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精神分析师鑢干八郎提出了阿弥陀佛情结(Amida Complex)[1]的概念。他认为阿弥陀佛情结是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一种文化反移情。
日本的文化中的权威模式会导致分析师-患者在二元关系中出现这种移情和反移情配对。
权威文化会迫使分析师维持自己的权威形象，这是一种存在于强大的文化压力下的无意识行为，与此同时，同样处在这种文化中的患者也会认同分析师的权威形象，并且将权威形象神化后返还给分析师。最终，分析师内心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反移情，即，阿弥陀佛情结。
阿弥陀佛（梵语Amitābha又名无量佛、无量光佛）和观音一样， 是佛教慈悲的化身，能够安慰人们的痛苦、给人带来心灵的宁静。
阿弥陀佛情结可以解释患者和分析师之间这种特定类型互动结构。
这个模型所描述的病人往往会将他的分析师神化，把他看成是一位和阿弥陀佛类似的人物。有时候，这种夸张的想法会让分析师的谦虚感顿然无存，并且觉得自己的行为就像是阿弥陀佛，认为自己是全能的，并且需要被赞扬。
精神分析师弗伦奇在和病人RN进行相互分析[2]的时候，就要求RN撰写文章赞扬自己对她的分析是有效的，然而RN没有这样做，并且诋毁弗伦奇的工作。
心理医生这个行业，是个谦卑的职业。——《扪心问诊》
这种反移情体验的替代形象就是老智者、老禅师，虽然很少有分析师以阿弥陀佛或观音自居，但是老智者、老禅师这些传统角色也会强化分析师的阿弥陀佛情结。本质上，阿弥陀佛情结是一种依赖模式，这种依赖模式剥夺了患者的自主权和对自己的责任。
米切利希在《没有父亲的社会》[3]中认为文明的进程促成了文化对父性的侵蚀。父性的缺失，导致无法成功地形成同一性的认同，“批判性的自我”也因此失去了创造性的空间。
这种无法哀悼的丧失所带来的哀伤恐惧往往会转化成为宗教中的虔诚，其实质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4]。无意识认同这种神经症的分析师往往会幻想自己有无限的能力，存在于幻想中的阿弥陀佛、智者、禅师、老师等形象是缺失父亲角色的替代品，以此填补父性缺失的阴影。
儒道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战乱和创伤的再适应，三纲五常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本我”置于“禁忌之上”。在自恋理想化中将主体自身放置在一个精确的固定位置之上，其目的是为了抵抗任何扰动和混乱带来的创伤体验。当创伤带来的强迫逐渐内化，并且以假自体的方式成为了自恋中的理想化一极自体后，替代的人格结构就很难改变，因此无法“察觉自己的防御机制”。
米切利希认为，个人的神经症是社会恶劣条件的指标，他写道：
神经性障碍的人蒙受了同样的已经哑然顺应的事情。这些木然失色无声的生活，其实是摆脱舒服的最大障碍。
充当了患者反移情配对角色的分析师的阿弥陀佛情结，在分析情景中和病人的互动过程，扮演了社会环境的恶劣，即，分析双方将社会文化场景带入了分析情景，因此，处在这种二元关系中的分析师-患者都无法从这样的治疗情景分离。
处在依赖共生的心理发展阶段的分析双方共同了扮演了彼此的心理背景和表象。分析师-患者无意识地沉浸在阿弥陀佛的理想化的海洋体验中。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二元关系是三元关系发展失败后的退行。
本我的禁忌和压抑，必然导致力比多的撤回和创伤性内摄，尽管极端的自恋学说否认阿弥陀佛情结是理想化的防御（或者认为这是健康的自恋），但是，内摄的力比多最终会导致个体在二元关系中通过自恋暴怒打破理想化的泡沫，导致二元关系的崩解。
这种内隐的攻击，往往隐藏在个体的潜意识和浪漫的文化自恋之中，除了导致个体的崩解之外，往往会每隔一段时间发展成为文化/社会创伤/灾难。
参考文献
[1] Tatara, M. . (1982).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in japan: the issue of dependency pattern and the resolution of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10(2), 225.
[2] Aron, L. , & Harris, A. . (1993). The legacy of sándor ferenczi.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81, 770.
[3] Mitscherlich, A. . (1969). 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17(82), 323.
[4] Freud, S. . (1963). Obsessive Acts and Religiou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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