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William A. Foley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导读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的重要教程,其前沿性和包容性大大超出过去所有的相关教程。作者William A. Foley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这本教程的对象是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由于涵盖面广泛,再加上兼顾深浅的特点,本书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和学者选取适合自己的章节和内容,提供了必要空间。本教程不仅沟通了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也沟通了灵长属中人与其他同类在这方面的关联。
根据较有影响的分类,人类学包括考古、文化(民族志)、语言、体质等四个部分,作为19世纪以来传统上的人类学分野,考古学通过发掘埋藏在地下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和阐明“史前”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民族志观察和研究“原始”族群的生活方式;体质人类学或者生物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物特征和体质类型;语言学通过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历史比较,构拟其亲属关系,追溯其历史演变。在这四个人类学分支中,既有自己独立走向又不断在方法论上作用于人类学的,恐怕唯有语言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有一多半和语言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结构功能到象征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哲学的高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人类语言学是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前者属于人类学,后者属于语言学,但它们之间的界线难以划清,其发展都有一个从传统的历史比较和亲属关系构拟到包容“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以及语言变化、语言规划等内容的过程,这里当作大致相同的学科处理。
在美国,具有三代师承关系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1897~1941)是本学科的奠基人。在英国,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和利奇(EdmundLeach, 1910~1989)是本学科的重要人物,而法国莱维-斯特劳斯(Clause Lévi-Strauss,1908~)以其结构主义理论和大量著作,超越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界线,影响了多种社会人文学科。
本教程和其他人类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教程一样,最先描述语言的进化(第二部分),并且反映了相关学科的最新见解。古人类与古动物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只有人脑才具备功能上的左右半球分工,新的观察和研究已经推翻了这种观点:灵长属动物也有左右大脑分工;在灵长属内部,人类和动物在这方面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非本质上的差别。(p.63)人脑与猿脑的差别在于前者有更大的脑容量和更高的连接程度,而不在于基本结构。(p.68)人类语言不是突变的结果,而是渐变的结果,是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人类既是进化的对象,也是进化的主体。
作者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评介既涉及本学科也涉及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这是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两条主线。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争论和对话的本质,是如何认识和解释意义。研究人类语言学,首先要解决意义问题。意义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头脑里的,还是社会的?是稳定的,还是可变的?一句话,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这是人类语言学(就像哲学一样)长期争论的焦点,有关讨论涉及本体论,也涉及认识论。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具体族群的语言和思路密不可分,即语言有相对性。当然,他们也并不否认“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有重要的种族差别”(李延福,1996:384)。萨丕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文化、种族之间不存在平行线,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表示一个社会所思所为,而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这样一来,语言和文化在思维层面上相汇合,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里涉及“想什么”和“如何想”的问题,文化涉及“想什么”,语言涉及“如何想”。他们对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由于缺乏明晰的交待,导致同行的误解,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得到一些澄清。在1956年以前的语言学界,居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学派把精力放在听音、记音并加以线性结构分析之上,对语义则尽量避免涉及,对心理也敬而远之。可是,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引起了“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Chomsky:1957)乔姆斯基证明,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通过学习词与词之间的前后组合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学习少量的语法,然后用这些语法转换生成大量符合语法的句子。刺激-反应理论不能解释这样的语法。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例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就认为,只有把人类社会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才能彻底加以理解。(Beattie: 1955, 5:1-14)在5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研究人类群体的观念体系已成气候,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从对那伐鹤人的功能主义研究转向对其观念和价值的研究(D’Andrade, Roy. 1995:12-13),也就是说从研究社会制度转向研究象征符号体系。
作者在教程中介绍了象征人类学,在第5章详细评介了认知人类学,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无论象征人类学象还是认知人类学,都深受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同样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尤其是雅各布逊(RomanJakobson)音位学理论影响的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是对认知人类学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因此,作者先在第4章介绍结构主义,为下一章作理论铺垫,是必要和适切的。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心灵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涉及神话、亲属制度、面具、丧葬活动,等等。结构人类学的典型做法是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而并不涉及本土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文化的,因为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雅各布逊的“隐喻”和“转喻”概念相当于莱维-斯特劳斯使用的“纵组合”和“横组合”,进入了英国人类学家利奇的核心学术语汇。他在解释这一对概念的时候,使用了音乐的比喻:在乐谱上,一个个音符互相搭配,组成曲调,属于横组合;书写乐谱、手指弹奏的动作及其和音波的关系,属于纵聚合。另外需要了解的相关概念,还有“符号(symbol)”和“代号(sign)”:前者指甲因素和乙因素不存在内在关系,后者存在内在关系。(利奇1990:12-13)因此:
符号/代号=隐喻/转喻=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交响乐/主调(利奇1990:14)
当然,仅就亲属称谓来说,其内部各项之间的关系同时存在类似于“符号/代号=隐喻/转喻=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交响乐/主调”的关系,当我们说“父亲”是另一种“母亲”的时候,这表面上是一种隐喻,但也暗含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关系。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在总体上构成隐喻关系,但在“细节”上却有重合关系,即它们之间有某些共同的“区别性特征”——它们都属于“长一辈”、“直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等等。这些重合之处成为隐喻的基础,并且以如下方式转换: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的重要教程,其前沿性和包容性大大超出过去所有的相关教程。作者William A. Foley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这本教程的对象是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由于涵盖面广泛,再加上兼顾深浅的特点,本书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和学者选取适合自己的章节和内容,提供了必要空间。本教程不仅沟通了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也沟通了灵长属中人与其他同类在这方面的关联。
根据较有影响的分类,人类学包括考古、文化(民族志)、语言、体质等四个部分,作为19世纪以来传统上的人类学分野,考古学通过发掘埋藏在地下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研究和阐明“史前”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民族志观察和研究“原始”族群的生活方式;体质人类学或者生物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物特征和体质类型;语言学通过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历史比较,构拟其亲属关系,追溯其历史演变。在这四个人类学分支中,既有自己独立走向又不断在方法论上作用于人类学的,恐怕唯有语言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有一多半和语言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结构功能到象征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哲学的高度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人类语言学是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前者属于人类学,后者属于语言学,但它们之间的界线难以划清,其发展都有一个从传统的历史比较和亲属关系构拟到包容“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以及语言变化、语言规划等内容的过程,这里当作大致相同的学科处理。
在美国,具有三代师承关系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1897~1941)是本学科的奠基人。在英国,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和利奇(EdmundLeach, 1910~1989)是本学科的重要人物,而法国莱维-斯特劳斯(Clause Lévi-Strauss,1908~)以其结构主义理论和大量著作,超越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的界线,影响了多种社会人文学科。
本教程和其他人类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教程一样,最先描述语言的进化(第二部分),并且反映了相关学科的最新见解。古人类与古动物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只有人脑才具备功能上的左右半球分工,新的观察和研究已经推翻了这种观点:灵长属动物也有左右大脑分工;在灵长属内部,人类和动物在这方面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非本质上的差别。(p.63)人脑与猿脑的差别在于前者有更大的脑容量和更高的连接程度,而不在于基本结构。(p.68)人类语言不是突变的结果,而是渐变的结果,是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人类既是进化的对象,也是进化的主体。
作者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评介既涉及本学科也涉及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这是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两条主线。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争论和对话的本质,是如何认识和解释意义。研究人类语言学,首先要解决意义问题。意义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头脑里的,还是社会的?是稳定的,还是可变的?一句话,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这是人类语言学(就像哲学一样)长期争论的焦点,有关讨论涉及本体论,也涉及认识论。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具体族群的语言和思路密不可分,即语言有相对性。当然,他们也并不否认“基本的思维结构并不显出有重要的种族差别”(李延福,1996:384)。萨丕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文化、种族之间不存在平行线,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表示一个社会所思所为,而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这样一来,语言和文化在思维层面上相汇合,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里涉及“想什么”和“如何想”的问题,文化涉及“想什么”,语言涉及“如何想”。他们对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由于缺乏明晰的交待,导致同行的误解,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得到一些澄清。在1956年以前的语言学界,居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学派把精力放在听音、记音并加以线性结构分析之上,对语义则尽量避免涉及,对心理也敬而远之。可是,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引起了“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Chomsky:1957)乔姆斯基证明,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通过学习词与词之间的前后组合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学习少量的语法,然后用这些语法转换生成大量符合语法的句子。刺激-反应理论不能解释这样的语法。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例如埃文思-普里查德就认为,只有把人类社会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才能彻底加以理解。(Beattie: 1955, 5:1-14)在5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研究人类群体的观念体系已成气候,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从对那伐鹤人的功能主义研究转向对其观念和价值的研究(D’Andrade, Roy. 1995:12-13),也就是说从研究社会制度转向研究象征符号体系。
作者在教程中介绍了象征人类学,在第5章详细评介了认知人类学,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无论象征人类学象还是认知人类学,都深受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同样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尤其是雅各布逊(RomanJakobson)音位学理论影响的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是对认知人类学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因此,作者先在第4章介绍结构主义,为下一章作理论铺垫,是必要和适切的。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心灵的无意识结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涉及神话、亲属制度、面具、丧葬活动,等等。结构人类学的典型做法是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而并不涉及本土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文化的,因为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雅各布逊的“隐喻”和“转喻”概念相当于莱维-斯特劳斯使用的“纵组合”和“横组合”,进入了英国人类学家利奇的核心学术语汇。他在解释这一对概念的时候,使用了音乐的比喻:在乐谱上,一个个音符互相搭配,组成曲调,属于横组合;书写乐谱、手指弹奏的动作及其和音波的关系,属于纵聚合。另外需要了解的相关概念,还有“符号(symbol)”和“代号(sign)”:前者指甲因素和乙因素不存在内在关系,后者存在内在关系。(利奇1990:12-13)因此:
符号/代号=隐喻/转喻=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交响乐/主调(利奇1990:14)
当然,仅就亲属称谓来说,其内部各项之间的关系同时存在类似于“符号/代号=隐喻/转喻=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交响乐/主调”的关系,当我们说“父亲”是另一种“母亲”的时候,这表面上是一种隐喻,但也暗含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关系。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在总体上构成隐喻关系,但在“细节”上却有重合关系,即它们之间有某些共同的“区别性特征”——它们都属于“长一辈”、“直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等等。这些重合之处成为隐喻的基础,并且以如下方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