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科学报
作者： 阎书昌
周先庚，我国著名心理学家。1903年8月10日生于安徽省全椒县金城港村，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到南京东南大学借读一年，1925年留学美国，1930年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到欧洲考察一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心理系任教授，1937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和心理学组行政负责人，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系主任，1946年复员回清华大学，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他是1937年成立的中国心理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50年在中国心理学会全国总会上当选四位常务理事之一，同年被聘为中科院专门委员和中科院心理所筹备委员。1982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委，1984年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顾问，1985年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顾问，1986年被聘为北京心理学会顾问。1996年2月4日在北京去世。
作为中国实验心理学学科的奠基人，周先庚先生一生勤奋工作，成就卓著，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创建与发展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在心理学讲坛执教58年，周先庚培养出了大批学生，如曹日昌、陈汉标、敦福堂、徐联仓、曾性初等一大批心理学家，有的学生进入了生物学领域，如张民觉、郑丕留等人，还有成为了人类学家的田汝康……
1903年生于安徽全椒的周先庚先生，在他22岁那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学期后，因受心理学吸引转入心理学系学习，自此开启了他漫长的心理学生涯，成为中国实验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为中国的心理学作出了开拓者的贡献。
发明“四门速示机”
周先庚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的课题是汉字知觉与阅读心理学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周先庚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受到白话运动的影响，发表过讨论汉字横竖排问题的文章。接触到西方心理学之后使得周先庚找到了一种科学方法用以解决中国文字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并有助于汉字心理学的发展。
汉字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能坐等西方心理学界去研究它，汉字心理学领域的开拓是中国心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周先庚决定开展汉字阅读和理解问题之后，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当时心理学领域的各种速示机并不适合用于他的研究主题。当研究主题受困于方法和工具的时候，更换研究主题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周先庚认为方法和工具要为问题本身服务，不能让问题去为方法和工具服务。
历尽艰辛之后，周先庚终于自行设计、研制成功了“四门速示机”，专门用于研究汉字横排和竖排对阅读影响的问题。这台速示机具有自助性、方便性、呈现时间精确、阅读材料量大而且可以依次迅速呈现等特点，这是当时用于研究英文阅读的仪器所不具备的。尤为重要的是，这台速示机完全符合周先庚的研究需要。这台实验仪器是中国心理学者对心理学研究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曾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这个机器为工具，周先庚顺利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工作，并将其中的五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美国权威心理学期刊上。正是由于周先庚勤于动手、动脑，他在留学期间发明、改进数种心理学研究仪器或工具。凭借“四门速示机”的发明，周先庚被选为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荣获金钥匙奖。
周先庚留美期间对国内心理学的发展极为关注，撰写文章向国外同行介绍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并把国内心理学文章撰写成英文摘要发表到期刊上，这是中国心理学发展情况首次进入国际心理学界的视野。
开拓实验心理学
周先庚学业将满之际，最大愿望就是回国到清华大学创办心理学系和心理学实验室，为推动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作出贡献。
1930年，周先庚获得博士学位，在赴欧洲游学一年后于1931年2月回到北平，如愿以偿任教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任教伊始，周先庚就十分重视实验心理学课程和心理学实验室的建设，因为他深知这二者对于科学心理学的重要价值。他在讲授实验心理学课程的同时，与心理学毕业生牟乃祚着手编制完成了《初级实验心理》，共包括46个心理学实验的内容及实验步骤。1932年，《初级实验心理》由心理学系铅印之后供学生使用，这对心理学学生的专业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国内最早编著的心理学实验手册。
周先庚十分重视心理学实验室建设，他对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设备如数家珍，还将实验室的情况介绍到国外期刊上让同行们了解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利用从国外购置的先进仪器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皮肤电研究以及心理状态的电生理研究。
周先庚一直强调研究心理学一定要做“实”的研究，而不是“虚”的研究，这种主张大大强化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偏重科学取向的传统。经由周先庚的推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们在实验心理学方面获得了系统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各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先庚十分珍爱这些实验仪器和设备。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被辗转运到了昆明，经一路颠簸，破损严重，周先庚对它们尽力修缮，使之能用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和学习。艰难的环境并没有阻碍周先庚在实验心理学方面的热情，他又筹建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不仅供本专业学生使用，还供其他专业学生进行参观，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素养。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西南联合大学遗址所保留的几间房子，正是当年心理学实验室所在地。
应用于生活与实践
周先庚很早就明确了心理学的应用性，甚至认为实验心理学应该是一门应用实验心理学。作心理学研究要为生活实践服务。他认为选择一项心理学研究课题不仅要有理论意义，更要有实际应用价值。
20世纪30年代，周先庚应邀参加了晏阳初等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探讨平民识字能力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并得出一条曲线，被人称作是“周先庚曲线”。
周先庚留美期间研制“四门速示机”花费了700美元，研制成功之后却一时看不到它的应用价值，就用同学们的话来自我解嘲：“它是为了科学的兴趣！”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中，周先庚看到了这个仪器的应用价值，于是特意致信斯坦福大学询问这台仪器，并获赠得到了它。其后周先庚将这台仪器应用到平民识字测验工作之中，也了结了他对“四门速示机”应用性的心愿。1934~1935年，周先庚还受聘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名誉讲师，利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先进仪器开展临床工作，并指导临床心理学和皮肤电研究，充分发挥这些科学仪器的应用价值。
周先庚认识到中国人的颜色偏好对于广告、印刷、服装、装饰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应用价值，于是和陈汉标开始合作研究中国人的偏好，一方面为颜色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提供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同国际同行的研究形成对话，他们还将研究结果发表到国际心理学期刊上。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中国学生最喜欢白色和蓝色，他们分析国民政府的国旗颜色可能影响着中国学生颜色偏好。中国人颜色偏好是周先庚一直很重视的问题，1986年他又指导学生完成一篇中国学生颜色偏好的研究。两项研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为研究中国人颜色偏好的时代变迁问题保留下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1935年夏天，南京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理学院开始协作开展研究工业心理学，自此周先庚开始积极开拓心理学在中国工业中的应用工作。8月底他与陈立、陈汉标、郑丕留等人开始进入北平南口机厂开展职工合理化建议制度的调查研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途径。这项研究共持续了两年时间，周先庚和陈立等人深入到机厂职工中间，与职工进行访谈，鼓励职工们积极参与数据采集工作。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南口机厂的工业心理学调查研究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心理学调查工作，周先庚也成为中国工业心理学先驱人物之一。
发展中国心理学就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期刊和团体。1936年，周先庚与陆志韦、孙国华合作创办了《中国心理学报》，任编辑兼发行人。最初他们靠每人捐200元自行印制发行。同一年，周先庚和当时京、沪、宁三地32名心理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使得国内心理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组织保障。遗憾的是，心理学会成立不久，抗战爆发使得中国心理学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
抗日伞兵选拔心理测验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周先庚任哲学心理学系心理组的行政负责人，带领几名教师执守在心理学事业上。面向社会的心理学应用性工作受到了时局的影响，难以开展进行。周先庚于是转向心理咨询工作，曾筹划成立心理服务社，后创办“青年问题顾问处”。另外，他还多次到政府机关、部队、警署作讲座，推动心理学的应用。
1945年3月，周先庚受邀参加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主题统觉测验创始人莫里（H.A.Murray）主持的军事心理测验工作。这项工作准备从军队中选拔一批伞兵，将他们投放到日本侵略者防线后方，执行情报、突袭等任务。周先庚感到将心理学应用到抗日战场上是很光荣的事情，于是作为中方负责人，带领一批师生参加了这项工作，前后从2000余名士兵中选拔出了800名作为伞兵候选人，后因日本投降，伞兵任务并未实施。这次伞兵选拔工作开创了现代心理学在军事人员遴选中应用的先河，具有领先时代潮流的先驱性质。
正是在这次合作中，周先庚与莫里结下了深厚友谊。1947年，周先庚赴美休学术年假考察学习。此间他在给莫里的信中提到，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到美国讲授“中国牌心理学”（Chinese brand of psychology），周先庚努力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的愿望跃然纸上。
确立皮肤电反射研究方向
1950年，心理学界开始了全面学习巴甫洛夫学说运动。1952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自此周先庚任教于北京大学。
早在1929年周先庚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亲聆巴甫洛夫的学术报告，1947年赴美休假考察期间很敏锐地察觉到巴甫洛夫学说对心理学的影响，回国时就购买了两卷本英文版《条件反射演讲集》。当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热潮到来之时，周先庚与夫人郑芳着手从英文版翻译出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演讲集》，后经多部门合作对照俄文版原著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为国内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提供了权威性的资料。周先庚不仅积极参与到巴甫洛夫学说的推介工作之中，还提出建立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室的设想，以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应用性条件反射研究的观念。
此时，周先庚意识到用条件反射的方法研究大脑并不是唯一途径，于是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寻找新的心理活动指标，即皮肤电反射。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先庚就曾开展过皮肤电反射的研究工作。自1956年，周先庚相继翻译出了六七部相关著作，为教学、科研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惜这些译著仅有一部在当时得以出版。在当时研究条件不充足的情况下，周先庚经常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开展各种心理状态下的皮肤电水平与变化特点的研究。
为了继续推动心理学的应用，周先庚和郑芳开始撰写心理学科普著作，以使大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心理学。1957年他们合著的《谈天才》得以出版，并将部分章节发表到《中国青年》杂志上，并为该杂志撰写了“谈独立思考”、“谈兴趣”等多篇文章。周先庚认为，“科普工作者是把高深的理论转换成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通俗知识，进而起到教育人民、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他在心理学科学普及方面的工作何尝不是他强调心理学应用性的体现呢。
“文革”开始后，心理学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批判，并被撤销，周先庚也因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参加伞兵选拔等工作，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下放农场、工厂劳动改造。1971年9月在北京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一次搬迁时，学生们围着地上放置的人脑等人体模型好奇，周先庚对同学们说：“总有一天还会需要心理学的！”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身处逆境，他仍没有放弃自己专业的信仰，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老骥伏枥 “伏生”传承
1977年，心理学重获生机。周先庚第一件接手的任务就是审校北大心理学系教师集体翻译的克雷奇著《心理学纲要》一书，三年后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又经多次印刷，发行量极大。1980年周先庚开始组织师生翻译希尔加德的《心理学导论》一书。此后相继翻译、审校了多部著作，这些译著在心理学重建时期为国内学者接触、了解国外心理学现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3月，周先庚看到《光明日报》的一则题为《汉字如何进入电子计算机——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会议情况介绍》的报道，因为自己一直对汉字心理研究情有独钟，就到处打听如何加入这个学会。可见他心中始终记挂着心理学能够解决一些中国人自己的实际问题。也正是受到周先庚在汉字阅读心理研究的影响，他的学生曾性初走上了汉字心理研究的道路。
1987年，周先庚因离休离开了教学科研第一线。在心理学讲坛执教58年，培养出了大批学生，曹日昌、陈汉标、敦福堂、徐联仓、曾性初等一大批心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有的学生进入了生物学领域，如张民觉、郑丕留等人，还有成为了人类学家的田汝康。聆听或领略过周先庚教诲的后辈心理学者更是不计其数。而周先庚对学生们的关爱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一直保留着学生们的名单，记录着他们的简历和研究方向。
1996年，周先庚先生去世，离开了他热爱一生的心理学。
周先庚的笔名“伏生”，是他幼年时叔叔周联奎为他起的，他自己查过：“伏生”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曾经用壁藏和背述的方式，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保存了我国著名史典《尚书》的故事。而周先庚也正是以伏生为榜样，毕生保存了大量心理学珍贵史料，成为这次我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一个亮点。伏生在世99岁，九十多岁时受汉文帝之命复述缺失的《尚书》，周先庚在世93岁。他们相隔二千多年，是巧合，也是一种传承！
由周先庚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
一是专注和执着的专业精神。即使在条件艰苦、连遭不幸的抗战时期，或五六十年代心理学风雨飘摇之时，他都坚定不移地尽己所能努力去做，决不放弃。
二是积极开拓，进取创新。长期从事以实证为基础的实验心理学，必须有相应的仪器设备作支撑，为解决研究工具，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自己动手设计研制新仪器。所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开拓，涉及方方面面：有理论的也有应用的，包括实验、教育、工业、军事、社会、青年、心理学教学和普及，并鼓励后辈积极创新，发展新兴分支。
三是服务社会的实践精神。“有益于世”是周先庚研究学问的宗旨，从平教会七年的细致工作，到南口机厂、中央电工厂等工业调查，探索为军事上的应用和创办解决青年问题的心理服务社，无不围绕着一个中心：心理学不是空头理论，一定要用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大众。
四是“中国牌心理学”的本土意识。无论在何时何地，不忘自己是中国人，要为国争光，要创中国牌。根据中国的国情需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并积极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不在西方人面前低头，希望有一天到美国去讲授“中国牌心理学”。
从周先庚求学的上世纪20年代，到他学术黄金期的三四十年代，再到动荡的五六十年代，直到进入老年的七八十年代，上述几个特点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说这是上一代知识分子可贵精神的共同写照，是周先庚留给我们的最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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