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李孟潮
心理医生，精神分析者，现居上海
本文发表于《心理》月刊2009年第三期
《越狱》这样的电视剧注定会吸引众人的眼光。和任何讨论囚禁与权力，奴役和希望，自由及恐惧的作品一样。
我比较同情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看起来他们正在绞尽脑汁，拼命创造出一座座的监狱让那群帅哥去“越”。
根据媒体生产的规律，不久之后，“越狱”本身将成为所有人的“狱”。
就像说唱或摇滚歌手必须不断寻找出“愤怒”才好继续出专辑一样。
自由变成了自由者的监狱。
这就是体制化机制的妙用。
体制化是既在个体心理也在社会心理层面运作的机制，体制化是符号认同体制中最重要的运作方式。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学习的时候，你痛恨学校和老师；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工作的时候，你痛恨公司和同事；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结婚的时候，你痛恨婚姻和家人；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这个句式来自于《肖申克的救赎》的那个老黑人。
他对监狱体制的福柯式领悟，让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救赎自己；
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不能拯救他人。
这步影片中另外一个人，安迪，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人，一只关不住的鸟儿，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沾着自由的光辉.
然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飞鸟的囚笼就是天空，游鱼的罟网就是大海。
在庄子那齐物的眼睛中，忙着去活和赶着去死没有什么不同。
至今的一个体制化的样本大概就是前一阵子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事件。
人们很快就分化成两派，一派赞成的大多是有医学背景的，另一派不赞成的大多是心理学背景或者什么背景都没有的。
反对者的原因是，“我们爱孩子，说孩子们有精神病是迫害。”
赞成者的原因也是，“我们爱孩子，让一个有病的孩子装成没病去高考这合适吗？”
其实这场辩论下去肯定是医生们全面获胜。
医生们可以拿出网络成瘾者的各种科学证据，比如他们的脑部某某区域活动异常，他们脑内这个胺那个酶数值和正常人不一样。依据国际、国内专业期刊上几百篇英文、中文文献证明这个疾病的确存在。
这些专业文献别说那一群速成型的心理学家们看不懂，偏远地区的精神科医生不爱学习的看了也晕菜。
再不用说，很多“心理学家”连“精神病”、“精神疾病”、“神经病”的这样精神医学的基础知识都不具备。
当然医生们也有反对的这个标准的，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一个精神医学诊断标准怎么变成一个部队医院的成瘾医学科说了算？报批卫生部通过官方批准疾病诊断标准更是滑稽。应该根据国际惯例，做足够的流行病学统计调查，然后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
这个反对两个字就概括了――权力。
这场纷争的解决也是这两个字；这场纷争的起源也是这两个字。
这场纷争的特征就在于，真正有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那些青少年。他们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不能跳出来说，“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要不然我们我们大家来投票，一人一票来决定？”
成人们没想到让青少年对此具有话语权。成人们自然也不会想到，也许网络成瘾的病因之一就在于青少年的话语权被成人世界彻底剥夺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宣布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同时，宣布另外一项措施，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网络成瘾的小“病人”们继续学习，规定凡是有此诊断者他们高考加分50分，并且免除大学一切学杂费。并且在全社会树立起多个“抗网瘾英雄”,全国演讲，号召所有人学习他们。
这样大概纷争的声音就会少很多？
从务实的角度来说，给不给青少年们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其实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这个标签用来干什么的。
如果精神疾病这个标签带来的是荣誉、关爱、福利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中“精神疾病”这个标签会带来恐惧和歧视？为什么“癌症”这个标签不会被人歧视？
为什么“心理健康“这个标签会带来尊敬、欣赏和关爱，而不是耻辱和罪恶？
（――“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你居然保持了心理健康，这难道不应该是一种耻辱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医疗话语霸权的核心。
临床医疗话语具有三重结构和四个维度（李孟潮，2007，福柯，2003），如果把这个临床医学的话语空间比喻为一个房间的话，这个房间分别由以下成分组成：
第一，正常人-异常人模型。这相当于房间的大梁。正常和异常的二元对立接着带来了如何处置、控制“异常”的权力，这种权力最终会变成一种社会的权力。
第二，分别有四根柱子维护和支持这个大梁。它们分别是：
（1）生物学归因和相似性归因。也就是告诉你网络成瘾的脑影像学研究证据，告诉你看起来“好像”是网络成瘾的表现，“最好……，否则……”，如果你不信，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病啊”；
（2）统计学霸权。通过使用频率感知优先性原则，把数学话语等同确定性原则。你要是不相信网络成瘾是病，我就可以拿出这个世界上各国科学家们的报告给你看，里面充满了统计学数据和图表，你是根本无法辩论的，除非你学过统计学或者你知道统计学永远只是统计学而已。
（3）道德化原则。就是“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医生的话语霸权，你就是愚昧落后的，你就是害了你自己，也是对你父母、对你老师、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这个国家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就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不相信科学，去死吧！”
（4）普世化原则。就是“这个东西是全国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都一致公认的。您看着办吧，要和全世界作对，还是和我这个全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人类、先进真理的代言人合作。”
这五重建构，让医学从一种纯粹的医疗活动，从对疾病的实质进行真假判断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空间分割的体制。
现代（西方）医学体制化的建立是和工业革命同步的。
而中国如今的医学体制，是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过来的。
在中国城市中建立起现代（西方）的医疗体制的同时，现代的警察、法律、商业的体制化也齐头并进。
你现在去大医院看病，大概觉得看病就“应该”这样的，起个大早，排队挂号，吃药住院，对医生陪笑脸，抛媚眼。这种种行为，说明你已经被成功地体制化成一个“现代中国病人”了。
但是其实在古代中国，医生和洗脚妹、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百姓”，医生也只是百业中一种。
病人们可以把医生叫到家里来看病，也可以随时开除医生，甚至和医生集体决策这个病该怎么治。（杨念群，2006）
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还有师生关系）中之所以存在这么悬殊的权力地位。是一个历史体制化的结果。
这个体制化过程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纪大部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和国民内心，这个过程如此险峻森严犹如一首律诗――“巅崖峭绝撑碧空，倒卧老松如老龙。奔流落峡喷白雪，石角险过百丈洪。”――那样美妙。
而你想要上演一场《越狱》或《肖申克的救赎》的欲望，则像黄老道的修行一样自由性感――“我昔放舟从此出，捩拖挂帆气欲折。春风回首三十年，至今认得山头月。”（ 王冕，1368）
参考文献
李孟潮 ，2007，边缘-抑郁的共病以及精神病学话语建构运动
福柯，2003，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冕，1368（遥远的元朝），《吹箫出峡图》
杨念群，2006，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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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精神分析者，现居上海
本文发表于《心理》月刊2009年第三期
《越狱》这样的电视剧注定会吸引众人的眼光。和任何讨论囚禁与权力，奴役和希望，自由及恐惧的作品一样。
我比较同情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看起来他们正在绞尽脑汁，拼命创造出一座座的监狱让那群帅哥去“越”。
根据媒体生产的规律，不久之后，“越狱”本身将成为所有人的“狱”。
就像说唱或摇滚歌手必须不断寻找出“愤怒”才好继续出专辑一样。
自由变成了自由者的监狱。
这就是体制化机制的妙用。
体制化是既在个体心理也在社会心理层面运作的机制，体制化是符号认同体制中最重要的运作方式。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学习的时候，你痛恨学校和老师；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工作的时候，你痛恨公司和同事；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结婚的时候，你痛恨婚姻和家人；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这个句式来自于《肖申克的救赎》的那个老黑人。
他对监狱体制的福柯式领悟，让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救赎自己；
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不能拯救他人。
这步影片中另外一个人，安迪，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人，一只关不住的鸟儿，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沾着自由的光辉.
然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飞鸟的囚笼就是天空，游鱼的罟网就是大海。
在庄子那齐物的眼睛中，忙着去活和赶着去死没有什么不同。
至今的一个体制化的样本大概就是前一阵子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事件。
人们很快就分化成两派，一派赞成的大多是有医学背景的，另一派不赞成的大多是心理学背景或者什么背景都没有的。
反对者的原因是，“我们爱孩子，说孩子们有精神病是迫害。”
赞成者的原因也是，“我们爱孩子，让一个有病的孩子装成没病去高考这合适吗？”
其实这场辩论下去肯定是医生们全面获胜。
医生们可以拿出网络成瘾者的各种科学证据，比如他们的脑部某某区域活动异常，他们脑内这个胺那个酶数值和正常人不一样。依据国际、国内专业期刊上几百篇英文、中文文献证明这个疾病的确存在。
这些专业文献别说那一群速成型的心理学家们看不懂，偏远地区的精神科医生不爱学习的看了也晕菜。
再不用说，很多“心理学家”连“精神病”、“精神疾病”、“神经病”的这样精神医学的基础知识都不具备。
当然医生们也有反对的这个标准的，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一个精神医学诊断标准怎么变成一个部队医院的成瘾医学科说了算？报批卫生部通过官方批准疾病诊断标准更是滑稽。应该根据国际惯例，做足够的流行病学统计调查，然后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
这个反对两个字就概括了――权力。
这场纷争的解决也是这两个字；这场纷争的起源也是这两个字。
这场纷争的特征就在于，真正有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那些青少年。他们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不能跳出来说，“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要不然我们我们大家来投票，一人一票来决定？”
成人们没想到让青少年对此具有话语权。成人们自然也不会想到，也许网络成瘾的病因之一就在于青少年的话语权被成人世界彻底剥夺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宣布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同时，宣布另外一项措施，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网络成瘾的小“病人”们继续学习，规定凡是有此诊断者他们高考加分50分，并且免除大学一切学杂费。并且在全社会树立起多个“抗网瘾英雄”,全国演讲，号召所有人学习他们。
这样大概纷争的声音就会少很多？
从务实的角度来说，给不给青少年们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其实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这个标签用来干什么的。
如果精神疾病这个标签带来的是荣誉、关爱、福利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中“精神疾病”这个标签会带来恐惧和歧视？为什么“癌症”这个标签不会被人歧视？
为什么“心理健康“这个标签会带来尊敬、欣赏和关爱，而不是耻辱和罪恶？
（――“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你居然保持了心理健康，这难道不应该是一种耻辱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医疗话语霸权的核心。
临床医疗话语具有三重结构和四个维度（李孟潮，2007，福柯，2003），如果把这个临床医学的话语空间比喻为一个房间的话，这个房间分别由以下成分组成：
第一，正常人-异常人模型。这相当于房间的大梁。正常和异常的二元对立接着带来了如何处置、控制“异常”的权力，这种权力最终会变成一种社会的权力。
第二，分别有四根柱子维护和支持这个大梁。它们分别是：
（1）生物学归因和相似性归因。也就是告诉你网络成瘾的脑影像学研究证据，告诉你看起来“好像”是网络成瘾的表现，“最好……，否则……”，如果你不信，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病啊”；
（2）统计学霸权。通过使用频率感知优先性原则，把数学话语等同确定性原则。你要是不相信网络成瘾是病，我就可以拿出这个世界上各国科学家们的报告给你看，里面充满了统计学数据和图表，你是根本无法辩论的，除非你学过统计学或者你知道统计学永远只是统计学而已。
（3）道德化原则。就是“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医生的话语霸权，你就是愚昧落后的，你就是害了你自己，也是对你父母、对你老师、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这个国家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就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不相信科学，去死吧！”
（4）普世化原则。就是“这个东西是全国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都一致公认的。您看着办吧，要和全世界作对，还是和我这个全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人类、先进真理的代言人合作。”
这五重建构，让医学从一种纯粹的医疗活动，从对疾病的实质进行真假判断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空间分割的体制。
现代（西方）医学体制化的建立是和工业革命同步的。
而中国如今的医学体制，是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传过来的。
在中国城市中建立起现代（西方）的医疗体制的同时，现代的警察、法律、商业的体制化也齐头并进。
你现在去大医院看病，大概觉得看病就“应该”这样的，起个大早，排队挂号，吃药住院，对医生陪笑脸，抛媚眼。这种种行为，说明你已经被成功地体制化成一个“现代中国病人”了。
但是其实在古代中国，医生和洗脚妹、餐馆服务员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百姓”，医生也只是百业中一种。
病人们可以把医生叫到家里来看病，也可以随时开除医生，甚至和医生集体决策这个病该怎么治。（杨念群，2006）
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还有师生关系）中之所以存在这么悬殊的权力地位。是一个历史体制化的结果。
这个体制化过程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纪大部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和国民内心，这个过程如此险峻森严犹如一首律诗――“巅崖峭绝撑碧空，倒卧老松如老龙。奔流落峡喷白雪，石角险过百丈洪。”――那样美妙。
而你想要上演一场《越狱》或《肖申克的救赎》的欲望，则像黄老道的修行一样自由性感――“我昔放舟从此出，捩拖挂帆气欲折。春风回首三十年，至今认得山头月。”（ 王冕，1368）
参考文献
李孟潮 ，2007，边缘-抑郁的共病以及精神病学话语建构运动
福柯，2003，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冕，1368（遥远的元朝），《吹箫出峡图》
杨念群，2006，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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