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两位临床心理学家首次提出了“冒名顶替综合征（ impostor phenomenon）”的概念。他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高成就女性群体中居多。她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是由于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或侥幸，并且害怕人们知道这些。
这一综合征的研究就是打那儿开始爆发的。很明显，许多男性也有过类似的欺瞒感。美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在《人格和个体差异》新论文中声称，事实上，在压力下的男性遭受到冒名顶替症候征打击可能比女性来得大，这种综合征会引发更多的焦虑和更糟糕的表现，他们推测，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传统的性别规范，社会陈规对男人有更高的期望。
Rebecca Badawy和她的同事招募了数百名在美国东北部学习通讯或商务的男女大学生，他们用量表衡量了被试冒名顶替综合征的程度，问卷包括“有时我害怕别人会发现我不具备的知识或能力”这样的项目。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学生们提供了两组五个问题，这些问题来自GRE语文和数学问卷。在提出第一组问题之后，在被试给出正确答案之前，研究者通过告诉学生虚假的反馈来向他们施加压力。
尽管总体上的冒名顶替情绪体验都比较高，但上述的苛刻反馈似乎特别影响了有较高冒名顶替情绪体验的男性——在报告中，他们有更高的焦虑、更少的努力（以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来衡量）；而且，与另一组被给予积极反馈的被试相比，他们的业绩表现显得较差。相反，具有高冒名顶替感的女学生通过努力并表现出优异的成绩来回应苛刻的反馈。
在第二项研究中，同样对一半的学生说，他们的GRE成绩会报告给他们课程的老师（研究人员称之为“高问责制”）。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被告知自己的分数将会匿名地报告给陌生人的被试相比，有更高冒名顶替综合征的男性再次显示了焦虑的增加、努力的减少和更差的表现之倾向。相比之下，具有冒名顶替的感的女性，基本上不受问责制的影响。
男性焦虑情感的增加和努力的减少可以解释为：他们害怕被发现，同时又结合了“自我设限”的策略，即，减少他们的努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借此搪塞他们的糟糕表现。
“假设传统的性别规范成立，（具有冒名顶替者综合症）的男性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负面反应，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是以高竞争力来评价男性的，与此同时又不相信他们能达到这个标准。”研究者说。
相比之下，具有冒名顶替感的女性对负面反馈和及教授审查的期望就没有那么敏感——如果有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加倍努力的方式来回应负面的反馈。研究人员认为这和传统的文化期望有关，即，女性应该是温暖的、而不是胜任的。
研究者说：“在考试中，本来就不会对她们的成绩有更高的预期。（具有冒名顶替感的）女性可以更自由地尝试提高他们的表现，而不是为其找一些（诸如缺乏时间和精力投入之类的）借口。“
很难知道这些发现是否以及如何能应用于学术环境或工作场所中的现实世界。Badawy和她的团队承认他们的发现是探索性的，可能无法泛化。尤其是，如果他们基于性别规范的解释是准确的，人们可以想象，这些规范不仅在国际文化中发生变化，而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亚文化之间也有所不同——例如，对具体性别的态度、信仰和不同职业的压力。
抛开这些问题，Badawy和她的同事们表示，他们的关键发现——尤其是男性在压力下的假冒者综合症的脆弱性——可能对管理者有实际意义。
“如果组织中管理专家观察到男性工人表现出了高水平的冒名顶替症候征的表现，专家们可以尝试着恢复这些可能处在高压力下工人的代理意识，并因此获益。”研究者们说。
他们补充说，教授/管理者的指导、技能训练以及任务拓展可能是潜在的好策略。然而，他们警告说，这些只会在这种情况下有用，即，“如果受过训练的导师可以调低自己的性别角色期望”。
Are all impostors created equal? Explo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ostor phenomenon-performance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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