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面讲过的内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催眠暗示以外,我使用催眠术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我用催眠法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因,因为有关这一类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不仅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禁令来得有效,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他们在设法用单调乏味的暗示方法消除那些病象时,毕竟有权对其起因有所了解。
我形成这种特殊方法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我还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就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1,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过去也搞过科研,写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价值恒久的著作。他才智过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俩没过多久便成了密友,在我生活窘迫之时,他总是给我以友情和帮助。我们在科学上渐渐有了共同的旨趣。我俩相交,得益者当然是我。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竟然断送了我们的友谊。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井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回避。
早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向我讲起过,一八八O年到一八八二年问,他曾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治疗一位瘾病患者,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深入观察虑病症状的病因和含义。那个时候,雅内的著作尚未问世。布洛伊尔多次给我介绍该病历的某些细节,我觉得对于认识神经症,他的方法比以前所有的观察方法都管用。我决定一到巴黎,就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可是,没想到这位权威人物对我的介绍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也就汉再提及此事,任其搁置于脑后。
直至返回维也纳后,我才再次关心起布洛伊尔的研究,我请他多介绍些情况。他的病人是个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才气,对父亲感情甚驾。她在护理父亲时已经患病,布洛伊尔接收她时,她已呈现出一种麻痹、挛缩、抑制以及精神错乱的混杂病态。布洛伊尔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发现,要是引导她讲出正控制着她的情感幻想,那么就能消除她那模糊不清的意识。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压在心头的忧患。于是,他先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她忧郁性精神错乱的发作,接着又用它消释了她的种种抑制以及躯体性疾患。这位姑娘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一样,既说不出症状的起因,也闹不清这些症状与她生活中其他经历有什么联系。而在催眠状态中,她一下子就吐露了这种联系。结果,她身上所有的症状,都与她照料父亲时经历的一些动情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一种含义,它们是那些感人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回想(赔m5n5scences)2。许多情况显示,当她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时,她不得不压抑某种念头或冲动,因此,为了取代那种念头冲动,症状是大量类似情境结合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中幻觉般地回想起这类情况,并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使当初被压抑的精神话动持续到结束,这时,症状使得以消除,而且不会再卷土重来。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布洛伊尔终于用这种方法为那位病人解除了所有的症状。
病人康复后一直安然无蒜,并且能够干些正经事儿了。可是,这种催眠疗法的最后阶段,仍然蒙着一层膘肋的纱缨,布洛伊尔从来没有揭开过;布洛伊尔的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将它长久地保密,而不用它去丰富科学宝库。虽然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他从个别病例中发现的情形,能否推而广之,普遍适用。布洛伊尔所发现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根本性的状况,既然在个别病例中得到了证实,我不相信在其他德病患者身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问题,只能由实践来解答。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重复布洛伊尔的探索,特别是一八八九年在伯恩海姆那儿知道了催眠暗示的局限之后,我便致力于研究催眠疗法。以后几年的观察证明,凡用这种疗法的瘾病患者身上,均可看到布洛伊尔发现的情形,在我用同样的观察方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以后,我向他建议合写一本书。他开始坚决反对,后来总算让步了,主要是因为雅内的著作己抢先一步,发表了与他类似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将癔病症状追溯到病人以前的生活经历,以及通过催眠再现的途径;将症状消除在初始状态之中。一八九三年,我和布洛伊尔初次联名发表《癔病症状的心理机制》一文,而在一八九五年,我们的又一本合著《癔病研究》随之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