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老彼得•勃魯蓋爾1563年創作的《巴別塔》
我们使用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还是语言的结构（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未经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塑造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呢？
光看“蛋头先生坐墙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墙上﹐而不是从墙上摔了下来﹐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墙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么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么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就推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过去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们不仅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讲话﹐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思考﹐探索我们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可以由语言来构建。
以澳大利亚偏远的土著部落Pormpuraaw为例﹐当地土语中不使用“左”和“右”这样的表述。不论他们谈论什么都是以绝对的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来表达﹐这意味着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西南方的腿上有一只蚂蚁。” Pormpuraaw部落的人在打招呼时会问﹐“你要去哪儿？”一种符合现实的回答可能是﹐“我要去南-西南方向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呢？”如果辨不清方向的话口那么你简直连个招呼都没办法打。
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使用）依靠绝对的方向来表述空间。经过这种长期的语言训练后﹐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辨别方向方面表现优异﹐即便在陌生的地方也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他们表现出了科学家们原本认为超出人类能力的方向辨别本领。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一种藉由语言训练得的完全不同的空间定义方式。
人们看待空间方式的差异并不仅限于此。人们依靠自己的空间知识构筑了其它许多更加复杂抽象的表征﹐包括时间、数字、音调、血缘关系、道德和情感。如果Pormpuraawa部落的人对空间有不同的认识﹐么他们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同吗？比如说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我和同事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去了澳大利亚﹐拿给Pormpuraawa人几组表现时间发展的照片（例如﹐一个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一条渐渐长大的鳄鱼﹐或者一根正在被吃掉的香蕉）。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堆无序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放在地上。每个参加测试的人都要进行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的方向。我们曾对讲英语和希伯来语的人做过同样的测试﹐结果讲英语的人会按时间顺序把照片从左往右摆好﹐而讲希伯来语的人则会从右往左摆（因为希伯来语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往左）。
我们发现Pormpuraawa人会把照片按时间顺序从东往西排列。就是说﹐如果是坐北朝南﹐排序会是从左往右﹔坐南朝北时﹐排序又会是从右往左﹔坐西朝东时﹐排序是冲着自己﹐等等。当然﹐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一名参与者他们面对的是哪个方向。Pormpuraawa人不仅知道了他们面对的方向﹐而且还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空间方位构建了他们的时间表征。世界上的语言体系中还存在其它很多种给时间排序的方式。在中国的汉语里﹐人们可能会将未来的事情排在下面﹐将过去发生的事情排在上面。在南美洲的艾马拉语(Aymara)中﹐未来被排在身后﹐而过去被排在身前。
除空间和时间外﹐语言还可以塑造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的方式。比如说﹐英语通常采用施动者做某事的方法来描述事件。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约翰打碎了花瓶”这样的话﹐即便约翰是无心为之。而讲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人则更可能会说“花瓶碎了”活着“花瓶被打碎了”。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对于说话人如何理解事件﹐如何构建因果关系与主体作用的概念﹐作为目击者对事件产生下什么样的印象、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责备和惩罚别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斯坦福大学的凯特琳•弗塞(Caitlin Fausey)做过一项研究﹐她让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看几段录像﹐录像里有两个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弄破气球﹐打碎鸡蛋和洒出饮料。随后他们出其不意地对每个人进行记忆测试：在三个不同的事件中﹐你记得录像中的两个人中谁是施动者吗？她从测试者的记忆中发现了惊人的跨语言差异。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对偶然事件中施动者的记忆不如讲英语的人表现优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好地记住了故意事件中的施动者（因为西班牙语和日语在对这类事件的表述中会提及施动者）。但是对于偶然事件而言﹐西班牙语和日语中通常不会提及施动者﹐所以他们同样不会对事件的施动者进行编码或记忆。
另一项研究是让讲英语的人观看珍妮•杰克逊(Janet Jackson)那段尽人皆知的“服装故障”（这是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创造的一个绝妙的不提及施动者的新词汇）录像口另外再读两篇书面报告中的一篇。两篇报告除了最后一句话之外﹐内容都是相同的。其中一篇使用了包含施动者的说法“扯掉了衣服”﹐而另一篇的表述则是“衣服被扯掉了。”尽管参加实验的每个人都观看了同样的录像﹐亲眼看到扯下衣服的镜头﹐但语言还是发挥了作用。读到“扯掉了衣服”的人不仅更多地责怪贾斯汀•汀布莱克口认为要收取罚金的人数也比另外一组人多了53%。
除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外﹐研究显示语言模式还可以塑造思维的许多其它方面。俄语中对于浅蓝和深蓝做了特别细致的区分﹐所以讲俄语的人可以更好地从视觉上辨别蓝色系的颜色。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毗哈拉(Piraha)部落﹐当地人的语言中不喜欢使用数字﹐而是以“很少”和“很多”来表示﹐所以他们就无法掌握具体的数量。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对玫瑰的理解也有偏差：给玫瑰花换上别的很多名字后﹐它都不再照样芬芳（这是蒙上双眼的实验者闻了玫瑰花后给出的答案）。（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名字本来没有意义﹐就像玫瑰花一样﹐换个名字也照样芬芳。”──译注）
语言模式为我们研究某种文化的心态和取向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英语的语句结构将重点放在施动者身上﹐而且在我们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当我们找到罪犯并对他/她做出相应的惩罚﹐那么就已经是实现了司法公正（而不是通过寻找受害者并对他/她做出相应的补偿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语言会塑造文化价值观吗？还是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语言？或者这种影响是双向的？
当然﹐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是我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明并不断改进的工具。仅仅根据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并不能说明是语言塑造了思维﹐还是思维塑造了语言。为了说明语言塑造思维的作用﹐就需要直接操控语言﹐研究其对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进展之一正是对这种因果关系的展示。实验表明﹐如果你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就会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如果人们学会了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也会不经意地学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一个讲双语的人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时﹐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变得不同。而且﹐如果你在人们执行一种简单的非语言性任务时去掉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的表现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时会表现得不比老鼠和婴儿更聪明。（例如﹐在最近的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被要求数出一块儿屏幕上有多少个圆点。如果让他们正常地去数数的话﹐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如果让他们同时完成一项非语言性的任务──比如击打乐器﹐他们的表现仍然不错。但是如果让他们一边看着圆点﹐一边执行一项语言类任务──比如重复新闻报导中提到的词汇﹐那么他们的表现就会是一团糟了。换句话说﹐他们需要语言技能来数数。）
所有这些新研究都表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可以反映或者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且还会塑造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语言的结构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构建现实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变得头脑聪明、思维缜密。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天赋。当我们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我们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原因﹐从而窥探人性的本质。当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及其使用者存在怎样的差异时﹐我们也会发现由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人性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下一阶段﹐我们要试图理解语言帮助我们构建难以置信的复杂知识体系的机制﹐理解我们如何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创造超出当前认识水平的思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想问自己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Lera Boroditsky
（雷拉•波洛狄特斯基[Lera Boroditsky]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及《文化心理学先驱》(“Frontiers in Cultural Psychology”)杂志主编。）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老彼得•勃魯蓋爾1563年創作的《巴別塔》
我们使用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还是语言的结构（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未经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塑造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呢？
光看“蛋头先生坐墙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墙上﹐而不是从墙上摔了下来﹐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墙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么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么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就推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过去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们不仅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讲话﹐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思考﹐探索我们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可以由语言来构建。
以澳大利亚偏远的土著部落Pormpuraaw为例﹐当地土语中不使用“左”和“右”这样的表述。不论他们谈论什么都是以绝对的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来表达﹐这意味着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西南方的腿上有一只蚂蚁。” Pormpuraaw部落的人在打招呼时会问﹐“你要去哪儿？”一种符合现实的回答可能是﹐“我要去南-西南方向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呢？”如果辨不清方向的话口那么你简直连个招呼都没办法打。
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使用）依靠绝对的方向来表述空间。经过这种长期的语言训练后﹐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辨别方向方面表现优异﹐即便在陌生的地方也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他们表现出了科学家们原本认为超出人类能力的方向辨别本领。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一种藉由语言训练得的完全不同的空间定义方式。
人们看待空间方式的差异并不仅限于此。人们依靠自己的空间知识构筑了其它许多更加复杂抽象的表征﹐包括时间、数字、音调、血缘关系、道德和情感。如果Pormpuraawa部落的人对空间有不同的认识﹐么他们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同吗？比如说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我和同事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去了澳大利亚﹐拿给Pormpuraawa人几组表现时间发展的照片（例如﹐一个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一条渐渐长大的鳄鱼﹐或者一根正在被吃掉的香蕉）。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堆无序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放在地上。每个参加测试的人都要进行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的方向。我们曾对讲英语和希伯来语的人做过同样的测试﹐结果讲英语的人会按时间顺序把照片从左往右摆好﹐而讲希伯来语的人则会从右往左摆（因为希伯来语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往左）。
我们发现Pormpuraawa人会把照片按时间顺序从东往西排列。就是说﹐如果是坐北朝南﹐排序会是从左往右﹔坐南朝北时﹐排序又会是从右往左﹔坐西朝东时﹐排序是冲着自己﹐等等。当然﹐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一名参与者他们面对的是哪个方向。Pormpuraawa人不仅知道了他们面对的方向﹐而且还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空间方位构建了他们的时间表征。世界上的语言体系中还存在其它很多种给时间排序的方式。在中国的汉语里﹐人们可能会将未来的事情排在下面﹐将过去发生的事情排在上面。在南美洲的艾马拉语(Aymara)中﹐未来被排在身后﹐而过去被排在身前。
除空间和时间外﹐语言还可以塑造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的方式。比如说﹐英语通常采用施动者做某事的方法来描述事件。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约翰打碎了花瓶”这样的话﹐即便约翰是无心为之。而讲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人则更可能会说“花瓶碎了”活着“花瓶被打碎了”。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对于说话人如何理解事件﹐如何构建因果关系与主体作用的概念﹐作为目击者对事件产生下什么样的印象、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责备和惩罚别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斯坦福大学的凯特琳•弗塞(Caitlin Fausey)做过一项研究﹐她让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看几段录像﹐录像里有两个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弄破气球﹐打碎鸡蛋和洒出饮料。随后他们出其不意地对每个人进行记忆测试：在三个不同的事件中﹐你记得录像中的两个人中谁是施动者吗？她从测试者的记忆中发现了惊人的跨语言差异。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对偶然事件中施动者的记忆不如讲英语的人表现优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好地记住了故意事件中的施动者（因为西班牙语和日语在对这类事件的表述中会提及施动者）。但是对于偶然事件而言﹐西班牙语和日语中通常不会提及施动者﹐所以他们同样不会对事件的施动者进行编码或记忆。
另一项研究是让讲英语的人观看珍妮•杰克逊(Janet Jackson)那段尽人皆知的“服装故障”（这是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创造的一个绝妙的不提及施动者的新词汇）录像口另外再读两篇书面报告中的一篇。两篇报告除了最后一句话之外﹐内容都是相同的。其中一篇使用了包含施动者的说法“扯掉了衣服”﹐而另一篇的表述则是“衣服被扯掉了。”尽管参加实验的每个人都观看了同样的录像﹐亲眼看到扯下衣服的镜头﹐但语言还是发挥了作用。读到“扯掉了衣服”的人不仅更多地责怪贾斯汀•汀布莱克口认为要收取罚金的人数也比另外一组人多了53%。
除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外﹐研究显示语言模式还可以塑造思维的许多其它方面。俄语中对于浅蓝和深蓝做了特别细致的区分﹐所以讲俄语的人可以更好地从视觉上辨别蓝色系的颜色。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毗哈拉(Piraha)部落﹐当地人的语言中不喜欢使用数字﹐而是以“很少”和“很多”来表示﹐所以他们就无法掌握具体的数量。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对玫瑰的理解也有偏差：给玫瑰花换上别的很多名字后﹐它都不再照样芬芳（这是蒙上双眼的实验者闻了玫瑰花后给出的答案）。（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名字本来没有意义﹐就像玫瑰花一样﹐换个名字也照样芬芳。”──译注）
语言模式为我们研究某种文化的心态和取向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英语的语句结构将重点放在施动者身上﹐而且在我们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当我们找到罪犯并对他/她做出相应的惩罚﹐那么就已经是实现了司法公正（而不是通过寻找受害者并对他/她做出相应的补偿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语言会塑造文化价值观吗？还是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人们的语言？或者这种影响是双向的？
当然﹐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是我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发明并不断改进的工具。仅仅根据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并不能说明是语言塑造了思维﹐还是思维塑造了语言。为了说明语言塑造思维的作用﹐就需要直接操控语言﹐研究其对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进展之一正是对这种因果关系的展示。实验表明﹐如果你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就会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如果人们学会了另外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也会不经意地学会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当一个讲双语的人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时﹐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变得不同。而且﹐如果你在人们执行一种简单的非语言性任务时去掉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的表现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时会表现得不比老鼠和婴儿更聪明。（例如﹐在最近的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被要求数出一块儿屏幕上有多少个圆点。如果让他们正常地去数数的话﹐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如果让他们同时完成一项非语言性的任务──比如击打乐器﹐他们的表现仍然不错。但是如果让他们一边看着圆点﹐一边执行一项语言类任务──比如重复新闻报导中提到的词汇﹐那么他们的表现就会是一团糟了。换句话说﹐他们需要语言技能来数数。）
所有这些新研究都表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可以反映或者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且还会塑造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语言的结构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构建现实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变得头脑聪明、思维缜密。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天赋。当我们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我们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原因﹐从而窥探人性的本质。当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及其使用者存在怎样的差异时﹐我们也会发现由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人性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下一阶段﹐我们要试图理解语言帮助我们构建难以置信的复杂知识体系的机制﹐理解我们如何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创造超出当前认识水平的思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想问自己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表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Lera Boroditsky
（雷拉•波洛狄特斯基[Lera Boroditsky]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及《文化心理学先驱》(“Frontiers in Cultural Psychology”)杂志主编。）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