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22日在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上的演说
依恋与抱持有关，但又有所不同1。在依恋中，我们“坚持前行”并因此感觉不是那么孤独。我们能依恋那些不抱持我们的人，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婴儿的抱持感远早于依恋感，因为依恋系统的出现更晚一些。虽然在童年早期，联系的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成人关系中他们就分开了。依恋和抱持两者都是很关键的。抱持的对立面是坠落，依恋的对立面是孤独（或丧失）。处于孤独之中，就像坠落一样，是令人害怕的体验。
如果说抱持是发生在臂弯之中的，那么依恋就是发生在接触、眼神、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亲近感）之中的。依恋存在于情感联结的体验之中—如果需要的话，空间距离是可以被超越的感觉，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空间距离，但还是在一起。当我们依恋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找到他，并且他也愿意回应我们。
依恋是随着时间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依恋上某个人。回应的一致性导致了对能够持续获得某人的期望。特定依恋对象如果反复不可获得，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再依恋他们了；在联系中，他们可能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可预期的回应性所带来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依恋的基础。
被抱持是被动的，而依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降低焦虑而主动依恋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或者是象征性的）。依恋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类体验。尽管激情和关心变化无常，尽管生命中充满运气和变迁盛衰，依恋仍然是我们情有所属的感觉。
依恋的实质
依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鲍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把成人对舒适感和关心的追求还原为退行性的依赖需求。在鲍比的观点中（1969，1973，1980，1988），依恋是基本的、天生的需求，如同对食物和性的需求一样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依恋满足人类行为学和进化论上对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维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和可到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根植于这一对接近性的生物性需求，依恋是初级的需求。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依恋系统横贯发展道路，对亲近、安全感、舒适感和关心的需求的表达是成人依恋需求的表达，而不是退行到婴儿行为模式上。
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倾向于支持鲍比的观点，在依恋关系的形成、维持、中断和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一条维持起来毫无困难的纽带会被体验成安全感的来源，纽带的更新会被体验成快乐的来源。在鲍比的观点中，情绪的很多精神病理的原因在于情感纽带的精神病理。
依恋必须需要的是黏附，胜于对吸吮或口腔需求的满足（如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的一样）的需求。哈瑞•哈洛（Harry Harlow，1974）很形象地展示了系统发生学中存在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哈洛的实验中，用布或者金属做成的代理母亲来喂养猴子，猴子更喜欢布“妈妈”，而与哪一个提供牛奶无关。希望通过黏附来获取舒适感的需求要比被喂养的需求更引人注意。婴儿一旦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那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找到一个依恋对象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急迫了。
从婴儿早期开始，婴儿就能够根据气味和声音识别出依恋对象（通常是母亲）。在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如果把婴儿交给另一个人照顾的话，婴儿就会抗议。在这个时候，婴儿具有了勾画依恋对象、作比较和反抗不熟悉的人的认知能力。
鲍比认为，依恋是由一个控制系统来组织的，这个控制系统通过交流来调节与依恋对象之间的距离。当处于沮丧或痛苦状态的时候，婴儿最强烈地需要与依恋对象亲近。当关系的延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于依恋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幼童的依恋
虽然鲍比反复强调依恋行为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重要性如同在儿童期的重要性一样，但依恋的研究还是在年幼的儿童中最容易进行2。首先，依恋行为在生命早期更容易观察。当儿童焦虑的时候，他们会从身体上寻求一个依恋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观察到。
鲍比的同事玛丽•安因斯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测验”作为一种研究年幼儿童的依恋行为的方法（Ainsworth，Blehar，WaltersandWall，1978）。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们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and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发展中的个体在关于他（她）通过纽带或可获性能从他人那里期望什么这方面理解到的知识。但是鲍比相信这些工作模式是基于真实体验而不是幻想而发展起来的，这与内部客体不一样。儿童期的时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对儿童有所回应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弃孩子的威胁作为规则的一种形式？
意识到依恋的需求是基本并且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之前被错误传授的发展理论。依恋的需求贯穿我们一生，是健康的象征而不是病理性（依赖）的发展。
我们在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这方面一直有些误导。青少年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分离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与从与“主要客体”（也就是父母）的联系中分离出来或否认这种联系相关联的（Blos，1962）。这种推理中的逻辑在于，依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自我探索这一青少年的显著特点。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获取同一性的努力过程中最有可能胜任且具冒险精神。随着成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但依恋是持续存在的。尽管随着成长，青少年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但他们努力抱持他们主要的依恋（见 Salzman，1990；GrotevantandCooper，1985；Frank，Averyand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这些依恋就变得持久不变了。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都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恋关系。那些依恋关系曾发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说在后期重新找到父母，并且比通常依恋感更为强烈。对那些我们曾经几乎失去的事物，我们往往会更加珍惜。
从青少年开始，个体可能依恋父母之外的新个体（通常是与他们同龄的异性）。尽管依恋可能弥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间，但这些关系当中的任一种都有可能重复童年早期的依恋强度。
理论上关于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过程的强调，倾向于模糊青少年对依恋的关注。很多被归为“同辈卷入”的行为在现实中被归为个体能够从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诚、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获取什么。青少年试图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可以依靠谁、以什么方式依靠；当他们需要陪伴或获取安慰的时候，谁将在“那里”。青少年通过很多方式将朋友如同家人一样作为安全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进行探索。青少年会谈论“拥有”某人，这种“拥有”使他们勇于与他人建立关系成为可能。“我‘拥有’爱丽娜，”琳达说，“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们是否喜欢我。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我就总去看爱丽娜在做什么。”
青少年的很多痛苦来源于对这个年代的依恋关系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靠性的失望。这些拒绝和背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渲染了青少年对他人的期望，青少年时期的伤害所带来的对信任和友谊的怀疑可能会持续到成人期。
保拉说到了她与苏珊娜之间“最好”的友谊，这份友谊从六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穿着也很相似。苏珊娜比保拉更受男孩子欢迎一些，但每次她有约会的时候，她都会告诉约会伙伴带上另一个人陪保拉。她们都有其他朋友，但她们的共识是，只有当她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才计划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她们通常在周六的下午去商场（闲逛、购物、哪里热闹往哪里凑）。在一个周六，苏珊娜告诉保拉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去探望姑姑，保拉找不到其他的同伴，因此她就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在坐公车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她路过商场，看到苏珊娜和她们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走在一起。保拉记得她当时感到非常痛苦，无法理解她看到的情境。经过强烈的情感挣扎之后，她才逐渐明白苏珊娜欺骗了她，她更愿意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保拉从没和苏珊娜提过这件事，但从此以后，当苏珊娜说她不得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再也不相信了。并且保拉自此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并不是她根本就没有信任，而是她常常提醒自己，其他人会伤害自己并且背叛自己。
然后，个体带着很多来自家庭内外的依恋体验迈入了成人期。在这个背景下，为了不感到孤独，成人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但是，由于成人依恋不甚清晰的行为表现，因此研究起来更为困难（Ainsworth，1982；Weiss，1982）。心理学领域对婴儿期后的依恋了解甚少，对与母亲之外的人的依恋也所知甚少（Ainsworth，1989）。
尽管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但罗伯特•韦斯（RobertWeiss，1982）却试图将依恋定义为孤独的缺失。在成人生活中，通常在依恋缺失、孤独所带来的尖锐刺痛显示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物正在遗失时，依恋是最明显的。当依恋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只通过熟悉感和连续性而有所反映。成人依恋似乎更锚定于恒久不变和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某种意义上是远离世间的新奇和陌生之感的避难所。
重要他人的可靠、熟悉、持续和稳定的感觉似乎成为成人依恋的“安全基地”的基础。正如童年时期一样，安全基地的感觉似乎是探索和自我发展所必需的感觉。只有到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回到他（她）的身边并且受到欢迎，即便没有感情色彩，至少也有所回应的程度时，我们才能向外冒险。鲍比指出，依恋行为和探险是相对偶的。当我们感到在依恋方面安全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探索，有可能知道自我和它的冒险。只有当我们感到害怕、生病或疲惫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依恋对象的身边。成人期的安全依恋在行为上可能并没有很多显示（虽然很多成人关系有清晰的依恋仪式，如生日庆祝会或定期电话），更多显示在人类世界的内在感觉上。安全依恋的成人不管重要他人（们）在物理上是否和他们很接近，都会感到与重要他人（们）的接近感。
虽然我们必须被某个我们感觉足够强壮的人抱持以防止我们坠落在地，我们也可能依恋某个虚弱的人。正如费尔贝恩（1954）指明的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人的回应性，而不是回应的种类。乔治亚说到她给她非常容易伤心难过的母亲打电话诉说自己被解雇的事。“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她只会担心，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她的担心仍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仅仅知道有个人在情感上对我们有所回应，这本身就有所帮助。
如果，如同鲍比所坚持的一样，依恋是一套根植于生物学和行为学的系统，那么依恋的体验并不必须有认知上的解释。我们之所以需要拥有依恋对象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被规划的方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会让我们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之痛。
分离和丧失：依恋的黑暗面
与被抱持的体验相对比，依恋的体验是明确的。我们依恋于某个特定的人，并不再接受其他替代人。（然而，我们可以被很多人抱持。）那么，对依恋来说，就会有遭受丧失之痛和必然的悲伤的风险。
分离焦虑是依恋系统遭遇危险的信号。在经典精神分析中，信号性焦虑是对自我的一个警告，警告无法抵挡的恐慌可能正在逼近，分离的痛苦以同样的方式警告个体：令人无法忍受的孤独（抛弃）即将来临。面对分离的痛苦，个体（任何年龄）会抗拒、恳求或愤怒。对年幼儿童来说，在寻找丢失的人的过程中，所有其他的功能和行为都停止了。儿童会哭泣、抗拒、坚持要那个他依恋的人重新回到身边。同样条件下，成人可能会哭泣、恳求和愤怒，并试图通过威逼或全部其他关系的技能来恢复依恋纽带。
我们对依恋对象的需要就是他们的回应性；回应的纽带似乎并不如回应的存在本身更重要。任何回应都会维持既存的依恋，也就是说，除了忽视之外的任何回应。依恋行为的表达是要唤起回应，“处于情感联系之中”就是它的要求。
由于对依恋对象的强烈需求，儿童很快知道哪些行为和要求能够引起回应、哪些不能引起。这种人际间学习在青少年时期继续进行，并持续到成年期。通过方法和回应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交易，依恋关系的形态和风格就形成了。安吉拉说，“在整个高中期间，我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18:10准时给我打电话。即使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见过面，并且也没什么新鲜事要说，我们还是要在晚饭之后说说话。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们家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她打来的，我知道我拥有这个朋友并且能够依靠她，感觉非常好。”大多数依恋关系都会发展成这样的仪式。
反过来说，对依恋的学习意味着要了解超过多少就是过犹不及了。对回应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可能使依恋对象感到负担过重并因此而退缩。例如，一个25岁的病人名叫埃里克，每当他的女友说她会给他打电话，但却没有给他打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焦虑以至于使自己陷入生气之中。当他最后联系上她的时候，除了讽刺挖苦和愤怒之外，他无法与她交流。她于是责怪他要求太多、占有欲太强，并威胁着要终止他们的关系。埃里克对依恋的强烈需求就这样对他拥有依恋的可能性产生了威胁。一些人如埃里克一样如此的恐惧（恐惧他们会把他们需要的人赶走）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建立依恋关系。
在不幸的时候给朋友打电话，却无人接，这是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打了电话却无人回应，无异于明白在这世上彻底的孤独、彻底的悲伤。因此，很多人发展出对抗依恋体验的僵化的防御方式。如果我们永不依恋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被丧失或抛弃所伤。“我通常在人们离开我之前离开他们，” 我的一个病人出于对丧失和抛弃之感的恐惧，说了以上这句话。
当代生活中的依恋体验
20世纪末的生活，生命职责变得异乎寻常的重，人类关系也日益脆弱，越来越多的人要与建立依恋的问题作斗争。“我想与一个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在一起，”我的很多病人都这么说。但他们无法阻止自己去知道没有人会永远不离开他们这一事实。正如抱持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我们注定要坚持那些本身就没有根基的事情一样，依恋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依恋那些我们最终会失去的人。那么，对丧失和被抛弃的恐惧，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模糊的，都始终使依恋带有阴影。当这种恐惧过于强烈的时候，它就会排除依恋，要求个体享受他所恐惧的孤独。
在当代生活的流畅性、移动性和分裂性的内部，依恋构成了连贯性。我们在丧失中感到哀伤，部分是因为即使是人类关系的这种最强烈的形式，也有其脆弱性。
当依恋系统顺利运作的时候，它们是下意识进行的。它们并非无意识，但也都不是人类注意的焦点。它们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安全依恋的个体知道有一个“在那里”的人，这意味他们能够依靠这个对他们有所回应的他人。但在安全依恋的内部，如同足够抱持一样，对与他人的联系的觉察成为部分背景。因为我们有依恋对象，我们不感到孤独，因此能够自由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追求。鲍比这样描述一种依恋关系“它就像是一个中心，人类的生活绕之旋转，不仅从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小孩到学童是这样，整个青少年时期和成熟期也是这样，直到老年期。从这些亲密的依恋关系中，个体发展了他的力量和对生活的享乐”（1969）。因而，这种依恋关系是一种资源。这意味着某个人为我们而“在那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需求或目的，而只是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不会感到孤独。
正如我提到的一样，回应性这一事实要比它的特点更为重要。即使是负性的回应也比根本没有回应要好。例如，一个愤怒的家长，至少是在场的。因此，就很有可能与一个极度虐待我们的人或无法满足我们其他重要需求的人保持紧密的依恋关系。依恋系统的威力能够代替所有其他需求，甚至能够替代理性。因此，被打得伤痕累累的女人会回到那个打她的男人身边，一个酗酒的女人的丈夫再一次相信了妻子戒酒的承诺并回到她身边。有时候，这些人是依赖性的人，更多时候他们是强烈依恋的人。
很多成年人谈及他们希望“属于”某个人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个成人依恋的表达。他们希望感到被认领，作为另一个人的所有物而存在。对一些人来说，被某个人称为“我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我的妻子”或“我的儿子”。这种拥有性是可靠关系的一种迹象：有个人在整个一生都会带着他们。依恋的这种“归属感”方面似乎是代表了它的永恒性。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即使战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也经常热切地幻想着有一个母亲能让他们有所“归属”（不可改变的属于），无论他们受到他人给予的多么好的善意和关心，这种需求都一直存在（Moskowitz，1983）。通过归属，一个人与存在链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对另一些人来说，“归属”的体验就像是被关押起来的感觉。因为他们将此看成是对他们自主性的破坏，他们在一个更远的距离，通过不同的习惯来体验依恋。他们常常恐惧依恋以及依恋可能对他们的自我提出的要求。
在个体必须依恋以获取依恋感的依恋强度方面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一些成人通过不定期的电话来维持依恋的感觉；另一些人必须每天都“接触基地”来知道依恋仍然是可靠的。
那么，当人们用“在那里”来描述一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依恋是人们要表达的意思的一部分，但是依恋的“在那里”与抱持的“在那里”是不同的。在依恋中，源于要寻求来自保护性成人的亲近感的需求，但最终又独立于这种需求，基于生物学和行为学基础上的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使个体将自我与另一个人通过联系和一种缓和孤独感的归属感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抱持不同，在持续性的背景之下，依恋的这种联结不需要满足除回应性之外的其他目的。依恋关系可能包括性、共同性、抱持、嵌入或者任何其他关系维度，但并不是必须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清楚表达依恋体验的一个原因：一个人是“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为了我而在那里。他在那里，因此我不会感到孤独。
在关于成人孤独感方面进行的深思熟虑的反思中，韦斯（Weiss，1987）想知道成人依恋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远离了孤独。他注意到似乎并不是因为依恋对象是亲密知己或性伙伴，甚至都不是安全感的来源；而是因为那是一种生命交织，情感联结的感觉。很难精确表达，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表达的最好程度了。
当依恋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儿童期后的依恋行为最有可能被观察到。当事情威胁到依恋关系的持续性的时候，探索行为就终止了，注意力就集中到了依恋纽带的恢复上。几乎所有开始时研究依恋的研究者最后都是研究丧失。当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他人，或即将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处于最沉痛的悲伤之中。哪里有丧失，哪里就有依恋。因此，研究依恋的一个最大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依恋顺利运作的时候，它是一个虚弱的半影；只有在受到破坏的时候才闪现光辉。
哈里特1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在第二年承担了照顾5个弟妹的大部分责任。当她去上大学的时候，她遇到了维利，维利似乎能够提供她原来依靠母亲获取的情感和热爱。她很欣赏维利的坚定和忠诚，并慢慢的依恋上他的为她而“在那里”。大学毕业后，他们结了婚。在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15年里，哈里特不让自己察觉到对他们关系的任何失望。他们是一个团队：在一起努力工作，有很多兴趣和活动一起做，并有很多朋友。他们一直期望一旦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就可以生小孩，开始家庭生活。
维利最后被发现无生育能力，这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一场危机。哈里特对维利非常愤怒，生气他竟然在这么重要的事件上令她失望，并由此打开了其他被压抑的不满的阀门。哈里特现在能够察觉到维利对工作的迷恋，他的被动以及情感上无力回应她的状态，并且对她也缺乏性欲。经过几年的努力，其间还有治疗的帮助，最后哈里特清楚地知道维利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情感上的亲密会让他害羞地躲开。这一发现使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选择之中。
哈里特感到，如果她不得不接受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她需要在主要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她需要维利更多的投入和共情，也需要更多的性爱。然而，每当她做出决定要离开维利的时候，在她愤怒间歇所察觉不到的她对维利的依恋的全部重量就会阻止她，使她无法行动。在这些时候，将她感到的因他而生的渴望之情看成是依赖将会是令人悲伤的错误。她需要他，是因为她依恋于他。哈里特体验到的这种深深的需求是这样一个意识：旅行之后，不会有人等候在机场接他回家，不会有人知道她工作到深夜之后何时到家，没有人会和她一起参加家庭聚会或庆典。哈里特知道她完全可以自己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放弃这些共享的成分的痛苦是令她无法忍受的。
有个人知道你在哪里、为你接机、和你一起参加家庭聚会或看电影，这些是成人的“安全基地”的表达。常常令病人和治疗师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特定的行为本身是非实质的。例如，病人可能从心里感到困惑，为什么他的妻子每天晚上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取出来这件事这么重要。毕竟，他自己是可以做到的。但他既不愿意也不是真的觉得能做；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将被破坏并失去平衡。在这些情况下，这可能真的是依赖，但更可能是依恋的迹象。
如果依恋对象是可获得的并且是有回应的，我们会感到安全（但相对意识不到在密切关系内部发生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运作）。丧失这样的依恋对象，我们可能会感到心碎，仿佛那根把我们的生命编制在一起的线被拆开了。丧失中的抛弃感是非常强烈的，丧失（依恋对象）的个体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一些想要向外探索或寻求的迹象。我们强烈渴望再次找到那个我们曾经依恋的特定他人，我们的很多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在为试图将发生问题的事情恢复正常而服务。
区别于关系的所有其他形式和维度，依恋要求另一个人的身体存在。我们依恋的那个人必须在某个地方“在那里”。例如，一个人可能感到被内在的一个代表所抱持或欣赏，但一个人不可能依恋一个只存在于内心的人。依恋要求特定性。另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回应性或充满感情，都无法取代一个失去的依恋对象。
虽然鲍比将他对依恋的定义限定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感到被另一个更强壮且更明智的人所保护，但大多数成人依恋关系并不依靠保护。看上去婴儿期之后的依恋已经超越了原始的、生物的基础；从寻求保护的亲近性转到寻求情感支持的心理接近性上。在成年期，对依恋对象的选择是根据他们的可获性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即使在儿童期，依恋也可能是建立在回应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保护性的基础上。例如，艾琳•辛普森（EileenSimpson）在她的自传性著作《孤儿》（1988）中描述了她童年时对只比她大10个月的姐姐的依恋的令人痛苦的故事。这种依恋使她们两个渡过了孤儿的童年期的剧变。儿童期后，人们报告了对很多不是保护者的依恋，包括对自己孩子的强烈依恋。失去孩子时无法平息的痛苦，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孩子对父母来说也是依恋对象。
韦斯（1982）赞同认为在成年期对同龄人的依恋通常并不是根据对方可感知到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被依恋的同龄人可能是被感知成能够培育我们自己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人。我们从依恋对象那里获取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壮，而是因为他们的可靠、他们的“在那里”给了我们力量。只因为他们的存在，依恋对象就成为自信的源泉。
随着个体的发展，依恋可以通过更远距离的交流来维持。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依恋是一种持久的结构，成人依恋可以维持多年的情感联系而不必有身体上的接触互动。依恋作为困境中的承诺或是未来的模板而存在。我们只要想想夫妻之间的依恋，被战争所分离的家人或远程雇佣的必要性就可以明白了。我们通过信件，或在现代社会中，通过电话来保持联系。用语风格的心理意义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保持“能够联系上”，通过象征来维持这种预示依恋的联系（尽管有距离）。
然而，当关系处于危险中时，远距离维持与朋友或亲属的依恋似乎需要身体上的存在。例如，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人生了病，通常会引发另一个人的探望行为。（我需要来看看你是否一切安好。）类似的，异地恋人之间愤怒的争吵可能会使其中一人急迫的要去见另一个人，确认他们之间的依恋纽带没有被破坏而使自己放心。
依恋的快乐和情感的纽带
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在早几年，与母亲分开的儿童可能会抗拒，并试图恢复与母亲的接触。随着我们的成长，“接触”的维持可通过其他的交流形式（象征接触的形式）。这种可能很少发生的接触，使我们确信依恋对象仍然“在那里”。
分离会导致焦虑这一事实，使儿童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触。与儿童不同，作为成人，我们在“安全基地”中寻求这样的知识，即依恋对象是可以获得的，否则我们就变得焦虑。那么，随着发展的进行，依恋的体验和行为越来越不同于焦虑，依恋本身就可能成为快乐的来源。
依恋的快乐是亲密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快乐。有所依恋的快乐，部分反映了一种确认感：如果我们受到惊吓，依恋对象就会对我们有所回应。然而，婴儿期后，这种快乐越发变得是一种广泛联系的快乐，一种即使我们目前没有需求或没有潜在需求也不会感到孤独的快乐。
依恋发展成一种情感纽带（Ainsworth，1989）。换句话说，依恋的情绪体验是情感。在依恋很强烈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被体验成一种爱的平静且深刻的形式。甚至，当个体清楚地拥有一个初级依恋对象的时候（在我们伤心难过或受到惊吓的时候首先会求助的人），很多成年人也会有一个次级依恋关系的网络。这些人是能够被依靠而且有所回应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情感纽带作为丰富成人情感空间的一个方面而得以维持。
韦斯（1982，1987）对未婚人群的研究显示，孤独是由于缺乏初级依恋对象所导致的结果。韦斯将孤独看成是没有客体的分离痛苦；因此，从字面上来说，未婚的人正经受着依恋对象缺位的痛苦。因为婚姻能提升依恋所倚仗的接近性，配偶通常是依恋对象的第一候选人。但当依恋在成人生命的变迁盛衰中蜿蜒前行的时候，就会采取复杂的形式。
汤姆的关系史是我听过的最贴切的关于依恋的“纯粹故事”。他的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与他人之间的强烈而持久的依恋。保护这些依恋是他情感生活的主导动因，他最强烈的悲伤是在他没来得及说“再见”的时候，关系就破裂了。
汤姆的故事并不是典型的，但很好地展示了成人生活中的一些依恋现象。我将整个关系图谱呈现在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依恋系统与关系的其他方面交叉在一起的方式了。
汤姆
在所有我访谈过的人当中，汤姆的图是人数最多的一幅。（见本书后面的附录A）。在每一年龄段，他都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画了很多很多和朋友的关系图。他的关系模式的最显著之处在于连续性：一旦某人被纳入他的情感世界中便轻易不会被他丢掉。汤姆的模式是一种持久依恋。当他描述那些对他有影响的人的时候，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开朗和情感。他也想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很明显，他们把他迷住了。
当汤姆回忆他5岁的生活的时候，他主要谈及的是被他称为“两个母亲”的事。他母亲的没有结婚的姐姐，也就是他的姨妈格洛里亚，和他们住在一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汤姆很仔细地要在他的关系图中把她们两个人和他的距离画的一样，在她们对他的重要性上没有选择。后来，他变得更依恋格洛里亚，但作为儿童，他对她们两个的关心是一样的。格洛里亚比他母亲更开放也更友好（她自己更像一个朋友）。格洛里亚有一个黑人男友，因为种族差异，他们未能结婚。他们常常带着年幼的汤姆一起去爬山或看电影。汤姆觉得她喜欢和她的黑人男友在一起。
格洛里亚更为冒险一些，汤姆的母亲更喜欢“呆在家里”。汤姆5岁的时候，他的妹妹出生了，他母亲的注意力就被这个新生婴儿所吸引。汤姆记得他的母亲“没什么特殊的—通常的事情—我饿了。如果我受伤或者生病，我会跑向她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哪一个并不重要。在5岁的时候，我摔断了胳膊，我住院并做了手术。我记得我跑向我的母亲。那是一个早上，我记得我冲向我的母亲，她抱住了我，但如果格洛里亚那时在家的话，我会跑向她的。”
汤姆记得在他童年早期的时候，常常见不到父亲。父亲工作时间很长，很晚才回家，因为太累，一上床倒头便睡。在汤姆的记忆中，他与父亲之间的互动很少；似乎在他的印象里，父亲经常离开镇子出去打工。
汤姆还记得他幼儿园的老师维拉。她是“和气的、温暖的。我对她的记忆都是很好的。”对汤姆来说，重要的人都是温暖的、可获得的女性（他感觉可以求助的人），为他而“在那里”的人。
这使他能自由地将注意力转向他的“群体”。汤姆童年的记忆大多是在户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是一段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那里有一个“安全基地”。
10岁的时候，汤姆感到与父亲有更多的关系。汤姆猜测，可能对父亲来说，与不是婴孩的人打交道要更容易一些。他们常常谈论学校的事情。“他喜欢数学，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因此我们常常讨论数学问题。他常常对我在学校做的事情很感兴趣。”
在人生这个阶段，汤姆记得母亲就像一个养育者。“她对我在学校做的事情不太感兴趣。我记得她就是提供食物、做家务。她准备饭菜、打扫房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互动多于在其他事情上。”在这个时期，格洛里亚姨妈变得更像朋友了，但汤姆对这个时期的记忆是模糊的。他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和朋友在一起的，不太感兴趣花时间和成人在一起。
汤姆在学校里找到了一群同学，他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要比和邻居那群小朋友在一起更亲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些朋友在一起，去他们家里或在学校后面踢足球。他们也属于童子军，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围绕群体这个核心而进行的。
汤姆再次记起一个温暖的学校老师—一位除了作为温暖和情感的来源外，没什么特殊重要性的女性。在这个年龄，他记起他和珍妮的第一次浪漫关系：“她是我班的一个女孩。我们在一起学习，我以一种毫无疑问很幼稚的方式爱着她。”
到15岁的时候，朋友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在汤姆班上的同学当中，有几个在不同时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最好的友谊开始于可获性—经常坐在他旁边的人，或大多是和他同班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汤姆尤其喜欢萨姆，他很聪明也很富有创造性。他们的友谊开始于萨姆在另一个城市待了一年后回到学校，发现自己的数学跟不上班级进度的时候。汤姆很愿意帮助他。虽然汤姆和萨姆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于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但他也有很多时间是和朋友罗宾和马克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对抗性地一起都不学习）。他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在一起度过时间这一事实来定义的。汤姆对他的朋友没有特别欣赏的感觉，这些关系也不是自我揭露式的。更确切地说，这些男孩是密友、特殊的同伴、“帮派”、在那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
汤姆与15岁的女孩交往起来有些犹豫，但他对特丽有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共度时光，但从未正式“约会”。然而，汤姆经常会想到她，并遭遇第一次真正的性欲扰动。汤姆的家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大部分退入了背景之中。
“我从未在家里待过很长时间。我常常回到家里，吃完午饭，把我的东西一扔，就出去了。那时候，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如果他们有一个规则，如放学后不准在校园里玩，我就会无论如何都要做。要么我会旷课和我的朋友在一起，要么不做家庭作业。老师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让她去学校），母亲去了之后会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不喜欢这样，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烦恼。我对朋友、社交活动、运动、音乐都感兴趣，就是对学校一点都不感兴趣。”
汤姆的父母似乎一直很宽容、与世无争。在汤姆的记忆中，尽管他很桀骜不驯，但他们在规训他这方面几乎没花过精力。相反，他们保持着可获性和情感；让他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道路。“我的家非常温暖，也非常开放。想吃就吃，在这个年龄上，我不允许我的父母干扰我的社会活动。在我们家里，这是一个固定的笑话。他们会问我：‘你去哪里了？’我会说：‘这里和那里’，这成了一个笑话。他们会说：‘哦，你去了这里和那里。’”
有一个数学老师，给青少年时期的汤姆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很年轻。大多数老师我都不喜欢。他几乎就像一个朋友。我们常常去他的公寓，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从他那里，我发现了数学都是关于什么的学科。他真的是在尽力讲解数学。我只在他的课堂上写作业就因为我喜欢他；他更容易接近，并且是真的热爱这门学科。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考试，我的试卷非常凌乱，他没有给我打分。他说：‘这不是你答卷的方式。’然后他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用我应该用的方式答卷，然后他给我打了分。”
汤姆似乎感觉这个老师明白他内心里有更多的东西，并让他表达出来。
另一个老师，所罗门先生，是汤姆难以对付的对手。他常常用僵化刻板和规则试图控制汤姆，但总以失败告终。汤姆不喜欢和所罗门先生在一起的那种紧张的感觉。他习惯了关系中的逍遥自在和温暖的情感，对于所罗门先生的不满意，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到20岁的时候，汤姆和萨姆、罗宾以及马克一起去了当地的州立大学。他们依然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例如，参加了同一个互助会，但现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谈论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在假期的时候，他们也和老乡们保持联系。汤姆还结交了一些能够分享他的新兴趣的新朋友—尤其是他对化学日益增长的兴趣。
在这个年龄上，汤姆有了第一次性关系。达娜主动和他交往，帮他克服了他对女孩的不确定感。他们非常亲密，但持续时间不长。虽然汤姆在团体中很受欢迎，并且也有很多其他女孩与他相处愉快，但他感觉“女孩不被我吸引，我在谈恋爱上很不成功。我没有做很多努力—我很害羞。和达娜在一起，也是她的想法：她主动建立关系，也是她主动终止关系。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还想着她。”
劳拉是他高中时期的女性朋友，他常常和她谈论他的个人感受。“当然，在这个年龄上并没有很多个人感受，但和她谈的要比和其他任何人谈的都多。”
在这段时期，汤姆并不经常回家，但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假期间至少会在家里待上一段时间。家人依然继续发挥着“基地”的心理重要性。
汤姆在化学课上遇见了瑞塔，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度过很多时间，一段时间后他们堕入了爱河。他们不确定关系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分分合合好几次，但最后，他们决定作为夫妻在一起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夫妻之间有很多事情你们可以一起做，她（在班上）是我的搭档。我们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确定。我们尝试过，但随即我们就分手。我们发现没有对方，我们彼此都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另一个女友。但我们两个都感觉我们希望在一起，因此我们结婚了—就像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
汤姆依然维持着和他那一大帮朋友的关系。马克和罗宾已经结婚了。现在，在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妻子和女友只是加入这个团体。如同他在青少年期的模式一样，依恋内圈的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和他在一起时间最久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人，这部分是外部因素的功能。汤姆需要一个伴侣，在生命的这个阶段，瑞塔就是这个伴侣。
汤姆也发现自己日益与艾拉亲近—一个高中时期的老友，在之前从未在汤姆心中有特殊地位。艾拉和汤姆发现他们都对乡村音乐有很强烈的兴趣，在英语课上认识的新朋友珍瑞有时也会加入到他们之中。高中时期团体中加入同一个互助会的另一个成员也成为他这段时间的一个重要同伴。
数学课上又出现了另一个高中的老朋友，和汤姆一样对数学充满热情。在这个时候，汤姆的父亲退休了，他决定要回到大学。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选修了微分方程课，常很长时间在一起解决问题。
结婚之前，在大学和医学院之前，汤姆和他的姨妈格洛里亚生活在一起。后来，他的姨妈搬回自己的公寓里了。她和他分享她在跨种族的关系中曾遇到的困难。他和她谈论他对研究的希望和梦想。他们变得非常亲密；汤姆感觉他能够信赖她，和她分享他从未和其他任何人分享的思想和内心感受。虽然汤姆继续在假期和休假期间拜访家人，但他感觉和他们并不很亲密。
在医学院，汤姆遇到了他最重要的导师：乔治，一个肿瘤学研究者。在乔治的指导下，汤姆开始了学徒生活，并延续到他的职业生涯。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比任何正规课程学的都多。在做事情和负责任方面，他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他的督导方式非常绅士。他让我有自己的项目，我很喜欢这种方式。我们开始一起写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写作、如何发表文章、如何介绍的知识。我们非常友好。我们谈论了很多（探讨了很多）有关政治的事情。我们的研究在一些公众场合报告过。我们很喜欢和其他人探讨。”
30岁的时候，汤姆和瑞塔的女儿一岁了。他仍然和那群老朋友保持联系。萨姆和他的家人与汤姆一家住在同一社区中，罗宾也住得不远；他们经常互相拜访。虽然马克住得稍微远一些，已经从商，价值观和汤姆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之间的友谊。只是尽力不去触及那些争议性的话题。
在这期间，汤姆与瑞塔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更为频繁。瑞塔一直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最近变得越发容易疲倦，不愿出门，很长一段时间情感上是退缩的。当她关上心门，汤姆无法触及她的情感的时候，汤姆就觉得很难过。由于无法在一起谈论他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便都退回到他们自己的追求中去，直到她再次从壳子里出来。
汤姆对他自己的研究课题很投入，在同事中又结交了新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在他们中间，他找到了他所尊敬和欣赏的人；他很喜欢和他们交换思想，并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
汤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当他姨妈格洛里亚去世的时候。她搬到了另一座城市，汤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她。当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被癌症折磨得憔悴不堪，他见到她如此干瘪和虚弱，吓了一跳。在她去世之前，他几乎整整一周都坐在她的身边，为自己能有机会和她说再见而感到欣慰。虽然格洛里亚有几年的时间在汤姆的生命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她是汤姆强烈依恋的人当中第一个去世的，她的去世使汤姆感觉仿佛丧失了自身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刻，汤姆和他父母的关系更近一些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他的女儿凯瑞。当汤姆和瑞塔外出开会或社交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凯瑞带到自己家里照看。
到了中年，大概35岁的时候，瑞塔变得越发抑郁并且退缩，汤姆也日益无法忍受。虽然他自己一直都无法说出这一点，但他的关系模式非常强调简单的可获得性，而这是瑞塔对他做的最差的事情。他们不能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汤姆越来越受到玛丽的吸引，玛丽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同事，他经常可以找到她。当他感受到她的坦诚性的时候，他找到了一种谈论感受的语言。但是，要忍受离婚带来的痛苦、冲突和压力的前景是汤姆所不愿意接受的。他担心伤害凯瑞和瑞塔。在意见不合方面，他从未有过如此耐心，并使他的关系顺利进行，即使这意味着要保持一些情感距离。但是瑞塔对他的退缩使他感到自己没有伙伴—他最需要的一个伙伴。
在这段混乱和焦虑的时期，汤姆向高中的朋友劳拉求助，当时劳拉也正在经历着生命危机。汤姆向劳拉倾诉了他的痛苦和担忧。然而，除非他做出一个决定，否则他不会和男性朋友分享他的忧伤。在他的经历中，正是和女性在一起，他才可以分享他最深层的感受和关注。这类问题不属于和男性朋友谈论的主题—即便是像罗宾、马克和萨姆一样亲密的老朋友。
在玛丽身上，汤姆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她的态度更像我。我们通常想做同样的事情。她比瑞塔更独立。她非常自然地进入我的生活。她知道如何做事情；她需要我做她的同伴，需要和我谈论一些事情。瑞塔依赖性更强，我不喜欢这样。那更像一种男人/女人关系，她负责家务，我负责外界事务。和玛丽在一起，我们是同伴，我们两个人分享所有的事情。”他笑着又加上一句，“她甚至比我还要忙。”汤姆似乎在一位女性身上发现了他一直所重视的在男性同伴身上的品质（和他分享他的兴趣，并且能让他找得到），也是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一份专属于女性的财产。
下定决心和瑞塔离婚，迎娶玛丽后，汤姆通知了他的朋友和同事。所有的关系及时恢复正常，包括他和凯瑞和瑞塔的关系。
40岁的时候，生活和关系变得非常稳定。他和玛丽的婚姻一直很好，充满了分享。凯瑞一直和他很亲密，经常来看他。马克的妻子在这段时间病得很重，因此汤姆的额外时间都在陪伴马克，支持他渡过了妻子去世的过程以及之后的悲伤。所有其他的老朋友也都在那里，聚集在紧密联系和团结在一起的复杂模式之中，彼此互相扶持，分享特殊的事情，危难之中彼此互相帮助。即使他们当前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兴趣了，他们的生活还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这个年龄上，汤姆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他的妹妹。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年迈，他们都去看望他们，努力让他们感到舒服。他最终与她有一些共同的事情。
45岁是丧失的时期。凯瑞离家读大学了。在劳拉和他渡过了生命危机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在这个时期，劳拉没有任何理由地自杀了，留下汤姆因为没有帮助她、没有和她说再见而感到痛苦。然后，当汤姆在外地做论文报告的时候，他父亲病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陷入了昏迷。“接下来的两周时间，我呆呆地坐在他的床边。我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他，也思考分离。我钦佩他：他是一个特殊的人。部分因为他代表了老一代人。他这一生都是个木匠，但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另外，他很谦虚，非常害羞—不管他拥有什么，他都很开心。”我问汤姆，是否他在一些方面像他的父亲，他有些难过地说，他不像。
几个星期后，汤姆以前的导师，也是他的亲密同事，乔治突然去世了。汤姆遭遇这三次重要的、突然的丧失，并且都没有机会说声“再见”，这使得汤姆的人际关系被撕裂、动摇。同时，他的老朋友艾拉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虽然汤姆在努力帮助她。
汤姆和玛丽的关系仍然很稳定且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汤姆的生活中尽管有丧失，也依然有温暖和陪伴。依恋的网络稍微减弱，但关键的依然保留。
汤姆呈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模式，依恋和可获性的基调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上。他似乎并不是通过这些关系来自我定义，也不是围绕这些关系来获取他人对他的赞许。另外，我们几乎没有听到相互自我探索或相互情感需要。相反，汤姆的人际间生活的显著特征是关系中的温暖和情感、可获性以及保持联系。极少有人有这么多维持一生的朋友。汤姆对他人的依恋忠诚而深切。对他来讲，他人是安全基地，他们分享他的兴趣、丰富他的生活。
我们对汤姆早期生活的了解表明汤姆的依恋是安全的，并且确信两个“母亲”的可获性和回应性。汤姆的家人抚养汤姆时与汤姆没有任何碰撞，汤姆因此能够自由地将依恋作为安全基地并由此向外探索。他通常回到家里找那个能做一口可口食物的母亲和能够激励他并且喜欢他在身边的姨妈。汤姆在这个家庭中没有感到情感张力和冲突或他否认有情感张力和冲突，在后期的关系中，他也没有寻求情感的复杂性。相反，他希望人们和他在一起，和他依恋在一起，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要深切并一心一意。他已经做好准备忍受最终分离的痛苦。当人们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能够找到他；当他人伤心难过的时候，他能够很快回应。但他不希望人们在情感上对他要求过多，甚至超过他准备给予的。
对汤姆来说，正如鲍比所说，依恋关系是他生活的一个中心，是他力量的源泉。他对他人对他的可获性的理解，以及他联结生活的方式使我们明白一些关于青少年和成年依恋的现象。
另外，汤姆悲伤的形式体现了依恋的黑暗面。他的悲伤反应既不是“情况正变得令人崩溃”（当失去了一个抱持性的他人的时候），也不是 “我如何能够继续做我自己？”（当失去了一个支持性的他人的时候）。相反，丧失使原本有联结的地方出现了漏洞。父亲去世的时候，汤姆非常难过（尽管他从未依靠父亲什么，也没有向他认同什么）。他在父亲的床边坐了几个星期，思考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他为这个联结的即将结束而哀痛。
对汤姆来说，与他人联结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够填充他的生活，让他远离孤独。依恋的这一核心通过所有关系的图示得以呈现，但也常常被“在一起”的其他方式所掩盖或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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