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ary Whitmer, M.S.W.
翻译:蓝薇
精神分析目前无法解释分离(dissociation)的矛盾性——在那些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的状态里,感知(perceptions)是准确无误而且全然意识得到的,然而对主体来说却没有可靠性。这篇文章指出,分离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way of knowing):病人仅仅在与他人互动时形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主体意识到了感觉和心理状态(states of mind),但是把解释这些感受的工作转交给他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反映了登记感觉的主体与对其命名的他人间的分工。因此,分离性病人对“我”的认识是由他人的解释决定的,只有当他人了解他或她的时候,他或她才能了解自己。
临床
女性,她在刚加入治疗时说她想告诉我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她生动详尽地描述了一件在少女时期遭到叔叔性虐待的事例。在治疗的随后几年,她拼凑了记忆、联想与梦境,第一次认识到她曾经被父亲强暴过,接着意识到这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十分经常和频繁的。她常常觉得自己脱离了躯壳游离在时空中,惊恐不已、动弹不得,特别是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刻。尽管她也提到过职业问题、孩子们带来的麻烦和婚姻冲突,这些却都是次要的。她不断地试图说出一些她无法命名的感受。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于我不能(或者在她看来,我不愿意)帮助她去说出这些感受的愤怒、绝望和灰心丧气。
F太太是一位已婚的职业创伤的人们,以及先前的心智能力遭到巨大破坏的人们——时常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失语症病人。她很受这些病人的爱戴。她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为她做到那些她可以为她的病人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无法给她最基本的人类反应?
F太太是一个言语治疗专家。她从事复健的工作,治疗遭受过残酷的我清醒地察觉到她所遭受的痛苦并且对此积极做出反应,同时我也困惑她想从我这儿获得什么。她没有责备过我,但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于我面对她简单需求的难以避免和难以言表的失败,她绝望得听天由命。我试着弄清是什么引发了她的沉默和绝望的退缩,作为回应,她遗憾地说,如果我无法理解,那她也无法使我明白。我为理解她所做出的充满同情的努力一次次使我筋疲力尽;我试图去解释她的境况却并未使其明朗和带来解脱。这让我感到极度恼怒与内疚。
在一次治疗的一小时内,F太太诉说白天的生活琐事时,随口提到她得了膀胱感染。她简明扼要,漫不经心,就事论事地提到这件事,如同往常一样罗列生活中众多苦恼里的一件,接着继续谈别的事。她的口气和我与此相伴随的无可奈何感使我留心到一个熟悉的模式:尽管她又在遮掩着一些什么,她仍然希望得到回应;如果我顺其自然,我将发现自己陷入一阵无言的怒火中。我重新回到使我留意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的膀胱感染的话题上,问她能不能多谈谈这场疾病。尽管她感到不耐烦,仍然礼貌的迁就我,告诉我她为此所做的努力:她安排了医疗预约,随后在电话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在见她之前给她开了抗生素。她向我保证,她十分熟悉这些症状,过去她常经历这样的事情,需要的药她都有。
我执意问了一些更加细节的问题,然后知道F太太已经有这些症状两天了。她接受了下周的预约,“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她对我细说了她过去吃过的药——哪种抗生素有用,哪种不起作用,要多长时间它们才会起效,等等。她暗示这对她来说只是个小问题,恼怒我不注意倾听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我努力去理解她叙述中的一些含糊与省略的地方。我觉得我无法与她很好地沟通,我有了放弃的意向。“那么”,最后我总结说,“你现在吃了药来止痛?”仿佛如梦初醒般,她回答说,“不”,看起来很迷惑。我担忧地说她一定经受了剧烈的疼痛。她吞吞吐吐地鼓起勇气说,“嗯……我想是的”,好像正从遥远的距离去分辨一些看不清楚的东西。我有些惊讶,问她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不知如何解释,这时的她看起来惊慌失措、困惑不安。直到我提起,她才想到这些痛苦。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怎么能一字不提地忍受这样的痛苦呢?她回答说她只是没去想它,反正也做不了什么。
“那现在疼得厉害么?”我问。“很厉害,我想”,她说。我询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医生索要一些Pyridium(泌尿镇痛药)。应该没有,医生未能提到过,所以她没有提出。可是应该有的,她曾经使用过这种药物,况且她的丈夫是内科医生。但是不对,在我提出建议之前,她根本没想过要使用药物来止痛。这种疼痛在过去“只是一片空白,我从来没想到那种药,也从来没想到过疼,直到你问起。”
论述
F太太显然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中。她知道她的膀胱感染带来了疼痛,但是似乎感觉不到它。虽然表面上她感觉不到它,但是她仍然寻求治疗。她能意识到这些症状,能对医生描述问题,也能参与治疗,然而她却不能对我说:“我觉得疼”。这怎么可能?
目前,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精神分析并没有描述分离这一内在心理过程。这样的情况部分由历史原因导致:在弗洛伊德研究“并存意识(co-consciousness)”(Prince 1906)和“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Binet 1889)的时期,分离理论对分离提供的解释并不充足。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潜意识,他对潜抑作用(repression)的解释也具有卓越的影响力,这使得与其并驾齐驱的让内的分离心理学黯然失色(Ellenberger 1970; Erdelyi 1990)。事实上,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击败分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Wright 1997)。一旦胜利在握,弗洛伊德(1910)便变得不再那么好辩,并且立即发现“潜抑作用的假说并未把我们留在终点,而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心理学理论的开端”。他补充说,“如果冲突将导致分离”,那我们还须对此提出“更多的决定因素” (p. 26)。弗洛伊德承认潜抑作用并不能解释同时知道又不知道的现象。他后来仔细考察每一种新的理论发现,以搜寻那些“更多的决定因素”(Berman 1981)。在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以一种与世无争的口吻说:“‘双重意识’——或者可更恰当地描述为‘人格分裂’——这一特殊症状是如此地令人费解,几乎没有人科学地掌控了它,因此我必须避免再跟你们谈及。” (Freud 1936, p. 245)
其后,精神分析学家才迟来地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一种是潜抑作用;另一种,最好把它描述为分离(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潜抑理论的成功是以对分离理论的损害为代价的(Berman 1981; Bromberg 1996; Erdelyi 1990; Fairbairn 1954; Hilgard 1986; Marmer 1980)。弗洛伊德死后,Glover (1943)呼吁精神分析学家们重新拾起分离的概念,倘若他们能赋予它“一种更加确切的含义”的话(p. 11)。但是直到如今,分离的含义仍然叫人难以琢磨。[1]
分离的本质
精神病学中借来的概念。分离被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定义为“意识、记忆、认同和知觉等正常整合功能的破坏” (p. 477),它的症状包含了遗忘症、神游、多重人格、人格解体和恍惚等状态。当前的说明混淆了临床分析报告水准和理论参照标准(Loewenstein and Ross 1992),却一致地描述了意识状态和自体状态(self states)的突如其来或所谓的非线性的改变。它表现为情感、心境、知觉、自我意识和(或)自传式记忆通路(access to 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骤然改变。病人在一种自体状态中会失去对其他状态中的经验的记忆,因此这些“碎裂的自体状态(disaggregated self states)” (Kluft 1988b)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尽管分离已经成为我们在文献中常常不经意地使用的一个术语,它仍然是从描述性(Bromberg 1994, p. 527)。这些自相矛盾的叙述比临床解释更好地捕捉到了病人的体验在主观上的特征。
例如,在我问起时,F太太意识到了她的疼痛,但是在与医生谈话时,她又显得并未意识到。病人到其知识(尤其是自传式知识)的通路改变了,病人对“我是谁”的主观意识也在清醒状态下随之变换(Putnam 1989)。自我知识于是具有如前所述的情境依赖性(statedependent)。当经历带上一种“似我非我”的特征,病人可能感觉自己对他或她来说像一个陌生人,这促成了对自我概念的特有的分割。一位女病人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就像同时是克拉克•肯特和超人,她特别提到“这两个部分永远不会同时走进同一间屋子,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对分离提出的模型
对分离性症状,我建议可有如下理解:分离是一种不同的认识自己的方式,即通过他人来认识自己。在分离状态中,他人对主体自身的感知赋予含义,而主体据此构建自身经验。我们知道,经验通常并非是从“被动地接受和记录”中得来的,“它是一个主动选择与解释的过程” (Grossman 1996, p. 509)。分离在于把这种解释的活动转交给他人完成。分离性病人就在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时候形成“我是谁”的感觉。主体对他人的回应十分留意,就是从这些反馈中,主体一点点地搜集到线索,比如他人对其知觉到的对象、心境等赋予的含义。然后,主体把这些他人赋予的含义当成自己的主观体验。
在分离状态中,主体无法从自我反思中获得自我知识。分离从核心上来说,是一种描述自身感受的能力的损坏。因此,主体无法作出如同“我觉得疼”一般的断言,而是从他人的判断中来构建自我知识。结果,只有当他人了解自己时,主体才能了解自己,而其对“我”的认识是由他人的解释来决定的。这些解释当然是由他人特有的需要和欲望决定的,却被主体当作事实。由于主体无法对自体进行适当的表征,在一次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自体意象(self -image),当它被另一个他人推翻时,便不复存在。随着他人回应的改变,这种“我是谁”的感觉也在变换。
当我问F太太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疼的时候,实质上,我是在让她解释分离是怎么运作的。她回答说,直到我问起她才想到自己的疼痛。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她这个简单的回答当成是对分离的精确解释:因为我说她疼,所以她感觉到疼。她通过我对她的理解来构筑自我概念。即,我说她一定感觉到很疼,这种评论不是简单地使她回想起先前的疼痛,也不仅仅是把她转移到别处的注意力拉回来,她也并非一直把疼痛潜抑于潜意识中。事实是,F太太在听到我的这些话之前,根本无法构建任何经验。当我相信她在疼痛的时候,疼痛存在了。而在早些时候,医生并没有给她止痛药,她便认为她没有感觉到疼。她对我试图去辨清她的一些矛盾的地方感到抗拒,可是当我坚持认为她一定感觉到疼痛了的时候,她便拥有了我想当然认为她会拥有的感受。疼痛开始在她身上存在,而存在的方式和我所认为的一样。仿佛这些明显可见、不可避免的身体感觉在之前对她来说并不存在。
对分离最好作此理解:病人准确地感知到了这些身体感觉,但是这种感知的含义有赖他人赋予。在F太太的案例中,根据分离的认知模式,病人意识到了膀胱感染的事实,但是放弃对其进行解释,而让我们对这些感觉进行解释——先是医生,后是我。虽然她的感知是准确无误而且全然意识得到的,它们却是非系统化(unformulated)(Stern 1997)、非表征性(unrepresented)(Fonagy and Target 1996)、非象征性(unsymbolized)(Ogden 1986)的。因此她自己对这些似乎在同时又意识不到的感觉无法定夺。她就像是一个对她的行为做记录的人,却发现她看不懂自己在写些什么。
(Ogden 1986, p. 72)。这种解释功能的失效,将导致自主性的自我表征的缺失与自我知识的空缺。例如,为了填补这种空缺,F太太可能在开始时接受了医生对她的感觉进行的评价,但是随后,她又用我的判断替换了医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对病人来说可能是可替换的,每一种都有对主体感受进行命名、界定、赋予含义的能力,同时不会遭到任何出自一个强韧的自我概念的反对。我们对F太太前后出入的结论无法使她形成一个内在持久稳定的自体意象,而正是这种自体意象,才能使她为了反驳、证实和改进我们这些相互冲突的断言,去对其进行比较、评估和判断。确切说,每一个人对她感受的解释都能改变她的自我知识。如同F太太后来自己所说,“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觉得,而她自己对此则没有决定权。只有那些被他人有选择地承认了的心理内容才能助长她的自我知识。她怎么看自己,局限于他人怎么看她,而他人怎么看她,形成了她对“我是谁”的认识。
在我看来,分离是指主体性——即一种“我性(I-ness)”意识——的损伤。主体通过它成为“自身感知的解释者”无意识中察觉到了膀胱的疼痛的,我认为这样描述她的心理状态颇具误导性。如同弗洛伊德所承认的一般,仅用无意识的觉察来描述这种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而准确的感知对主体来说又没有意义的状态是不够的(Grossman 1993)。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认知方式,使得弗洛伊德提出“双重意识”(Breuer and Freud 1895)的概念,而这是不能用他的潜意识理论完全取代的(Berman 1981)。我建议最好先假定存在着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以此来解释分离现象。这种认知方式可以称为“通过他人达到认知”,即主体有意识地感知到了事物,但却依赖他人把它们表述出来,并且接受他人对此赋予的含义。病人在分离状况中的分裂感并非是由分裂的自体(a split self)导致的(毕竟分裂的自体只是一种具体化的比喻),而是来源于一种分工:认知的工作被分配给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感知的主体,另一个是对知觉到的对象命名的他人。因此,主体的经验可能会与他自身的感觉相抵触;尽管这些感觉是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的,他对它们的认识却是由主体与客体共同决定的。
也许有人会坚持说,F太太是在分离性病人对这种感觉和自我知识之间的差异的觉察程度是极为不同的。在治疗中,他们也许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是由他人来指定含义的,然后可能会对这种不公平感到委屈,并由此引发脆弱感,接着对自己的脆弱感到屈辱。尽管如此,病人仍然无法确切地表达对其他感受的想法。这种能力的缺失——我称为主体性损伤——正是分离的显著特征。
例如,在治疗进行了几年之后,F太太谈到了一次她与牙医的预约,以及之后的治疗程序,她轻松地告诉我她很好的康复了。我追问她更多细节。一开始,她只能告诉我一些治疗的中发生的事实,但是除了牙医的观点,她无法直接说出任何自己的体会。我问她在治疗过程中是否感觉到牙疼。她评估似的摸了摸下颌,然后不确定地推测说,“我想是吧”——给我的印象是,她之前并未想过这个问题。接着她补充说,“当时痛得很厉害,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种矛盾并不使她困惑,但是我问她怎么会这样。“牙医开始钻孔,一开始他说麻醉剂应该够了”,F太太解释说。然后她继续透露说:
他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正常。他不可能知道我有什么感觉,但是当他开始时,好像觉得一切应该都准备好了。我无法告诉他,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准备好了没有。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一抬头看见我的脸就停了下来。他看起来几乎吓坏了,说如果我还好,就赶紧告诉他。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之前,他非常确信一切都正常。他说,“现在跟我说句话——你看起来很痛苦,你要让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呼唤助手过来。她冲进来看了看我,他们都开始表现得有些慌乱。他说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会多拿点麻醉剂过来。助手问我这样会不会让我好受一点,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