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人认为，小说家和诗人在被孤寂的大潮裹挟时写出的作品最为出色。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不敢妄下断言。幸运的是，对历史学家而言并不是这样。在我撰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每走一步都得到了那些古道热肠并独具慧眼者的指导、支持、批评、挑战和鼓励(有时是资助)。
本项目多年前刚开始时，是基于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医学和技术史系的学位论文。在那里，我能够与许多杰出的学者共事，这使我受益匪浅。在他们当中，我尤其感谢我的导师莱斯利(Bill Leslie)，他非常耐心，充分信任我，而且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一切对我至关重要。他对我的教诲远远超出了历史学领域。我所了解的有关社会科学史的所有知识几乎都受益于罗斯(Domthy Ross)的教诲，而且她开设的历史与社会理论研讨班教会了我如何在另一个层面阅读和思考。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三位教授是格拉波斯(Lou Galambos)，他让我谨记这样一条宝训：对一篇文章进行批判性阅读，不仅应该揭示什么是错误的，也要揭示什么是正确的。建构性和创造性的综合是他的目标，而这也已成为我的目标。
其他老师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本项目最早萌生于1992年秋季我在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在丹·托蒂斯(Dan Todes)讲授的科学隐喻研讨班。丹对于科学史以及科学史写作的双重热情是很有感染力的。我希望我已经把这些良性感染传给了别人。马克斯(Harry Marks)激励我给自己设置了越来越高的标准。金斯兰(Sharon Kingsland)、菲索(Mary Fissell)、卡尔根(Bob Kargon)、布里格(Geit Brieger)都对本书及我的其他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这一群体对于我所接受的教育而言至关重要，也是使我保持清醒头脑的关键。阿克特(Lloyd Ackert)、巴伯拉(Keith Barbera)、邦普(Jesse Bump)、唐尼(Greg Downe)r)、伊登(TIudy Eden)、费里(Sue Ferry)、格施温德(Carl-Henry Geschwind)、格利伯夫(Sandy Gliboff)、赫尔(Melody Herr)、凯纳(Christine Keiner)、诺尔斯(Scott Knowles)、拉斯曼(Tom Lass-man)、芒斯(David Munns)、朴范顺(Buhm Soon Park)、萨卡尔(Sha-hana Sarkar)、斯图普斯基(Karen Stupski)以及约克(Harry York)，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很优秀的批评家，更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萨普尔(Mike Sappol)、图伊(Patricia Tuohy)以及展览馆的员工给了我同事之谊和援助之手，更别说在我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该单位还给我提供了一份薪水。我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科学史系的同事巴克(Peter Barker)、凯瑟琳·克劳瑟一海克(Kathleen Crowther-Heyck)、利夫塞(Steven Livesey)、奥格尔维(Marilyn Ogilvie)、潘多拉(Katherine Pandora)、拉吉普(Jamil Ragep)、泰勒(Ken Taylor)和韦尔登(Stephen Weldon)，使我感到俄克拉何马大学是欢迎我的温暖之家。本书原来是篇学位论文，在成书出版之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一些不具名的审核者对草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赫尔、泽祖拉(Amy ZeztIla)、布鲁格(Robert J.Brugger)为本书的编辑整理提供了专业指导。
没有资金和智力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写成本书。在这方面，我要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了我四年研究生研究资助，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医学和技术史系给了我教学和研究津贴，感谢美国教育部提供的助学贷款(以及支撑着该贷款项目的美国纳税人)，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旅费资助金，感谢俄克拉何马大学青年教师夏季研究资助项目，该项目提供的资助支持我完成了书稿。
卡内基-梅隆大学档案馆、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芝加哥大学档案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特藏馆、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档案馆的档案专家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都提供了许多我急需的帮助。特别是卡内基一梅隆大学档案馆的米夏勒克(Gabielle Michalek)和本福德(Jennie Benford)不厌其烦，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此对他们的帮助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司马贺，他不仅非常慷慨地允许我看他的文章，还是我的作品的认真而善意的批评家。你不由得会敬佩他为工作付出的精力和投入的热情。我希望我不只是了解了他，还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
我更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姐姐香农·海克一威廉斯(Shannon Hevck-Williams)聪明且风趣，她下决心要把她的天分投入到工作中去。由于她的努力，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环保。从一开始，我的双亲比尔·海克(Bill Heyck)和德妮·海克(Deni Heyck)就以他们的温馨、睿智和爱心指引、支持着我。我能给予他们的最好感谢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像他们对待我那样对待我的孩子。
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妻子凯瑟琳对我有多重要。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品头论足者，也是我的挚爱。最重要的，她恰好还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拥有科学史和医学史方面的渊博知识，还具有条分缕析的推理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本书的每一页都有她留下的痕迹。在本项目的最后阶段，我的爱子马克斯(Max)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带给我的快乐超过了我原来的想象。我要对他们母子二人表示感谢。
后记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自1998年问世以来，在科普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套丛书向读者展示的科学前沿充满幻想与活力，所介绍的科技名家富于创新和创造，所激发和彰显的是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一直关注“哲人石”丛书，并深深地为它的选题和内容所吸引。2004年，我们有幸翻译了《追寻人工智能圣杯之旅：“深蓝”揭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正是这本书的翻译，使我们与“哲人石”丛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年，我们再次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始了这本《穿越歧路花园——司马贺传》的翻译。这部传记介绍了集管理科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系统科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众多角色于一身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司马贺的一生。司马贺曾因在经济计量学研究的成就而荣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获得美国心理学协会终身成就奖；因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获得美国计算机学会图灵奖，这也是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翻译本书的过程是我们与司马贺这位卓越科学家的伟大心灵对话的过程，他的广博、热诚、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努力的结晶。译者均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其中包括黄军英(致谢、引言，以及第一章、第二章)，霍小兰、蔡荣海(第三章、第四章)，盖红波(第五章)，王玲(第六章)，程如烟(第七章)，曹燕(第八章)，蔡荣海(第九章、第十章)，任洪波(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徐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于洁(结论及资料来源介绍)。黄军英承担了部分译稿的一审工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老师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大力指导，并对全书的最终稿进行了审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傅勇及其同仁非常敬业，为本书的校对、编辑和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本书的翻译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