先生的著作借来阅读,深为李先生学术功底、见识和老辣的文字所吸引。到美国留学之后,我的指导教授郝瑞也曾对我谈过李先生,十分佩服李先生的分析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多方面的识见。在我快完成学位时,他有一天突然问我是否有兴趣到台湾工作,说是因为收到李先生来信,要他推荐学生到政治大学工作。我自然愿意,但是因为身份问题,我请我的老师务必将这一问题与李先生提及。李先生那头也行动起来,后来他颇为遗憾地告知,由于我的身份,去台湾就职可能有些麻烦。这件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而且几乎忘记。李先生去世的噩耗使我回忆起与老人家往来的一些事,这件事才又进入了脑际。
后来,我到南京大学就职。刚到南京没几日,便收到了徐杰舜老师的来信,邀请我出席6月份在银川举行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并告知李亦园教授和乔健也将出席。对此,我自然十分兴奋。到了银川之后,见到了李先生。他精神矍铄,十分随和。可能因为我也是闽南人,我与他之间仿佛马上就拉近了距离。我们还用闽南话交流了一会儿。我赞他身体很好,声若洪钟。在旁的乔先生微笑不语。我后来才知道,李先生说话嗓门大是因为耳背所致。离开银川前,我邀李、乔二位先生来南京大学访问。他们两都立刻答应。乔先生当年秋天便前来走访,但李先生因其他原因没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