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狄浦斯在中国，我们可以将精神分析传入中国么？》的最后，作者Anne引用了xiaozeping认为的“精神分析会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的观点。同样，Scharff在2014年发表的《西方治疗师在与中国治疗师/病人工作时需要知道的五件事》之中，也所引用的观点与之相似,即“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后会修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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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rff在开篇中引用了Yang yuping（2011）的观点，Yang认为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后会改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像西方人所想的那样。文化因素一定会融入分析之中，但是没有人知道50年后的景象。
随后，作者讲述了在2010年IPA北京大会上Zhong Jie呈报的案例，大意是，病人觉得，分析会让她转向个人主义，并把她从忠诚于家庭的价值观中拖拽出来，这让她不舒服，并决定暂停治疗。病人的话让分析师不安，并希望找到答案。
Scharff，这位《中国的精神分析和精神动力治疗》杂志的编辑说：“在倾听zhong医生令人动容的报告之时，以及与他的谈话的时候，我感到，如此的困境，不仅是病人的，也是他自己的。”
接下来，scharff将其归因为文化哲学基础不同，西方的哲学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传统。
“我们努力寻求一种不以家庭忠诚和孝顺为基础的个人发展。西方宗教忠诚于上帝，或者说，是忠诚于对某些道德标准的召唤，这些才是男人和女人为之争取的东西。在西方传统中，个人往往和他人处于竞争地位，并在争取个人改善和自主性的同时（即便在尊重家庭的情况下）也会让人远离对家庭的顺从。”
然后scharff说，这并不是说关系不重要。现代客体关系理论强调整人际关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它也促成了与中国传统思想不相容的自主性autonomy。
小结，在以上的开篇中，scharff抛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切身体会到的问题——精神分析的文化适用性。并提出了自主性这一关键问题。
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
作者说，释道儒在上个世纪遭受了批判，尤其是三纲五常。中国文化认为个人的利益放在集体国家利益之上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的个体化和自主性目标仍然困扰着大多数人的情感。中国人谦卑，有着忠诚于领袖/父亲/家庭的意志，这些特质也是建立于情感之上。然后讨论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之现象在当代建制中的再建立。
其结果是文化因素限制了个人主义在集体主义大环境下无法个体化和独立的。
然后scharff又讲了道教的阴阳平衡，而非选择一方为主导的现象。这些导致了被动适应，以及克制攻击的中庸之道。
对应的表现就是分析师“毫无疑问的尊敬”督导师，以至于无法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老师；同样，病人视分析师为权威，因此对分析师产生抱怨和负性的移情变得非常陌生。这些自下而上的膜拜/忠诚，遮蔽了对更深价值观的追求和进取之心。
mints评论：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对应于独立vs依赖的发展阶段。scharff只是提出问题并浅显的分析了问题，并没有回答集体主义的渊源，因此改变也难以发生。那，问题来了：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由何而来？
mints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根源如下，
水稻人格：集体主义和中国人的劳作方式有关，即水稻人格。简言之就是，只有集体劳作才能在短暂的农忙阶段完成全部的春耕秋收工作。也就是说，只有集体劳作，才能保证有饭吃，否则就会饿死。在临床中，来访者回忆起小学放学饥肠辘辘的回到家里，灶头上的锅盖是冷的，呼唤家人，无人应答——一家三代的人都在地里耕作；另一个来访者提到农忙季节，学校会放假以便让学生参与田间农活，而那些家里孩子很多，劳动力充沛的家中，年幼的孩子不需要劳作，并且有时间游玩，而自己只能在烈日中的水稻田（离上坎下）里继续耕作几天。
创伤：A)自幼丧父的孔子、孟子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构建一个系统，以弥补丧父之缺。B）孔子和老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民不聊生，作为普通百姓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适应。C）Gelfand的研究发现高度自律的社会在历史上会经历更多的外部威胁，因此有更严格的社会规范。
二、家庭结构的变化
作者首先提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巨大影响。
造就了自恋的男性小皇帝，以及对女婴的贬低。其长期结果是男女比例的失调，以及女性在择偶中的优越地位。
家庭压力和投资风险都加在独生子女身上，外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6个钱包的结构和风险】
过高的期望导致独生子女平凡跳槽，以及对既得奖励的追求的应激表现。
其次是婚姻结构的变化
媒妁婚姻以及追求浪漫关系婚姻的肤浅。
社会不同结构在婚姻中相互契合，比如，被城市革命动乱打破家庭的男性和完整但又冲突的农村家庭之女性的结合，是建立在相同的创伤基础之上的。
离婚的困难，不得不维持在名存实亡的家庭关系中。
scharff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独生子女政策的诸多影响。想必，大家在临床中对此有很多的体会，不妨留言补充之。
三、性革命
中国上世纪的性政策是压抑的，在改革开放后的性革命爆发的速度比西方更快。
scharff提到了上世纪手抄本《少女的心》的审查，以及本世纪的木子美。
新的变化有：性和浪漫分离；性可以为亲密关系提供快乐；男性开始寻求治疗阳痿；生殖繁衍不摘是性的目的；女性享有性和性愉悦；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的突显；男性有婚外家庭。scharff也提到了已婚男性的第二个乳房（二奶）。
作者认为若为爱情顾，孝道皆可抛，即，男性和女性对爱与亲密关系期望，远超于孝道。
评论:历朝历代，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反封建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性的开放与禁锢是和经济政治的变迁而变迁的。
四、文化和个人的创伤
作者提到了中国150年来遭受的创伤、侵略和。回顾了清朝末期到改革开放的历次屈辱和浩劫。作者认为十年浩劫中，人们即是作恶者又是受害者。家庭解裂，人际疏远。国家动荡。同时比较了海峡两岸文化之创伤文化的差异。
谈及浩劫创伤，作者说，老年患者大都是直接的创伤，年轻患者是间接的创伤，后者是与创伤父母关系中的创伤。作者认为，所有患者都有原发性和继发性的创伤。那些未直接遭受创伤的人也不能幸免。中国人遭受的是集体的创伤，是社会PTSD。
在评估个人、家庭婚姻时，需要考虑这个大背景。
文化中的应激状态是无处不在、无法回避的。
这部分，scharff有很多的论述，有些话，很想说但没法说，或者因为无法承受而害怕说出来。唯一能证明的是创伤的程度之深，并且叠加释道儒内隐的创伤文化之中，其后果的极端选择或是沉默或是爆发。
五、个体人格结构的变化
作者认为：中国的个人主义的崛起是“不完整和野蛮无礼的 incomplete and uncivil”。
这种变形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政府和企业消费的驱使，并创造了与集体主义&家庭忠诚背道而驰的自我中心和个人机会主义。原因是政府决定了政治正确性，因此不存在可以制衡个人的利益普遍的精神。
其结果是一种内在矛盾的心理冲突结构。自我利益有益于个体人格的发展 Vs 自我利益违背了家庭和集体。
作者认为，中国人个体自恋的兴起，可能是受到了西方媒体宣传的个人主义景象的影响。这种缺辫子（not entirely beneficial）的事，西方不是第一次干了。
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家人格和个人冲突都会不断的变化，并发展出新的道德标准。这在临床中的表现就是父母即希望子女维持传统，又担心孩子不够有抱负和个人动力甚至会被高速发展的时代抛弃。对应的结果是子女内心交替出现不可预知冲突，即，内化了的父母的冲突。
在文化转型期间，个人的站队选择是困难的。因此，治疗师的中立立场受到了精神分析内隐道德观的挑战。精神分析的这种道德观可以促进个体化和自我的实现、性的表达，有助于摆脱中国传统道德/家庭之忠诚的约束，并实现自由。
作者认为，中国与世界在商业、法律、外交上与世界的交流，是中国精神分析的大背景。并列举了一些例子，对此不再赘述。
评论:精神分析的确有其内隐的道德观念，并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以至于会引发反感、甚至对精神分析的敌视。这也是精神分析在中国需要改良部分。很有意思的他山之石就是精神分析在日本的状况。
结论
中国的变化太快，我们都无法预知未来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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