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心理学主要派别的情绪观
──情绪心理学的理论来源
尽管詹姆斯―兰格学说被看做情绪心理学的第一个真正的理论,然而当我们追溯情绪研究的理论来源的时候,眼光却应该从更广的领域去认识情绪心理学的发展渊源。
纵观当代心理学发展史,情绪研究来自四条理论路线。第一是詹姆斯学说,它在情绪研究未开垦的土地上点燃了一盏灯,指明了一条路。许多学者沿着这条理论路线,做了关于情绪研究的奠基性工作。第二为弗洛伊德(Freud, 1916)学说,它耕耘了另一片不失润泽的土地。学者们在一片反对声中,艰辛而曲折地在它上面探寻着坦途。第三为达尔文(Darwin, 1872)进化论,它比上述两个学说出现得早,也曾是一盏明灯,但很久以来失去了光泽,直到近二十多年来又被人点燃,照亮着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道路。第四条理论路线是行为主义(Watson, 1930),它从20世纪20~30年代迅速兴起,在心理学研究中居统治地位。它的思想路线不能说不无缺陷,但是在方法学上建立了客观化和操作化原则。因此,对于情绪研究来说,其成就仍是不可抹杀的。
上述这些思想路线,尽管有着截然不同、“互无”影响的意味,但是对后来情绪理论发展的影响是互相交织的。
一、詹姆斯―兰格学说是关于情绪的第一个理论
詹姆斯(James,1890)心理学注重内省和人的本能,这意味着,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是詹姆斯心理学的核心。他从内省体验的角度探索情绪的机制,提出了情绪是机体变化的反馈知觉的定义,为人们指出了几条重要的思考线索。
首先,情绪被假定为可感受到的意识体验,它是一种主观的、可内省的、在个体观念中可存在的感受状态。这一观点在后人的研究中被苦苦思索,却难以从这种主观内省的迷雾中走出来。因此,对情绪体验的机制和研究方法虽初见端倪,需要走的路仍是漫长的。
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情绪体验概念化的内涵逐渐丰富起来。人们认识到,从发生上说,情绪是有机体适应生存过程在脑中留下的痕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在大脑新皮质发生之后,这种痕迹带有感觉的性质。情绪体验在意识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对情绪自身起监视的作用,从而组织、协调和控制认知加工和机体行为。情绪体验具有特定的主观享乐色调,每种不同情绪的特定享乐色调是永不改变的,它与情绪的外显表情,具有先天的一致性(Izard,1977)。在方法学方面,主观内省方法被视为必要的但又不足以作为呈现情绪规律性的手段。近年来,由于对体验性质认识的加深,以及对情绪机制的了解,在情绪测量的多种方法已经出现的基础上,尝试采用多变量测量的综合方法,已经逐渐被人所认识。
由此可见,由詹姆斯所暗示的情绪体验的概念已经深化。情绪心理学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作艰苦的探索。诸如,体验作为情绪的心理实体,是为怎样的物质载体的过程所携带,情绪体验的信息操作过程的特点是什么,它与认识过程的信息操作有什么不同,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等问题,情绪心理学所给予我们的,不但是浮浅的,而且几乎是乏善可陈的。
詹姆斯为人们提出来的第二个思考线索:情绪过程是刺激事件引起自主神经系统所支配的身体器官变化的知觉反馈。应当说,詹姆斯的论断只是一个概念假设。然而与詹姆斯同时提出“情绪是一种内脏反应”的兰格(Lange,1922),则是以他所做的一系列生理学实验为基础的。詹姆斯―兰格学说(James-Lange theory)对后人的研究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刺激了大量的有关情绪与有机体身体器官活动相联系的实验研究,还引起了由坎农(Cannon, 1927)所倡导的对情绪脑定位的大量始终不衰的生理学研究。诸如帕佩兹(Papez,1937)提出边缘系统概念,后来被称为“帕佩兹环路”。麦克莱恩(MacLean,1949)命名边缘系统为“内脏脑”和后来又有“情绪脑”之说的一系列研究,为情绪整合提供了神经学的基础性解释。林斯利(Lindsley, 1951)关于网状结构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情绪激活的特殊神经传导通路。与此同时,奥尔兹和米尔纳(Olds & Milner, 1954)在下丘脑找到“愉快”和“痛苦”中枢,以及更多的关于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系统与情绪相联系的生物―化学机制。近年来,学者们发现海马更多地卷进认知、记忆工作,而杏仁核逐渐被认为是情绪发生的核心部位。还有许多关于大脑两半球情绪功能差异的研究。所有上述这些研究的结果,成为情绪心理学实验研究和理论发展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
詹姆斯提出的第三个思考线索包含着起因的含义。詹姆斯说,因为哭,所以愁;因为动手打,所以生气;因为发抖,所以怕。对于这些因果关系的陈述,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颠倒了,但是它向人们暗示了情绪体验和运动反应之间的联系。对于詹姆斯这一含义的了解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人们起初反对的是,并非因为哭才忧愁,而是因为忧愁才导致哭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情绪体验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针对情绪体验与身体器官运动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这个问题上,既从詹姆斯得到了启发,又对他提出了修正。然而体现詹姆斯关于体验与运动反应之间的关系的后来研究中,更重要的是关于骨骼肌系统支配的表情研究。固然,人们首先认为这是与达尔文相联系的。其实,詹姆斯理论的模式,是把自主性内脏系统与躯体骨骼肌系统的反馈作用并列的,只是由于在当时强调了兰格的关于血管系统活动对情绪的作用,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集中在内脏反馈的研究上。近二三十年来提出的面部反馈理论已经取代了内脏反馈理论,注重了面部肌肉运动模式与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这种见解的发生与发展,仍然不能不说与詹姆斯理论有着一定的渊源。
二、行为主义在研究方法上作出重要贡献
在进一步阐述弗洛伊德和达尔文之前,让我们先介绍行为主义路线和认知理论在情绪研究中的作用与缺陷。自20世纪20年代后的50年间,行为主义(behaviorism)路线在心理学研究中所居的统治地位,不能不涉及对情绪的研究。行为主义从其自身的基本观点出发来解释情绪,引起了阵容庞大的研究。它提出了关于情绪的操作性定义,按照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原理,带出了观察情绪反应和解释情绪行为的许多方法,力图把对情绪的解释建立在客观的、可验证的实验过程之上。例如,华生(Watson,1930)认为,情绪是一种反应模式或模式化了的反应行为,它包括内脏、腺体及全身的强烈变化。由此可见,华生接受了詹姆斯的内脏机制假设。然而由于行为主义基本思想的限制,它摈弃了詹姆斯所涉及的情绪的主观内省方面。华生为情绪确定了两个客观的指标:一个是反应模式,另一个是活动水平。这就确立了客观的、可观察性和可测量性的实施原则。但是行为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限制了华生的思路,他把情绪归结为怒、怕、爱三种形式,而且它们是由遗传而来的。这些基本论断封闭了对人类复杂情绪的深化研究道路。
行为主义对情绪研究毕竟是有贡献的。华生所提出的情绪定义和一般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为后人的研究展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例如,用斯金纳箱(Skinner box)所做的动物因受电击而引起的按压杠杆率的下降实验,作为动物恐惧的指标;用剥夺饮水引起动物饥渴的方法作为引发情绪的刺激,以节律性咔嗒声作为电击的条件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比率的下降,作为条件性焦虑反应,这样,以饮水剥夺时间的长短、强化间隔率的不同,建立起恐惧或焦虑反应的动物模型。
由斯金纳创建的操作条件反射方法应用很广泛。有的学者试图模拟人类的生活环境,通过操作条件反射的方法,进行动物复杂行为的实验,以期解释某些人类的情绪行为。例如,阿姆泽尔(Amsel, 1959)所提出的挫折效应,既可解释动物,又可解释人类的情绪行为。他为挫折提出了一个操作性定义:“挫折是先前体验到奖赏后,又体验到无奖赏时的情况。”挫折的基本模型为:“在经过强化的行为的基础上,建立抑制性条件反射,暂时性地提高了反应率。”实验结果表明,在食物强化(奖赏)反应被消退后(惩罚),动物出现反应率暂时性提高。表明动物在产生了挫折情绪后,表现了积极的行为反应,这就是挫折效应。这类实验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解释人在受挫折后所产生的积极反应效果。例如,小学生在受到责备或惩罚后,反而能派生出积极的改正行为,并能得到积极的效应。它反映了一种负性情绪可以在行为上起积极作用的可能性,并且可用重复的实验证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