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那些由权威们提出的相互补充的集体心理学理论牢记在心，然后综观一下一个个人今天的生活状况，那么面对着眼前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我们就根本没有勇气去作出一个综合的说明。每一个个人都是许许多多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许多方面都受到自居作用联系的束缚，他已经按照截然不同的模特儿塑造起他的自我典范。因此，每个个人与众多的集体心理，例如种族心理、阶级心理、信仰心理、民族心理等等都有关系。当然他也能伎自己超出这些心理，从而获得某种独立性和创造性。这样一些稳定而持续的集体形式，连同它们的相同的和不变的结果，给观察者的印象不比另一种集体形式更深刻，亦即那种迅速组成的然而存在时间又十分短暂集体形式。根据后一种形式励邦曾鼎负地作讨对售团心理的心理学特征的概述。正是在这种极其短暂的、仿佛置身于其他形式之上的集体形式中，我们看见了我们所认识的那种个人特性完全消失的奇迹，虽然它是很短暂的。
我们说这种奇迹就是意味着：个人放弃了他的自我典范，用体现在领袖身上的集体典范代替这种自我的典范。不过我们还是要通过纠正来补充说，这种奇迹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同样大的。在许多个人身上，这种自我和自我典范还没有区分的很清楚，他们很容易混在一起。自我经常保留了他早期的自恋性的自足，这种状况对选择领袖的工作非常有利。这个领袖经常只须具有那种有关个人身上的典范品质，只是所采取的形式特别显著和纯粹。他只须使人感到，他有更强大的力量和更自由的力比多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强大的首领的需要就会向他让步，授予他某种优越地位，要是其他时候他可能无权提出这种要求。而该集体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自我典范除了这种方式以外无法不作修正地体现在他的个人身上。这些人和其余的人一起完全受着“暗示”作用，亦即自居作用的支配。
我们知道，我们对集体的力比多结构解释所作的贡献将使我们回到自我和自我典范的区分上，回到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双重联系上，即自居作用和将对象置于自我典范的位置上。这种把在自我中作这类区分等级的工作作为对自我分析的最初步骤的主张，应在差异极大的心理学领域中逐步建立起合法的地位。在我的论自恋性的文章(1914年c)中，我已经收集综合了所有病理学的材料，它们眼下都可被用来支持这种区分理论。不过人们也许期待着看到，随着我们对精神病心理学的研究愈益深入，就会发现它的意义愈益重大。让我们回想一下，现在自我已经进入了对象和自我典范的关系之中，而后者正是从自我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在研究神经症时已经看到的外界对象和作为整体的自我之间的那种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的这种新的活动背景中得到重复。
在这里，我将只遵循可能从这种观点得出的一个结论，来重新讨论一个我以前在别处1不得不悬置起来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每一次心理分化都会加重心理功能的困难，增强它的不稳定性，也可能成为它崩溃的起点。这就是说，促使一种疾病发作。因此，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从一个绝对自足的自恋状态走向感知一个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阶段，进入开始发现对象的阶段。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无法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经常地回想起以前那种不存在刺激和避免对象的状况。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以此来遵从某种来自外界的启示，借助日夜的周期性变化暂时地摆脱我们所遭受到的刺激。关于这个阶段的第二个例子从病理学上说更重要，但是它并不符合这样的性质规定。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心理存在分离成一个统一的自我和一个位于这个自我以外的无意识和被压抑的部分，我们知道，这种新获得的属性的稳定性还时常要被动摇。在梦和神经症中，被这样排斥在外的东西便会敲击门扉，以求得到允准。不过有一种抗拒的作用防备着它们。我们在清醒的时候，运用一种特别技能允许这些被压抑的东西克服这种抗拒作用，暂时允许它们进入我们的自我，以便能增加愉悦。戏谑、幽默，以及某些一般的喜剧作用，都可以从这种角度来考虑。每一个熟悉神经症心理学的人都会想起一些类似的但不太重要的例子，不过我只注意我所看到的实际应用情况。
自我典范同自我之间的分离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这种分离状况会被暂时地打破，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在对自我的所有克制和限制方面，通常会出现一种周期性地打破禁忌的现象。其实这一现象在节日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谓节日制度不过是一种合法的越轨，节日的欢乐气氛则是由这些越轨行为所产生的释放感带来的。2古罗马的农神节和我们现代的狂欢节与原始人的节日都具有这一基本特征。这些节日通常是以各种各样的您情放纵和超越在其他时候看来是最神圣的戒律告终的。然而自我典范包容了自我必定会默许的一切限制，因此取消这种典范自然便成了自我的盛大节日，这时自我再次感到自己得到了满足。3
当自我中有些东西与自我典范相符合时，总是会产生一种狂喜的感情。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为是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紧张的一种表现。
人们清楚地知道，有些人的基本情绪会周期性地从一种极度消沉的状态经过某种中间阶段而摆动到一种极度高涨的兴奋状态。这种摆动的幅度非常不同：从刚刚可以看出的摆动到那些十分显著的摆动。这种十分显著的摆动以忧郁症和躁狂症的形式给一些人的生活造成了痛苦或烦恼。在这种周期性消沉的典型病例中，外部降临的原因似乎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内在的动因，从这些人身上也没有发现比其他人多了些什么或少了些什么。结果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眼下我们将论及另一些十分类似的周期性消沉的例子，并且能够容易地将它们追溯到一些心理上的创伤。
这样一来，这种自发性的情绪摆动的基础是不清楚的，我们无法洞见躁狂症取代忧郁症的机制，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假定，这些患者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假设可以实际应用到其身上的人们——他们的自我典范在极其严格地控制过他们的自我之后可能暂时地溶入自我之中了。
让我们强调一下已经清楚的问题：根据我们对自我的分析，毫无疑问，在躁狂症中，自我和自我典范混合在一起了，因此，患者情绪狂热而自满，根本不想作自我批评，他的自制，他对别人感情的考虑以及他的自责都荡然无存了。而忧郁症的痛苦则是他的自我中的两种力量尖锐冲突的表现，这虽然不太明显，但却是很可能的。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典范由于过于敏感而无情地责备处在自卑和自贬错觉之中的自我。目前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以上假定的、在对新秩序的周期性反复中寻找导致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关系改变的原因，还是把其他环境因素看作导致这种关系变化的因素。
转变成躁狂症并不是忧郁性消沉综合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有一些单纯的忧郁症，或是一次性发作或是周期性发作，它们从未表现出这类转化现象。
还有一些忧郁症，它们的病因显然是一些外面降临的原因。它们发生在失去了一个所爱对象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死亡，也可能是因为迫使力比多脱离对象的环境因素使这个对象不存在了。象这样一种心因性的忧郁病最后会以变成躁狂症而约束，并且这种循环可能重复数次，就象自发性病例那样容易。因此，事情的这种状况还颇为模糊，特别是因为精神分析学者只研究过少部分的忧郁症形式和病例。4至今为止，我们只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已经表明它自己是不值得爱的。后来，自居作用又将它在自我内部重新建立了起来，自我典范对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种直接对对象的责备和攻击在忧郁性自责的形式中显示出来。5
这种忧郁症也可能通过转变成躁狂症而消失。因而这种偶然出现的可能性代表了一种与其他临床特点无关的特征。
然而我们发现可以毫无困难地把这两种忧郁症，即心因性的和自发性的忧郁症，看作是由如下原因产生的，即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典范。在自发性忧郁症中，可以说是因为自我典范容易变得严格，结果自然异致它自己的作用暂时被停止了。而在心因性忧郁症中， 自我所以会发起反抗是因为它受到自我典范的虐待，——这种虐待是它在以被否定的对象自居时发生的。6
1 《忧伤和忧郁症》(1917年e)。
2 《图腾与禁忌》《标准版全集》第13卷策140页。
3 特罗特将压抑追溯到群居本能，而我在论自恋性的文章[1914年c，第3部分篇首]中则说：“对自我我来说， 自我典范的形式将是进行压抑的条件。”当找这样说的时候，我的表述只是与将罗特的形式不同，然而并不矛盾．
4 参阅亚伯拉罕1912年的著作。
5 更确切说，这种责备和攻击隐藏在对主体自身的自我所作的责备后面，并使这种责备带上忧郁症思者的自责所特有的那种固执、坚韧顽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