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亲子亲合与逆境信念的作用*
同伴拒绝、赵景欣1 刘 霞2 张文新1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摘 要 以424 名农村儿童为被试, 基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的比较, 在同伴关系的背景下探讨了亲子亲合与个体逆境信念对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的作用。结果表明:(1)同伴拒绝能显著增加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 同伴接纳则显著降低儿童的学业违纪与孤独感, 亲子亲合、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 (2)亲子亲合对同伴拒绝与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双亲外出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群体中存在差异:高亲合条件下, 同伴拒绝与非留守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但是在双亲外出儿童中, 这些关联不再显著; (3)亲子亲合能够调节同伴接纳与儿童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在低亲合条件下, 同伴接纳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 但是二者在高亲合条件下不再存在关联。结果提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紧密情感联结对于促进其心理适应具有保护作用, 同伴接纳对儿童的亲情缺失具有补偿作用。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同伴; 亲子亲合; 逆境信念; 心理适应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弱势儿童群体。所谓农村留守儿童,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赵景欣, 刘霞, 申继亮, 2008; 全国妇联,2008)。根据父母外出情况, 农村留守儿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双亲外出儿童和单亲外出儿童。在群体特征上, 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而导致的父母亲情的相对缺失。许多研究表明,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诸多的心理适应问题, 其中外化问题(如学业违纪、攻击等)和内化问题(如孤独等)尤为突出(池瑾,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 范兴华, 方晓义, 2010; 范方,桑标, 2005; 罗静, 王薇, 高文斌, 2009; Wen & Lin,2012; 周宗奎, 孙晓军, 刘亚, 周东明, 2005)。但是,近期也有研究表明(刘霞,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赵景欣, 张文新, 2008), 虽然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处境使留守儿童出现外化问题或内化问题的危险性增加,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有些儿童表现出了较多的问题行为,有些儿童却并没有表现出适应性问题, 甚至在某些领域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
根据儿童发展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 模型(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 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 并且其发展水平甚至会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 其关键在于个体是否拥有应对危险(risk)或不利处境的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也指出(Bronfenbrenner, 1979), 生态环境的变化(例如, 父母外出打工)在儿童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些过渡的时刻, 个体由于面临挑战, 必须学会适应, 发展就会因此而发生。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的适应结果会受到家庭、同伴与个体特征等不同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张文新, 2002)。由此可以推论, 在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处境中, 农村留守儿童仍然具有积极适应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儿童及其所在的环境系统能否形成应对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保护机制。鉴于此, 探讨能够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就成为该领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研究主要关注了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危险因素, 对于保护因素的作用相对忽视(罗静等, 2009), 更少有研究在危险因素的背景下来探讨保护因素的作用机制(谭深, 2011)。
同伴是儿童发展的重要背景。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 儿童会获得一系列的社会技能、社会行为、态度以及体验等, 进而影响着儿童的适应结果(Rubin, Bukowski, & Parker, 2006)。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父母的依赖逐渐降低, 同伴关系在儿童的生活中的作用则日益增强。大量研究表明(Ladd& Burgess, 2001; Kraatz-Keily, Bates, Dodge, &Pettit, 2000; 万晶晶, 周宗奎, 2005; Wentzel, 2003),同伴拒绝能够增加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 同伴接纳则能够降低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 这种预测作用在许多追踪研究中得到了证实(Coplan,Prakash, O’Neil, & Armer, 2004; Dodge et al., 2003;周宗奎, 赵冬梅, 孙晓军, 定险峰, 2006)。由此可见,同伴拒绝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环境的压力源或危险因素, 增大了儿童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同伴接纳则成为一种保护因素, 减缓乃至阻碍儿童趋向不良的适应结果(Prinstein & Greca, 2004)。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 父母的外出打工导致了父母与他们的长期分离, 这实际上使得他们在没有做好准备或没有“缓冲”的情况下, 就从父母身边提前“独立”出来。在这一背景下, 同伴就可能成为其满足社会交往需要、获得支持和安全感、乃至实现积极发展的重要源泉(Wen & Lin, 2012)。正是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这一特殊性, 同伴拒绝更容易成为其发展的危险因素, 同伴接纳则可能对其发展具有保护作用。目前国内仅有的一项研究表明(孙晓军, 周宗奎,汪颖, 范翠英, 2010), 农村留守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越高, 其感受到的孤独感越少; 同伴接纳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的预测力低于非留守儿童。然而, 当前尚未见到同伴拒绝与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结果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 更缺少同伴系统与其他环境系统或个体因素交互作用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结果的研究文献。因此, 有必要对同伴拒绝、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结果之间的作用模式, 乃至同伴系统与其他系统在儿童心理适应上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亲子亲合(parental cohesion), 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 它即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 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 Fuligni, 2006)。作为亲子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亲子亲合常常被视为儿童正常发展的基础, 是能够对儿童的发展起到最为稳定保护作用的指标(Bean, Barber, & Crane, 2006)。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 亲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Lamborn & Felbab, 2003; Parke & Buriel, 2006)。并且, 亲子亲合还能够显著抵抗危险对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Formoso, Gonzales, & Aiken,2000; Johnson, LaVoie, & Mahoney, 2000; Kuntsche& Silbereisen, 2004)。正如Steinberg (2007)所总结的, “家庭中其他因素对儿童适应性发展的重要性没有一个高过亲子关系的质量”。然而, 父母的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的亲子交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表现为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交往的长期非面对面性和互动频率较低的特点(李庆丰, 2002)。正是基于这些特征, 有研究者指出(李庆丰, 2002), 父母实际上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旁观者”。但是, 父母的外出打工并没有使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结消失。一般情况下, 在外打工的父母会通过电话、书信以及节假日或农忙时回家等方式来保持自己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因此, 尽管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互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是亲子之间情感联结的存在意味着父母可能并没有成为儿童发展的“旁观者”。近期的研究表明, 家庭中的亲合水平能够负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行为(赵兰, 唐娟, 李科生,2011); 亲子关系的质量越高, 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水平越高(陈亮, 张丽锦, 沈杰, 2009)。虽然这些研究为亲子亲合对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初步依据, 但是亲子亲合是否能够抵抗某些危险因素(如同伴拒绝)对农村留守儿童适应的消极影响仍缺乏探讨。并且, 亲子亲合如何与其他保护因素(如同伴接纳)交互作用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适应结果, 也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个体发展的保护因素不仅包括家庭、同伴等环境因素, 还包括一系列的个体因素(Luthar et al.,2000; 曾守锤, 李其维, 2003)。其中, 个体的逆境信念被认为对于其积极适应具有重要促进作用(Shek,2005)。逆境信念是指个体关于逆境本质的认识, 包括逆境产生的原因、结果以及合理的应对行为等(Shek, 2005)。中国人关于逆境的文化信念可以被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关于逆境的积极信念, 强调逆境的积极价值以及人类战胜逆境的潜力, 例如“有志者事竟成”、“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等; 二是关于逆境的消极信念, 强调人类在逆境面前的渺小以及逆境带来的消极影响等, 例如“人穷志短”、“好丑命生成”等。个体持有的逆境信念能够为处于逆境的人认识自己的经历、发展相应的应对行为等奠定基础, 有助于逆境中个体的积极适应。研究表明(Shek, 2004, 2005; Shek et al., 2003), 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促进贫困儿童的学校适应、降低其问题行为(包括反社会行为和药物滥用), 并且这种保护作用具有长期效应。由此见, 积极的逆境信念可能是促进弱势儿童群体积极适应的重要保护因素。然而,在当前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 尚未发现有关个体逆境信念作用的研究。
综上, 本研究旨在以同伴关系为背景, 通过关注亲子亲合、个体逆境信念对儿童心理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及其对同伴拒绝这一危险因素效应的抵抗作用、对同伴接纳这一保护因素效应的增强作用,探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保护机制。根据该目的,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首先, 本研究选择了处于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的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双亲外出儿童和单亲外出儿童)及其对照组(非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 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保护因素对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独特作用。并且,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往往是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容易出现或加剧的时期, 也是孩子与父母的亲合水平逐渐下降的时期(Steinberg, 2007)。其次, 本研究把同伴拒绝视为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 同伴接纳、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以及个体的逆境信念作为儿童发展的保护因素; 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发生频率较高的外化问题(包括攻击和学业违纪)与内化问题(孤独)进行评估, 作为儿童心理适应的指标。最后, 本研究把年级与性别作为协变量予以控制。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 个体与父母的亲合水平降低(Steinberg, 2007; Zhang & Fuligni, 2006), 个体的问题行为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Lerner & Steinberg,2009);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内化问题(Compas,Davis, Forsythe, & Wagner, 1987),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外化问题(Farrington, 2009)。
本研究假设:同伴拒绝能够显著增加农村留守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 同伴接纳、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积极的逆境信念均能显著降低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 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逆境信念均能调节同伴拒绝、同伴接纳与儿童各类适应问题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的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以及个体关于逆境的积极信念能够显著减弱同伴拒绝对各类适应问题的消极影响、增强同伴接纳的积极影响; 上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