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关注儿童早期经验的本质,及这些经验之后对人格障碍的影响和相互关联。我们想强调的问题是,剥夺,尤其是早期的创伤,是如何对个体人格障碍的倾向产生影响的。我们自然也关注如何避免这些不利的后果。依恋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个体的社会行为可以通过个体建构的社会关系心理模型的类型来理解。这些模型虽然持续变化,但受到儿童和主要养育者的经验很大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理论的细节。
2.依恋系统的本质
John Bowlby (1969, 1973,
1980)创立的依恋理论假定:人类普遍性地有对亲密情感联系的需求。依恋理论是一个标准化的理论,阐述依恋系统如何在所有人类个体上如何运作。Bowlby描述依恋是一种情感联结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最为典型的是幼儿和其照顾者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依恋还可以看作成是人类学习调节情感的环境(Sroufe,
1990)。
实验证明儿童早期依恋类型具有稳定性。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发展了一个著名的方法“陌生人情境”将幼儿和学步期儿童分为四类。安全型儿童在主要养育者在场时很乐意进行探索活动,会因出现陌生人而产生焦虑,当主要照顾者离开时会感受到悲伤,当照顾者短暂离开后又回来时,儿童会迅速寻求和照顾者接触,而重获接触便可以让儿童安心。从儿童会重新开始探索和游戏的角度来看,这种从过激的紊乱状态中恢复是平稳和完全的。
有一些幼儿,分开并不会使他们那么焦虑,但当照看者返回时,不会自发地寻求亲近,有些幼儿并不表现出照顾者和陌生人的偏爱,这些儿童被分类为“焦虑回避型
”。第三种分类是“焦虑抵抗型”儿童,当照顾者离开时倾向于高度烦恼,并且表现出比较少探索和游戏,但重聚时不能很快平静,表现出挣扎,僵硬,继续哭闹或生闷气。照顾者的在场和安慰的尝试并不能使他们安心,他们的焦虑和愤怒似乎干扰了他们通过亲近获得安慰。这两种不安全型呈现出过分防备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来处理情绪激动和矛盾,因为他们似乎不确定照顾者是否会承担调整他们情绪激动的工作(Main
& Weston, 1981; Sroufe, 1990)。
普遍认为依恋类型相关的行为基础于儿童采用的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因为情绪调节主要通过儿童的主要养育者的帮助得以获取,儿童的策略无疑就是照顾者对其行为的反射。安全型儿童的行为基础于和同调的照顾者正向的互动,养育者很少过于情绪唤起,并且能够帮助儿童从自发出现的紊乱的情绪反应中重新平静下来。因此,他们能够在应激状态下保持整合,负性的情绪被幼儿当成是沟通的功能而不是危险(Grossman
et al., 1986; Sroufe, 1979, 1996)。
相反,我们推测,由于照顾者的人际和社会的压力以及对儿童的忽视,甚至怨恨,焦虑回避型依恋儿童的情绪激动并没有被照顾者平复。同样地,如果儿童被过分侵入的养育方式过分激起,他们也会过于调整自己的情感,并从可能会激起其情绪的情景中逃离。焦虑抵抗型儿童则调节不足,他们加强苦恼的表达可能是为了努力引起预期的照顾者回应。这些儿童对威胁的感受逾限很低,会变得过分专著于同照顾者保持接触,但当接触来临时却又显得很挫折(Sroufe,
1996)。
第四组幼儿则呈现出一系列不定向的行为反应,给人一种紊乱和不定向的印象(Main & Solomon,
1990)。幼儿呈现出冷漠的,兴奋的,不安的,即便是照料者在场都想从情境中逃离的愿望,被称为紊乱困惑型。普遍认为这些幼儿的照顾者既产生恐惧,又提供安慰,因此,依恋行为系统产生了强烈冲突的动机。并不奇怪,严重忽视,身体或性虐待经常和这种类型相伴随(Cicchetti
& Beeghly, 1987; Main & Hesse 1990)。
2.1 安全依恋的决定因素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安全依恋因素的丰富文献。有许多很好的综述供查询,尤其出色的是Belsky (Belsky et al.,
1995)。显然,通过成人依恋状态对儿童依恋的安全性的预测可以部分归因于遗传(van Ijzendoorn,
1992)。气质对于依恋安全性的影响则有些争议,但总的来说,证据不利于气质的归因(Kagan, 1982; Lamb et al., 1984)。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有苦恼倾向的儿童会变成焦虑抵抗型(van den Boom, 1990)。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气质会变化(Belsky et al.,
1991),而且儿童对其父母的依恋类型经常是不一致的 (Fox et al., 1991),并且依赖于与每一位家长的内部工作模型(Steele et al.,
1996)。
已经重复证明母亲照料的性质可以预测儿童的安全性。父母的敏感的回应传统上被认为是幼儿安全依恋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Isabella, 1993;
Isabella & Belsky, 1991)。评定下来的参数包括:
母亲敏感程度(e.g. Cox et al., 1992; Isabella, 1993),
对忧伤的快速响应(Del Carmen et al., 1993),
缓和刺激(Belsky et al., 1984),
不侵入(Malatesta et al., 1986),
反应同调(Isabella et al., 1989),
温暖,卷入和响应(O'Connor et al., 1992)。
这些相关已经被一些实验研究巩固了,在这些试验中,对一些高危人群中母亲敏感度的增强显示有助于增加安全型儿童的比例(van den Boom,
1995)。相似的一些参数对父亲和职业照顾者也有预测性(Goosens & van Ijzendoorn, 1990)。
虽然不是全部,但在许多研究中,一些消极的父母人格特质和儿童的不安全感有关(Zeanah et al., 1993)。如焦虑(Del Carmen et
al., 1993),攻击性(Maslin & Bates, 1983)和多疑(Egeland and Farber,
1984)。一些研究发现,双亲的精神病理也是具有风险的因素(Campbell et al.,
1993)。和环境相关的一些因素中,母亲获得伴侣及其他人的支持显得很重要(Goldberg and Easterbrooks,
1984)。一些系统性控制社会支持的实验研究,强化了这些交往的作用(Lyons-Ruth et al., 1990; Jacobson & Frye,
1991; Lieberman et al., 1991)。
这些婴儿安全感的预测因素相互关联,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里分布并不均。现在已经知道社会经济状态及其他的社会剥夺的指标和幼儿、成人的依恋类型都有关联(e.g.
Ward & Carlson, 1995; van Ijzendoorn & Kroonenberg, 1988; Crittenden et al.,
1991; Zeanah et al., 1993)。缺乏教养技巧和儿童虐待在经济困难的家庭里更为常见(Gabarino,
1992)。不安全分类在贫困的群体里更为常见。儿童虐待,尤其和经济贫穷两者一起(Belsky, 1993),似乎和儿童的不定向困惑不安全类型关联最强。
2.2 依恋类型的连续性
Bowlby提出儿童期和照顾者关系的性质产生对自体及客体的内部表象或者说内部工作模型,提供了之后的社会关系的原型。内部工作模型是心理图式集,而相关一个特定的个体对自已的行为的预期通过图式的方式集聚。而预期则是他们从无数次和那个个体互动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儿童身体受伤很快被处理,不开心的原因很快被指出,儿童就会发展出合理的预期:至少和这个人,他的苦恼很快会被安慰和消除。这个内部工作模型是对一个特定的客体在不同的情景中稳定的特点进行提取的自然过程的产物(Stern,
1985, 1994)。
依恋的内部类型在整个生命中都保持相对稳定(Collins & Read,
1994)。安全的儿童,受益于调节良好的幼儿—养育者关系,被预测更能发展出对自己探索能力的正面的预期,获取对情绪调节的可靠能力,在关系中更好的沟通能力,最终有信心在需要时能够寻求到养育者。依恋理论学者认为灵活体验自己情绪的早期经验是极其重要的,这让安全型儿童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环境给予的机会,并获取社会支持关系。从安全的亲子关系中,自体自治感得以完全地发展出来
(Emde & Buchsbaum, 1990; Lieberman and Pawl, 1990; Fonagy et al.,
1995)。安全型的儿童不断增加的控制感使得儿童能够越来越成为自己内在经验的主人,而由于自信能够获得调节性的帮助,儿童开始能够识别出自体,发展出元认知的掌控,能够理解自体和他人都是有动机的个体,他们的行为都是受精神状态,思想,情感,信念和愿望组织的(Sroufe,
1990; Fonagy et al., 1995)。
2.3 成人依恋测量得来的预测
对陌生情景试验中的儿童的跟进纵向研究:对青春期和年轻成人的AAI( 成人依恋访谈)研究戏剧性地呈现了依恋的稳定性(George et al.,
1985)。AAI询问被试童年的依恋关系和对其现在的意义。这个实验依据Main & Goldwyn
(1994)的评分系统打分,这个系统将个体分为安全自治型,不安全回避型,不安全专著型,或由于丧失或创伤导致的未解决不定向型,分类根据他们对早期经验的叙述的结构化的特性。(自治的个体清楚地评价依恋关系,把依恋关系看成是极其重要的,不安全的个体则不能很好地整合他们对这些经验的记忆和经验对他们的意义。回避型的人否认和贬低早期的关系,专著型个体在他们现在和父母或其他人的关系里倾向于困惑,生气和被动。两个研究(Hamilton,
1994; Waters, et al.,
1995)显示幼儿和成人依恋类型分类68-75%的相关。这证明了依恋类型在整个生命期间的明显的稳定性。用其他的成人依恋的测量方法也有相似的发现(Hazan &
Zeifman, 1994)。
3.依恋的跨代转移
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依恋关系可能在困难和剥夺的跨代转移上有重要作用。安全型个体的小孩和他们有安全依恋的是其他类型的3到4倍(van Ijzendoorn,
1995)。甚至,在儿童出生前就对父母依恋类型进行的评估的预测性研究中,结果也是如此 (Benoit & Parker, 1994; Fonagy et
al., 1991; Radojevic, 1992; Steele et al., 1996; Ward & Carlson,1995)
。这些发现强调了养育质量在儿童依恋类型上的重要性。我们实验室的这些发现说明:除了气质,以及像经验,社会支持,婚姻关系,精神病理,人格这些情景性因素,父母养育的依恋类型也有预测作用(Steele,
Steele & Fonagy,准备中)。至于说到依恋类型和人格障碍的联系,我们可以预期在幼儿安全感的决定因素和犯罪行为的长期预测因素有广泛的重叠。
3.1 依恋和心理化
Mary Main
(1991)在她的关于“元认知监控和单一对多元依恋模型”的这一重要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安全依恋转移的模型,这个模型很有说服力,而且超越了养育者敏感性这一单一的视角。Main
(1991)说明元认知能力的缺乏——无能去“理解他们自己(以及他人)思想本质上只是表象” (p.
128)——导致幼儿和学步期儿童容易受到养育者矛盾行为的创伤。他们不能超越经验的即时现实性去分辨即时的经验和导致其发生的心理状态。Main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儿童精神状态的发展,Dennett
(1987)所称的“有意图的立场”。Dennett
强调,人类很特殊的一点可能是尝试从精神状态上去理解对方,想法、情感、愿望和信念,从而能够了解其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去预期他人的行为。这一点不言而喻,通过赋予他人情绪和认知状态,可以使他人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理解。如果儿童能够将一个退缩的,无反应的母亲的明显的拒绝行为归因于她的抑郁情绪状态,而不是他自己是不好的,无趣的,儿童也许能够免于永久的自恋伤害。也许更核心的是儿童发展对情绪和认知的精神状态进行表征的能力,使之能够组织他自己对养育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