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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作为教师，在四川大地震中弃学生而不顾，第一个逃命，并事后夫子自道，称自己有爱惜生命的权利，他的学生也应该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等等，引起舆论的愤慨，被冠名为“范跑跑”，一举成名。他震后丢了工作，最近重新找到工作、即将为人之师，于是媒体再度激愤，导致雇佣他的私立学校无限期推迟他上讲台的时间，称这是因为经受不住市场的压力。“范跑跑”再度引起热议。
按说，这种老新闻被反复炒作之后，不应该有什么谈论的价值。但我发现，在这么长时间全国性的讨论中，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澄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教育程度比较高、自以为头脑比较开放、甚至颇为“西化”的人中，颇有些要为“范跑跑”说话的。他们的理由是，求生是人之本能，“范跑跑”并没有作错什么，只是他比较坦率一些，应该理解他求生的本能、给他言论自由，至少是应该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必拿着道德主义的大棒打人。
那么，“范跑跑”究竟作错了什么没有？对他是否应该原谅？他现在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反省？我到他博客上看了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多少有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范跑跑”是否该抛弃学生第一个逃生且留在后论。毕竟这是瞬间内的决定，出于人之本能，不必上纲上线。问题出在他事后冷静下来的文字。他字里行间，不断把自己逃命的行为正当化，甚至暗示（有时并不仅仅是暗示）：舍己救人的烈士情怀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结果，而逃生则是人性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叛。他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基本的人权，但显然把自己的行为作为这些基本人权的演绎，逃生似乎和自由民主是一个逻辑。
我有幸在“范跑跑”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景象。比如，九一一时一架飞机装在五角大楼上，当时也是“地动山摇”，而且大火和浓烟四起。五角大楼中有个幼儿园，老师们是第一个意识到危险的人。她们怎么作呢？她们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告诉孩子们要出去作游戏，天真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跟着老师有秩序地往外走。到了门口，前面的老师首先看见袭击后血淋淋的惨状，怕刺激孩子幼小的心灵，于是急中生智地发明一个游戏，叫孩子们用小手把眼睛蒙起来走路。结果，孩子们脱险后居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看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那场狰狞的枪杀案。一位任课的老教授，为了拯救自己的学生，竟以血肉之躯堵住了教室门，最后被射杀。按说，他的学生已经是二十上下，个个比他这位快七十的人要强壮，但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他的责任。
这种事情，并非个别的英雄事迹，而是每次危机时几乎都能见到的事情。这是享受着自由的人的正常反应。我曾经指出，西方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中，有一个非常强的概念，那就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你在某种岗位上，必须有看护他人利益的责任，因为自身利益而违背了这种责任就会受到法律追究或者道德的谴责。一句话：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在冰海沉船之时，船长是最后一个逃生的人。“范跑跑”觉得自己的学生已经十六七岁，比他还强壮高大，应该知道怎么逃生。可是他似乎忘了，真在他向往的美国，这么大的孩子全属于未成年人，教师对他们有监护之责。这么个跑法，违反了教师的基本职业准则，不丢工作才怪呢。
“范跑跑”出自北大校园，我是八三年北大毕业，算他的前辈。我那时的北大非常“新潮”，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寻求新的观念，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训练。结果，自以为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多半是误解。比如，在许多人眼中，“自由”和“自私”几乎是同义词。那时一些插队时结婚又考上北大的前辈，把农村的妻子丢掉另寻新欢。这种行为近乎“范跑跑”之“跑”，本非不可原谅。但是，他们却要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自吹自擂，把自己打扮成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先锋，他们原来的妻子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范跑跑”继承的，其实还是他们的行为模式。那些为“范跑跑”说话的人，所信奉的也多半是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洋泾浜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范跑跑”并非不可原谅，社会也应该给他机会。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内疚？谁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这样一位老师？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
博主：薛涌 发表时间：2009-01-02 14:22:00
在我看来，“范跑跑”并非不可原谅，社会也应该给他机会。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内疚？谁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这样一位老师？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
范美忠作为教师，在四川大地震中弃学生而不顾，第一个逃命，并事后夫子自道，称自己有爱惜生命的权利，他的学生也应该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等等，引起舆论的愤慨，被冠名为“范跑跑”，一举成名。他震后丢了工作，最近重新找到工作、即将为人之师，于是媒体再度激愤，导致雇佣他的私立学校无限期推迟他上讲台的时间，称这是因为经受不住市场的压力。“范跑跑”再度引起热议。
按说，这种老新闻被反复炒作之后，不应该有什么谈论的价值。但我发现，在这么长时间全国性的讨论中，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澄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教育程度比较高、自以为头脑比较开放、甚至颇为“西化”的人中，颇有些要为“范跑跑”说话的。他们的理由是，求生是人之本能，“范跑跑”并没有作错什么，只是他比较坦率一些，应该理解他求生的本能、给他言论自由，至少是应该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必拿着道德主义的大棒打人。
那么，“范跑跑”究竟作错了什么没有？对他是否应该原谅？他现在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反省？我到他博客上看了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多少有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范跑跑”是否该抛弃学生第一个逃生且留在后论。毕竟这是瞬间内的决定，出于人之本能，不必上纲上线。问题出在他事后冷静下来的文字。他字里行间，不断把自己逃命的行为正当化，甚至暗示（有时并不仅仅是暗示）：舍己救人的烈士情怀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结果，而逃生则是人性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叛。他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基本的人权，但显然把自己的行为作为这些基本人权的演绎，逃生似乎和自由民主是一个逻辑。
我有幸在“范跑跑”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景象。比如，九一一时一架飞机装在五角大楼上，当时也是“地动山摇”，而且大火和浓烟四起。五角大楼中有个幼儿园，老师们是第一个意识到危险的人。她们怎么作呢？她们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告诉孩子们要出去作游戏，天真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跟着老师有秩序地往外走。到了门口，前面的老师首先看见袭击后血淋淋的惨状，怕刺激孩子幼小的心灵，于是急中生智地发明一个游戏，叫孩子们用小手把眼睛蒙起来走路。结果，孩子们脱险后居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看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那场狰狞的枪杀案。一位任课的老教授，为了拯救自己的学生，竟以血肉之躯堵住了教室门，最后被射杀。按说，他的学生已经是二十上下，个个比他这位快七十的人要强壮，但这时他意识到这是他的责任。
这种事情，并非个别的英雄事迹，而是每次危机时几乎都能见到的事情。这是享受着自由的人的正常反应。我曾经指出，西方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中，有一个非常强的概念，那就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你在某种岗位上，必须有看护他人利益的责任，因为自身利益而违背了这种责任就会受到法律追究或者道德的谴责。一句话：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在冰海沉船之时，船长是最后一个逃生的人。“范跑跑”觉得自己的学生已经十六七岁，比他还强壮高大，应该知道怎么逃生。可是他似乎忘了，真在他向往的美国，这么大的孩子全属于未成年人，教师对他们有监护之责。这么个跑法，违反了教师的基本职业准则，不丢工作才怪呢。
“范跑跑”出自北大校园，我是八三年北大毕业，算他的前辈。我那时的北大非常“新潮”，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寻求新的观念，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训练。结果，自以为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多半是误解。比如，在许多人眼中，“自由”和“自私”几乎是同义词。那时一些插队时结婚又考上北大的前辈，把农村的妻子丢掉另寻新欢。这种行为近乎“范跑跑”之“跑”，本非不可原谅。但是，他们却要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自吹自擂，把自己打扮成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先锋，他们原来的妻子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范跑跑”继承的，其实还是他们的行为模式。那些为“范跑跑”说话的人，所信奉的也多半是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洋泾浜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范跑跑”并非不可原谅，社会也应该给他机会。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内疚？谁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这样一位老师？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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