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五、几个讨论
据说鲸和北极熊不能相互发动战争,因为它们彼此都局限在自己的不能相遇的自然环境里。这种不可能性对我来说就像与心理学领域的工作者辩论,或者与不承认精神分析的假设、把它的结果看作是人为现象的神经症领域的工作者辩论的情形一样。但是在最近几年在一些人中间又发展起来了另一种敌对,这些人无论如何在他们自己的观点上都站在分析的立场上,他们不在技术或结果上争论,但是仅仅自认为有理由从同样的材料得出其它结论,并把同样的材料用于其它的解释。
然而通常理论上的论争是徒劳的。一旦一个人开始离开他本应依赖的材料,他就冒有变得陶醉于自己的主张、最后支持于任何观察资料都抵触的观点的危险。因为这个原因,对我来说似乎更加无比有用的是通过在特定的案例和问题上检验反对性的解释而来与它们进行战斗。
我在前面已经评论过(见38页),这种说法肯定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一个一岁半大的幼小孩子能够感知如此复杂的一个过程并在他的无意识中如此精确地保留下来;其次,在四岁时这个材料的一个延迟的改版穿透理解力是有可能的;最后,有某种程序能成功地将这种在如此环境中经历和理解的一个场景的细节连贯而令人信服地带入意识中”。
最后一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事实。任何人,如果他用指定的技术的方式不辞劳苦地将一个分析进行到这些深度,都会使自己确信,它绝对是可能的。任何人如果忽略这一点,在较浅的层次上中断分析,就放弃了他形成实质上的一个判断的权力。但是在深度分析中达到的解释并不由此来决定。
(49) 另外两个怀疑是基于对早期幼儿印象的重要性的一个较低估价和不情愿将如此持久的影响归属于它们。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们几乎排外地只在后来生活的严重冲突中寻找神经症的原因;他们假设,童年的重要性只是在分析中才树立在我们眼前,原因是神经症患者喜欢在缅怀往事中和来自于遥远过去的象征符号中表达他们目前的兴趣。这样一个对幼儿因素的重要性的估价将伴随着已形成分析的最密切部分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的消失,虽然无疑地,引起对它抵抗的和疏远旁观者信心的许多东西也消失了。
那么,我们正放上来讨论的观点就是像如下这样的。它主张,来自于早期幼年的场景,例如由对神经症的一个彻底分析所提出来的(比如就像这个案例中那样),不是真实发生事件的再现,可能是产生于对患者后来生活的进程和他的症状的形成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它更愿意把这些场景看作是想像的产物,认为它们在成年生活中受到鼓动,是有意图地充当真实愿望和兴趣的某种象征性的代表,它们的起源归因于一个退行的趋向,归因于对目前任务的回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为我们自己省去将如此惊人的一个重要性归属于最幼稚年龄儿童的精神生活和智力能力的必要性。
除了我们都分享对我们的难题的合理化和简化的欲望之外,还有各种事实为支持这个观点而说话。也有可能预先消除对它的一个反对,特别是可能产生于实习分析家的头脑中的一个反对。必须承认的是,如果对这些来自童年的场景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分析的实行首先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被改变。如果神经症患者被赋予邪恶的特征,即将他们的兴趣从当下转移开,并将它附着在这些退行的替代物、他们想象的产物上,那么对此绝对没有什么可做的,而只能跟随他们的足迹,把这些无意识的生产过程带进意识中;因为,把从现实的观点来看的它们价值的缺乏放在一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们目前是兴趣的承载者和拥有者,对此兴趣我们想要解放它,以便能够引导到目前的任务上。分析将必须像人们天真地信仰幻想中的真理的过程一样精确地运转。区别将只在分析的终点才来到,在幻想已被暴露之后。那么我们应该对患者说:“那么很好;你的神经症进行得就好像你已经接收到了这些印象并把它们消磨在你的童年中。当然,你将看到,那是不可能的。它们是你的想像的产物,是有意图地把你从眼前的真实任务中转移开。现在让我们来询问这些任务是什么,它们和你的幻想之间运转着什么样的通讯线。”以这种方式把幼儿幻想解决掉之后,将可能开始一个治疗的第二阶段,那将牵涉到患者的真实生活。
(50) 正如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迄今一直被实践的那样,这个进程的任何缩短,任何改变,在技术上都将是不能容许的。除非这些幻想在最充分的程度上让患者意识到,否则他不能获得附着于幻想的兴趣的指令。如果一当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总体轮廓被猜测出来而他的注意力被转移,那么支持就仅仅被给予压抑的工作,这得感谢它们已被放在了超出患者所能抵达的位置,而不理会他所有的痛苦。如果他被给予一个关于它们不重要性的未成熟的意义,比如通过被告知:那将只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那么他的合作将永远不能确保把它们带到意识中的任务。因此,一个正确的程序将是在分析的技术中不作改变,不管来自于幼年的这些场景会形成什么样的估价。
我已经提到,有很多事实可以提出来支持这些场景是退行性幻想的观点。而首先有这么一个:就我迄今为止的经验而言,这些来自幼年的场景不是在治疗期间像回想一样再现出来的,它们是构建的产品。很多人肯定将认为,这个简单的承认决定了整个辩论。
(51) 我盼望着不要被误解。每个分析家都知道(而且他已经在无数的情形中遇到过这个经验),在成功的治疗的进程中,患者从他的童年中带出来大量的自发回想,对它们的出现(也许是首次出现)医生感到自己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因为他没有在一个构建上作任何的尝试,而这个构建可以把任何一种材料放在患者的脑袋里。没有必要跟着说这些先在的无意识回想总是真的。它们可能是;但是它们经常在真实性上受到歪曲,被点缀上想像的元素,就像被自发保留的所谓屏蔽记忆。我真正要说的是这个:场景,就像在我目前这个患者的案例中的这个场景,它们上溯到如此早的一个阶段,展现一个类似的内容,而且进一步对于案例的历史要求着如此非凡的一个意义,它们通常不是像回想一样被再现的,而是逐渐而艰苦地从各种迹象的一个集合体中被猜测出来的(构建的)。[49]而且,如果我对这类场景不以回想的形式成为意识的承认仅适用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案例,或者甚至如果我要把我的宣称限制在我们正在这里研究的案例上的话,那么对于论证的目的来说这是很充分的。
然而,我并不是持这种观点,说这样的场景一定是幻想,因为它们不以回想的形式出现。对我来说,它与一个回想似乎是绝对等价的,如果记忆被梦(梦的分析总是引回到同样的场景,而梦以无穷尽的各种新形式再现它的内容的每个部分)所替代的话(就像在目前的案例中)。实际上,做梦是另一种回忆,然而是一种服从于夜晚运作的条件和梦的形成法则的回忆。正是梦中的这个重现,我把它看作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解释,即患者本人逐渐对这些原初场景的真实性获得了一种深刻的确信,而这种确信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基于回想的一种确信更低劣。[50]
(52) 对那些采取对立观点的人来说,无望地放弃他们对这样的论证的战斗自然是不需要的。众所周知梦可以被引导。[51]而被分析的人所感到的确信感觉可以是暗示的结果,这个暗示在分析治疗所包含的力量的运作中总是对确信感有一些新的作用。可能维持的是,老式的心理治疗家把暗示使用在他的患者身上,暗示他已经治愈,已经克服了他的禁制等等;而在这个观点上,精神分析家暗示他,当他是一个孩子时他有某种或者其它经验,为了治愈他现在必须回想它们。这可能就是两者的区别。
更清楚地说,站在反对我的观点的人的立场上的这最后一个解释的企图,导致了来自于幼年的场景被处理得比被开始宣称时远为根本的结论。首先争论的东西是,它们不是现实而是幻想。但是现在争论的显然是,它们不是患者的幻想而是分析家自己的幻想,由于他自己的某些情结,分析家把它们强加到处于分析之下的人身上。实际上,一个分析家听到这种责备,将通过唤起一些事情来安慰自己:他被假定起源的这个幻想的构建是怎样逐步地产生的,和归根到底,在其发展中医生诱发的许多点是怎样独立地进行的;在治疗的一个确定阶段之后,每件事情是怎样似乎会聚到它上面,以及后来在合成中最多变和最突出的结果怎样从它那里发散出去;不仅是大问题而且是案例历史中最小的独特性,怎样被这个单一的假设所澄清。而他将放弃拥有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对于虚构一个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事件是必要的。但是甚至这个辩解都不能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体验过分析的对手。一方面将有一个微妙的自欺的控诉,另一方面是审判迟钝的控诉;抵达一个判决将是不可能的。
(53) 让我们转到支持这个对立观点(反对这些构建的场景来自于幼年)的另一个因素。它是这样的:所有的为了解释这些像幻想一样的可疑结构而被提出来的过程的真实存在可能是无疑的,而它们的重要性必须被认识到。从真实生活的任务中兴趣的转移,[52]对未实施的行动的替代物的容量中幻想的存在,表达在这些产品中的退行倾向(不止一个意义上的退行,就同时包含一个生活上的退缩和一个对过去的重回而言),所有这些事情都保持得很好,并有规律地被分析所证实。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它们也将足以解释所假定的我们正讨论的来自于幼年早期的往事回忆;而依照科学中的经济原则,[53]这样一个解释将比一个没有新而惊人的假设的支持就不充分的解释更有优势。
我可以在这里冒险指出,可以在现今的精神分析文献中发现的敌对观点通常抵达了部分代替全部的原则。从一个高度合成的组合体中,一部分有效因素被挑选出来并宣布是真理;而为它之便,其它部分,连同整个组合体,就被反驳了。如果我们更靠近一点看,要看见被给予偏爱的是哪一组因素,我们将发现是那一组,它们包含了从其它来源已知的材料或者最容易与那个材料有关的东西。这样,荣格挑选现实性与退行,而阿德勒挑选自私的动机。然而,剩下的东西和否决为错误的东西,恰恰是精神分析中新鲜和独特的东西。这是拒绝革命和使精神分析前进困难的最容易的方法。
(54)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释这些来自幼年的场景而被对立观点所举出来的因素都不会等待再认,直至荣格把它们当作新鲜事物提出来。当前冲突的概念,逃避现实的概念,在幻想中获得替代满足的概念,退行到来自过去的材料的概念——所有这些(而且在同样的语境中被使用,虽然也许有术语上的一点轻微不同)在很多年里形成了我自己理论的整体部分。然而那不是全部。那只是引导到神经症形成的一部分原因——从现实出发、在退行的方向上运作的部分。与这个部分并排在一起,我给另一个影响留出了地方,它从童年的印象出发,在一个向前的方向上运作,为从生活中退缩的力比多指出了一条道路,它使理解在其它地方无法说明的向童年的退行成为可能。这样在我的观点上,两个因素在症状的形成中共同起作用。但是一个更早的共同作用似乎对我来说有同等的重要性。我认为,童年的影响已在一个神经症形成的开端的情形中表现出来,因为它在决定是否、并在哪一点上个体将不能把握生活的真实问题方面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因此在争论中的东西是幼儿因素的意义。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案例可以建立那种超越任何怀疑的意义。然而,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个案例,在这些篇幅中被如此详尽地处理,其得以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在于,在后来生活的神经症之前有一个童年早期的神经症。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我才把它选出来报告。如果任何人因为动物恐惧症不足以严重到被看作是独立的神经症而倾向于拒绝它,那么我可以提醒说,恐惧症没有任何间隔地被一个强迫性仪式所接替,还有强迫性行为和思想,它们将在这篇文章接下来的部分被讨论。
在童年四五岁的时候神经症性失调的发生,首先证明,幼儿经验本身就能够产生神经症,而不需要加上逃离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某种任务。可能被反对的是,甚至一个孩子就经常地被面临可能乐于逃避的任务。是这样的;但是学龄前儿童的生活是很容易观察的,我们可以检验它,看是否能发现能够决定神经症起因的什么“任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而只发现了孩子不能满足的冲动,对此他还不足以大到能掌握,另外还有这些冲动发生的源泉。
(55) 正如所料想的,神经症的爆发与所讨论的童年经验的日期之间间隔的大大缩短,把退行部分的起因减缩到最狭窄的范围内,而把在向前的方向上运作的早期印象的影响充分展现出来。我希望,目前这个案例志将给出这种情况的一个清晰的图画。但是对于为什么童年神经症对原初场景的本质的问题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回答,还有其它的理由——在分析中暴露出来的童年的最早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