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中国男人的性放纵已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很多男性团体聚会都是紧密围绕着紧密团结在嫖娼这个核心动作展开的。
吃饭、喝酒、K歌、赌博,加上嫖娼,已经成为了中国男人社交生活的五项全能运动以及生存交往的必备技能。
医生、老师、工人、农民、职员、公务员们不约而同地会在一天辛勤劳碌工作后风尘仆仆赶赴酒场赌场和欢场,构成了这个爱情失落的国度的夜生活中一道瑰丽而诡异风景线。
“西门庆”这个文化无意识意象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预兆了数百年后的儒家文化体制的完全解体。
儒家是一种奇妙的、好像天生就是为集权主义社会服务的机制,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把政治道德化的同时也把道德政治化。
也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做官要像做父母一样;也可以告诉你,当父母要像当官一样。在儒家的云彩下面,你这悠悠一生的前半生就是当兵或者当儿子,后半生就是当官或者当老子。
但这个体制最终崩塌瓦解犹如一场春梦或者贺岁片中的爱情。
这种文化上的渐进性、器质性阳痿早在《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明朝就显示出了其最初症状――好色。而清朝在其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仍然力图伸手出去拉一把的举动不过是亡羊补牢而已。
因为这个体制崩塌的种子是在它全盛期就种下了的。当董仲舒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秋繁露?基义》)的时候就种下了。
在儒家语境中,夫妻关系总是充满了施虐-受虐的主奴色彩,同事关系也总是散发着神秘而暧昧的色情气息。直到今天。
“西门庆”的千古不变的生产配方化学公式就是――
(父亲对性欲的授权+母性的部分性丧失)×充足的社会性供给=永不停息的色情。
西门庆的父亲具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古代的性心理学家,伟大的印度-西藏-道教双修的继承者和修炼者。
西门庆的色情狂的根基来自于对其父传统的继承。色情性是得到了父亲授权的,这是很多男人的福气也是霉气。
崔健说,“我发现很多人灵魂的憋死在金色的马桶上,因为舍不得把金子弄脏了,反而灵魂宁可憋死。他们有大量的钱,他们为什么赌,他们为什么每天打麻将,他们不搞创作,因为他们已经被憋死了。因为需要大夫安个管子去排泄他们精神上萎缩的东西。”
这个管子最常见的通道不是钱,而是女人的身体。
钱,是一种权力制度。它下面连着性欲,上面接着王权,再往上走,那才是灵魂的飞升。
西门庆他爸潜心钻研的双修,就是要把所有世俗的能量,从阴茎到皇冠,通通转变成飞升,最后这个人从肉体到精神,要么变成一股白气,要么变成一道彩虹,要么变成一团火球,腾空而去。
如果这些能量的上行通道受阻,就通通往下走。如果往下走的通道也堵住了,那就要出乱子,就要起义、闹事、搞邪教。
宗教-政治-卖淫,和福柯说的权力-法律-真理一样,组成了社会结构的最主要的三角关系。
如果一个男人缺乏参与政治的言论自由,缺乏选择宗教体系的信仰自由,他就必然会把所有的精力转移到赚钱和性交上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专制和集权恰恰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色情化。
在这个失落世界纵欲乐园中,男人们会重新发现和创造出一个新的权力符号体系。
如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的性生活描写中,就经常会出现充满了权力象征的比喻,而同时期出现的双修经典《既济真经》中,也使用敌我关系,权力关系来比喻修炼中男女关系――“我缓彼急,势复大起,兵亦既接,入而复退,又吮其食,挹其粒,龟虎蛇龙,蟠怕吞翕,彼以弃兵,我收风雨,是曰既济,延寿一纪。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上极。”但是在此之前的双修经典中,对男女关系的描述要和谐很多。
西门庆的灵魂,就是憋死在马桶上,憋死在阴道里,就和今天的中国人一样。
西门庆的父亲对西门庆进行了性欲的授权,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权力可以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尤其是政治的、国家的权力。
在《斯巴达3000》,或者《特洛伊》那样的大片中,那些刚勇的男人形象让人热泪盈眶。那是因为那些男人得到了国家的授权,他们是保卫这个国家的战士。
而这种授权在和平时期几乎不可能存在。
那么宗教(真理)的授权就至关重要了,在电影《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父亲就试图授予他这个权力,但是显然,这个传承失败了。西门庆只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技术,而没有继承其后的真理观和价值观。
就像今天的人们把科学与信仰剥离后,工具化了的科学必然演变成变成了一台“知识分子异化机”。
西门庆死在女人的裸体上,和今天大学教授死在评职称-拿课题-做官员这三部曲上是一样的道理。
这种真理-超越性授权体制为什么失效了?这是理解“西门庆”产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母性的丧失。在影片中是通过西门庆母亲之死来隐喻的。
在《斯巴达》、《特洛伊》这样张扬传统男性特质的影片中,总是会同时塑造典型母性人物。
一般来说她们都是英雄的妻子们。这些妻子的共有特点就是对丈夫的无条件尊重和支持,对丈夫总是寄予无限的期望并且忠贞着那永远的等待,就像哺乳的母亲对婴儿的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