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妄想…次要的（secondaire）？
作者：弗朗索瓦丝.格罗格（Françoise Gorog）译者：潘恒
“要是王后不主动，谁敢爱上她？”
——司汤达， «论爱情»
我们知道：当「钟情妄想症候群」与精神病中其他妄想主题有关时，克莱朗伯（De Clérambault）将此种钟情妄想命名为「继发性的钟情妄想（l’érotomanie secondaire）」。这种形式的钟情妄想是最为常见的，而纯粹的钟情妄想是很罕见的。克莱朗伯自己也认为「非典型性（atypicité）」才是通例。
然而，钟情妄想在当下的法语文献中确实成了次要的（secondaire）。在安格鲁－撒克逊的临床中，它也一直都是次要的；在“精神病学手册（Book
of Psychiatry）”中，克莱朗伯症候群在那些难以归类的错乱中占据着一个异位性（ectopique）的位置；只是在提醒大家“不要使一个成为混乱源头的、尚存疑问的症候群永久地存在于研究文献中”时，它才被提及。可是，这无法阻止安格鲁－撒克逊世界里幽灵般的恋人继续产生“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
同样，相关的精神分析文献也并不是十分丰富。尽管弗洛伊德曾经总结出钟情妄想的公式，可是如果我们查阅“弗洛伊德德语全集”，他也未能给这一主题提供太多的参考文献。1936年，拉伽什（Daniel Lagache）开始以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钟情妄想。然而他的从未出版过的文章 «嫉妒与钟情妄想»却不能在其全集的第三卷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纳切特（Nacht）、拉卡米耶（Racamier）以及弗朗索瓦.佩里耶（François Perrier）等人的研究的启发下，1961年，克斯坦伯格（Kestemberg）对钟情妄想进行了总结与论述。可是，在这之后，很难再找到相关的文献了。拉康将他的博士论文中的病人命名为“埃梅（Aimée）”,以便强调出现于施瑞伯个案中的对上帝的钟情妄想，并提醒大家在精神病主体的转移中致死的钟情妄想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弟子们对这个主题似乎并无兴趣。
难道说钟情妄想令精神分析家感到难为情？
1、精神病学的临床
1.1从爱情的疾病到“贞洁之爱”的疯狂
古代，人们早就知道爱情式的精神错乱的存在，因为这个词语来自希腊语“Erotomania(疯狂的爱)”。我们可以在拜力（Bailly）翻译的普鲁塔克（Plutarque）的 «道德小品»中找到它。不过，直到1623年，它才出现于法国。雅克.费兰（Jacques
Ferrand）把它写进作品 «论爱情的疾病或情欲抑郁症»中。在这一作品中，爱情的二分法已得到了概述：对神的爱与尘世之爱，即维纳斯的两个后代——一个是天界的；另一个是尘世间的。这种二分法在“钟情妄想”概念中引入了新柏拉图主义式的问题，并且它贯穿于这一概念的整个加工过程中。
1938年，埃斯基尔乐（Esquirol）率先将钟情妄想定义成一个独立的临床实体 ，并且一上来就列举出它的特性：贞洁清白之爱。它的对象有时甚至可以是无生命的，比如Alkidois de Rhodes的丘比特雕塑。这种纯粹的崇拜通常都是秘密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并且将最为贞洁的情感与强烈的爱情结合在一起。通过只被自身所知晓的方式，这种爱情因其与““恋人(妄想的对象)”之间的交流而得到滋养，同时也遭受着“恋人（妄想的对象）”设置的那些障碍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并不想着追求“肉欲快乐”层面上的幸福。与肉欲器官过度兴奋的女性求偶狂（la nymphomanie）不同，钟情妄想或“情欲狂”贞洁地降生于临床领域中。
1883年，巴乐（Ball）保留了钟情妄想中的“贞洁之爱的疯狂”这个特性，并论证了：与其他情欲疯狂不同，在钟情妄想中爱情与“不求实现”被纽结在一起。
自1810年维也纳人、刑法学家泽莱尔（Zeller）对爱情抑郁症的初步研究开始，人们一直强调：在临床工作中，钟情妄想者会制造出“法医学”意义上的危险反应，甚至是犯罪行为。然而，巴乐提出的“实现爱情”的缺位与此形成了强烈地反差。
1.2可怕的恋人或危险的着迷者
在法国精神病学中，对于钟情妄想，一直存在着一种争论。这种争论涉及到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钟情妄想者是温柔的且贞洁的；另一种则将其视为可怕的“恋人”—迫害者。对于后一种观点，拉塞格（Lasègue）于1852年在根据不同主题划分妄想的研究中通过他的著名的钟情妄想个案Teulat（布罗吉尔（Brogile）家的家庭教师）描写过其迫害妄想的情况。
1900年，加涅尔（Garnier）赞成这种观点：在钟情妄想中不存在肉欲以及享乐；而波特梅（Portemer）在其1902年的博士论文中坚持强调钟情妄想者的危险性、其爱情的纠缠性特征以及被默认的性变态。他强调钟情妄想与神秘主义者之间的相似性，即为上帝所爱的妄想。神秘主义者只是一种特殊的钟情妄想，其对象是超自然性的。
1.3妄想狂或利他性的激情
当妄想的新分类法用妄想的机制作为标准时，瑟赫尤（Sérieux）和卡普格拉斯（Capgras）于1909年通过贴切的描述把情欲妄想转变为一种妄想狂。“被爱”的错觉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描述中：通过艺术家的面部表情动作、杂志上对病人的许多书信作出回复的句子、爱的对象身上被假定的伪装及其发出的暗号，以及与远方的名人之间的神秘的或秘密的婚姻等，这种错觉得以显现出来。以恨意作为出口以及主导性的观念（被对象爱着）等都被瑟赫尤（Sérieux）和卡普格拉斯（Capgras）清晰地描绘出来。
最后，迪德（Dide） 在精神病的疾病分类学中不仅安排了激情状态的位置，还将钟情妄想者划入具有利他主义特征的爱情理想主义者中。他和吉奥（Guiraud）
一起将总是保持贞洁的爱情理想主义者与激情的恋人区别开来。不过，根据贞洁性这个标准所做出的区分一直饱受法国精神病学家的质疑。应当说，这种持久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
1.4自大妄想的一种形式
在德国，克拉佩林（Kraepelin）继续着妄想狂概念的研究。在他于1915年所出版的文献中，他将情欲障碍转变为妄想狂的自大妄想的终极形式。一些问题得到了澄清：一个具有或被假设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对病人的爱慕倾向转变为一种确定性；注意力通常聚焦于爱情故事、激情以及痛苦。在演变过程中，被害的维度会显现出来。
2、加埃唐.加添.德.克莱朗伯（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
2.1逻辑公式或女性中的职业妄想的公设
在德法精神病学的疾病分类学中，这一症候群的所有元素都逐渐地浮现出来了。它们都得到了克莱朗伯的重视，并且被其系统化。由于将钟情妄想当作一种独立的临床实体，在全世界，他的名字和这个症候群都是结合在一起地。通过将钟情妄想与解释型的妄想对立起来，他将钟情妄想与嫉妒妄想、诉求妄想一并放入激情妄想的专栏中。我们都知道：正是在收集于1920至1923年间的临床资料的基础上，他在持续至1928年的临床演示中阐明了钟情妄想。在确定出检查痴情者的特定方法——激活她们并在令其激动的方向上操控她们——后，他指出在这种疾病的根源上存在着一种具有“逻辑雏形”价值的“基本假设”。其余的主题均衍生于这一基本假设。在这些衍生性的主题中，爱恋对象的永恒的悖论行为成为了一个经典主题。与解释型妄想的辐射性外延相反，其演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并且被编码于著名的三阶段中：爱、气恼以及恨。同样，他还指出嫉妒的缺位、贪婪、虚言癖、受折磨性以及朝向痴情者的未来等特征。克莱朗伯质疑钟情妄想者的柏拉图式恋爱的特征。他还认为只要对象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即足矣。在描述了纯粹的钟情妄想后，克莱朗伯假定还存在混合型的钟情妄想，也就是继发型的钟情妄想,并且这通常是属于前驱症状期的。最后，他自己也怀疑是否存在纯粹的钟情妄想。
正如澄清了存在于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中的自动重复性的公式那样，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激情妄想的逻辑公式的提出也应归功于他。
这些使他招致了许多反对者。迪德指责克莱朗伯从未引用他的研究；即便P.Loo和J.Salmon呈现出存在于纯粹的钟情妄想形式中的症候群，卡普格拉斯以及吉奥从未接受这一症候群的独立性。克莱朗伯所提出的典型的演化过程也受到了Vie和Raucoules的质疑；1937年，Ferdière（Gaston Ferdière）在其博士论文中质疑这点；基于1937－1939年间的研究工作，克劳德(Henri
Claude)的学生Fretet（Jean Fretet）也不赞同这个观点。在1927年12月26日的那一讲中，克莱朗伯提出了以护士的主人为话题的俏皮型格言：女人的钟情妄想是一种职业性妄想。这也遭受了许多质疑。Fretet认为这只是一种由等级造成的疯癫；Ferdière则认为这种职业妄想仅存在于法国。不过，在围绕着这一症候群所展开的论战中，大量的临床报告涌现出来。
2.2被包养的妄想型期望：一种阶级性的疯癫
克劳德的学生Fretet在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的研究中清晰地解释了精神分析概念与精神病学概念间的交错性。一方面，他批评克莱朗伯式的假设，并且用一个关于钟情妄想的真正判断标准取代了它：“当错误被揭露出来时，被爱错觉并未消失，而且病人也丝毫不能理解存在于对象和自身之间的那些障碍。”另一方面，他强调对象（病人期待得到其帮助和支持）的巧合性特征，并认为病人的真正动机是出于一种贪婪。妄想的对象是母性的替代品；与其说钟情妄想者有着被爱错觉，还不如说她有“被包养的妄想型期望”。
对于Leroy和Juquelier（1910年）所描绘的神父的恋人，Fretet假设她们是出于这样的欲望：通过神父来控制那种发誓要拒绝爱情诱惑力的人。我们要注意到这点对于在治疗中打着禁欲旗号的分析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
2.3医生的恋人
安东兰.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精神病医生Ferdière于1937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由于拒绝接受钟情妄想症候群的独立性，他在精神病的各种具体形式中描绘钟情妄想。除了注意到钟情妄想的真正症候群被提出之前的文献和概要之外，他致力于思考“钟情妄想者的对象”的社会阶层。这些思考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提到“医生的恋人”时，他认为：“由于治疗师必然要获得病人的信任与好感，所以只要医生尝试给予病人以好意的关注或者无意地对暴露于其面前的道德性痛苦报以同情，这都等于把他引入一种对病人的诱惑行动中。因此，医生要格外谨慎”。同样，不管是向医生吐露最为隐私的痛苦，还是感受到了来自医生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对于病人而言，这都意味着同等的亲密度。
Codet所提出的一个特别的观点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奇怪地是，在临床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举动却应当是被竭力避免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未想着在听诊时将头侧向胸部，也避免在寻找心脏时用手指微微抬起乳房，或者进入某些极为私密的部位。”因此，此种精确的评论很好地证明了即便一种举动明显符合医学检查原则，它也可能被感受成一种享乐性的意愿。实际上，只有那种超越于诊断需要之外的举动才是需要解释的。当我们发现有些要求超越于必要的检查需要时，我们要支持钟情妄想者的观点，即从其中推论出一种欲望。
于是，Ferdière以一种否定性来描述精神分析家在分析设置中的位置：分析家拒绝一切暗示；没有什么使他成为灵魂的经理人；他拒绝指导；在治疗中他并非处于主体的位置。拉康从这最后一句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分析家假装成欲望的原因客体；对无意识的知的假定并不是通过他本人来体现的。可是，这就足以使他不处于这种诱惑性的位置吗？
1942年，Laignel-Lavastine在钟情妄想中发现了一种“性方面的骄傲”。这种症候群源自于自我保持冲动，而非性冲动。这种基于“骄傲（orgueil）”的妄想只有一种性欲的色彩。由于骄傲等于phronema,我们应当将它称作“骄傲妄想（phronem-a-tomanie）”。
3、精神分析家
3.1冲动的语法
钟情妄想的语法公式正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从同性恋冲动的素材出发，弗洛伊德认为可以通过否定和投射来将精神病中的钟情妄想的力比多原因定义为：“我，一个男人，我爱他（另一个男人）；我爱的并不是他，她爱着他；我爱她，因为她爱我。”
于是，这种“冲动的语法”重新建立起异性恋的假装物。如果说这不会混同于神经症的情况，那是因为这些爱情并非始于“我爱他者”的感觉，而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我被他者爱着”的感觉。因此，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钟情妄想可包含于精神病的一般机制中：“内在被废止的，于外部返回。”这里，对他者的指责(imputation)是极为关键的。此外，俄狄浦斯情结的缺失以及自恋性的固着也蕴含于这一论点中。
就像法国精神病学文献一直深受精神分析学概念的影响那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问题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献打下了永久的烙印（Knight1940, Garma 1946）。
3.2同性恋的变形
P.Schiff和S.Nacht认为钟情妄想与同性恋冲动或者对此种冲动的防御有关。
在法国，从1929年起，P.Schiff就将对同性恋的孜孜不倦的解释与一例钟情于其教父的男性主体联系起来…在第九届法语精神分析大会（1935）的报告中，他坚持认为应当将钟情妄想者的拖延特征、疑病性担忧以及上文中已强调过的贪念概括为一种肛欲特征。他认为妄想的对象是由主体挑选出的乱伦性代表，并且主体之所以会挑选他们，是因为其与对象间的社会地位或其他方面的差距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分离他们。
基于弗洛伊德的论点，S.Nacht于1933年将钟情妄想看成是一种被害妄想、一种对同性恋的防御。
1958年，拉卡米耶（Racamier）强调：通过钟情妄想所保证的那种与对象间的关系，这种妄想本身对于病人来说是一种支撑。
3.3部分客体
根据克斯坦伯格（Kestemberg）的观点，对于力比多的满足而言,钟情妄想关系是一种投资甚少而又获利颇丰的解决方式。妄想的对象是父亲的代表；根据Lebovic和Diatkine的观点，这并不是实现了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一种俄狄浦斯化、一种防御型的伪俄狄浦斯情结。在钟情妄想中，“实现爱情”的缺位并不是避免其与父亲间的爱情关系，而是对抗其与母亲之间的紧密的、毁灭性的关系。当修复的过程开始时，钟情妄想是尝试使自身处于深渊之外或使自己脱离深渊。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时刻治疗师永远不要正面攻击钟情妄想的过程而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它的原因。在第二时刻，他可以通过许多婉转的方式揭露出妄想的防御性质，并使病人认识到她可以在治疗师的支持下找到其他使其免于毁灭性焦虑的防御方式。钟情妄想是被抛弃的证据，并且是一种不愿浸没于抑郁中的尝试：这里涉及到关于客体丧失的两种表达方式。
此外，克斯坦伯格试图在精神病领域中区分出一种朝向亲近对象却又不同于钟情妄想的成瘾症。于是，钟情妄想被定位成中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果说和梦的或幻想性的创造物以及转移中的色欲化一样，钟情妄想式的关系存在于每位个体身上，那么钟情妄想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极端形式。在参考了Bouvet的相关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克斯坦伯格尝试将钟情妄想中的精神病式的、前生殖期的动力论与神经症式的、生殖期冲突中的动力论区别开来。
1967年，拉伽什发现：相比于嫉妒妄想，钟情妄想中的力比多退行程度要更为严重。由于赞成同性恋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他强调对于病人来说口欲固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将钟情妄想者定义成一种“爱情关系的偏离”；在这种爱情关系的偏离中，出于“被爱”这种被动性元素的利益，主动性的元素，即“爱”被削弱了。
3.4女性客体，雌性动物？
当涉及到解释性的防御物、期望的别动队或者被“钟情妄想”这一概念之父克莱朗伯所定义的激情妄想时，F.Perrier于1966年试图根据无意识因素界定出差异。
在“钟情妄想的主体”这方面，鉴于女性更容易患上钟情妄想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女性性欲的新知识，他像克莱朗伯一样试图找到一种补充性的线索以便解答妄想式的爱情理论之谜。
在他所报告的个案中，病人想要找到一种绝对女性特性——一种只有通过丧失一切部分客体才能形成的绝对女性特性。由此，他发现了一些临床现象的结构。这些现象可以是无法工作（比如“无法通过工作来支付分析费”清晰地解释了存在于指向妄想对象的索赔诉求中的经典的贪念），可以是堕胎，甚至可以是杀死作为部分客体的孩子。它们都清晰地呈现出妄想主体要丧失一切部分客体。
Francois
Perrier将钟情妄想中部分客体的这种命运与石祖性的幻想结构的缺位结合起来。
他将这与癔症情况对立起来：“在钟情妄想者的爱情语言系统中，此种女性特性的神话并不是为了建立或勘探“理想自我”之谜，而是为了放弃理想自我。”因此，钟情妄想者会系统性地忽视其他可以成为模范或竞争者的女人。正如经典临床所说，在钟情妄想者中存在着“嫉妒感”的缺失；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癔症出于欲望的战术需要所制造的“嫉妒感缺失”现象。
3.5妄想的对象
François
Perrier将钟情妄想的结构视为引发性的或决定性的因素：要想他者被擢升成妄想的对象，他需要是一个在利他主义意义上的“至福”男人。这清晰地指出了在钟情妄想的发作中对象的作用。可是它也产生了令人恼火的结果，因为临床医生的关注点会被这个问题所吸引：相比于病人，在其双亲中确定出这种关于对象的想法要更容易。因此，有时会使我们难以确定它是否是钟情妄想者自己的想法；有时最为糟糕地是忽视了这点，从而否定这种妄想观念的危险性；甚至让临床医生认为病人对对象——无论是名人，还是同事——本身怀有敌意是合理的：“这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病人所说的内容没有什么危险。”
4、拉康
在我看来，似乎François Perrier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少了某些可以将钟情妄想和女性特性区别开来的概念。然而，拉康后来补充了这一部分。
在完成于1933年的博士论文中，拉康研究了一位被其诊断为“自我惩罚式的妄想狂”的女人。他将这位女人命名为“埃梅”，而这个名字正是病人所写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暗示了一种构成其特征的钟情妄想式的位置。对象的选择得到了如此地解释：“在一种根本的柏拉图式的恋爱中，通过认同于性别差异的废除，她找到了一种满足。”我们可以说：这种概念太过模糊，以致于会将它混同于癔症的热恋状态。因为在癔症的热恋状态中，享乐领域和欲望领域之间的区分会引出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的特征。
为了处理这种表面的共同点，在 «精神病»讨论班以及 «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问题»中，通过研究施瑞伯个案及其对神的钟情妄想，拉康强调了象征界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概括拉康的那些论点，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柯蕾.索莱尔（Colette Soler）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交流会上所做的关于“钟情妄想”的报告：
（1）在钟情妄想中，「大他者、L’Autre」（也就是精神病学中所说的“妄想的对象”或者施瑞伯的上帝）被强制规定成以主体为目标的「力比多发送者」。同时大他者也被强制规定成在精神自动性（l’automatisme mental）中纠缠主体的幻觉性言语的发送者。这意味着：必须要将“钟情妄想”这一术语预留给呈现出“指责他者”特征的个案，以便将它与转移中的色欲化或热烈的爱区别开来，同时这也令我们认识到克莱朗伯所提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
（2）钟情妄想主体对大他者的爱与神经症对大他者的爱并不是一回事。在神经症中，围绕着大他者的欲望之谜，主体总是提出这样的疑问：他想我怎样呢？您想要什么呢。这与钟情妄想者的确定性相反。我们可以将这种确定性与总是包含着一种不确定性的“信仰”区别开来。在信仰中，主体被削减为一种“信奉大他者”的因子。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在精神分析中，神经症主体信奉上帝；在神学中，信仰者在信奉上帝的同时，又担心真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信仰是神经症的难题。在精神病中，确定性避开了知识层面的疑问以及“有待核实”的辩证法。施瑞伯不信奉上帝（这是他自己说的），是上帝非要将这种信奉强加给他。然而，确定性并未排除一切问题。它反而决定了所有问题。癔症会寻思她的热恋对象所发出的信号以及各种现象的意义。钟情妄想者会询问为什么现象会有别于自己的假设。这就是为什么拉康不无见地地强调“对象的悖论性行为”的原因。
（3）通过研究一系列真正的且罕见的钟情妄想，或者诸多个案中一系列钟情妄想性的元素（无论它们是起始的、暂时的元素，还是终端的、稳定的元素），我们发现，在并非真正的克莱朗伯式的钟情妄想精神病中，爱情的“多形性”问题可以被规避。 事实上，“Eros（情欲或性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因为它既可以指示身体间的享乐，又可以代表主体间的相遇或形象的诱惑力。那么，在强调精神病学临床中“柏拉图式的爱情”的重要性的同时，难道不需要将享乐性的精神错乱与爱情性的疯癫区别开来吗？
施瑞伯清楚地展示了钟情妄想中色欲的迫害性特征。首先，在摆脱了周围男护士的纠缠后，他被献给上帝所强加的、与阉割威胁相关的有害享乐。如果我们赞成在阉割情结中所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阉割，那么很显然施瑞伯所说的阉割威胁并不是神经症式的阉割——在神经症中它是进入雄性特性或男性认同的条件；相反，他所说的阉割威胁恰恰表明：这种阉割情结缺失了。雅克.拉康认为这种阉割的缺失是与一个可以象征化享乐的能指的排除（forclusion）有关（这个能指既可以是「父性名义、Nom-du-père」,又可以是对父性名义的各种可能的「增补les suppléances」）。这种未被象征化的、从象征界中排除出去的享乐以实在界的形式从大他那里返回。我们可以使用拉康后期的一个公式来解释这点：“妄想狂将享乐混同于大他者的地点”。
施瑞伯式的钟情妄想要通过石祖这把戒尺来消除“非象征化”的享乐。拉康如此解释道：“不能成为母亲所缺的石祖，他只能使自己作为男人所缺的石祖，即成为女人。”当他以
“使自己出于女性位置”为代价而成为上帝的女人时，虽然他宣称这个位置会带来救赎性的繁殖力，但是他还是不能命名这种享乐…（难道他没说过“当他的身体具有女性的第二性征时，他像女人一样享乐”吗）。因此，“父性名义”的排除引发了“父性隐喻”的缺失，以及代表了阉割的石祖能指的缺位。这使得享乐不能被象征化为石祖性的享乐。此外，施瑞伯还重建了享乐的一种性化版本。虽然它不是俄狄浦斯式的版本，但也是朝向上帝的（Père,圣父），所以也具有一定的限定（限制大他享乐）作用。
后期， 在«健忘者说（ L’étourdit） »中，拉康提出了「推向女人（pousse-à-la-femme）」，以便指出钟情妄想的结构性动力。不过，对于“晋升成女人（la femme）”而言，“成为一个女人(une femme)” 仍免不了“妄想”这条迂回的道路。因此，主体只不过在它的身体上找到了一种想象的支撑。可是，在女性个案中，临床家们遇到了一种特别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石祖具有代表“性享乐”的功能，那么两性均与之相关。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说：“只存在男性力比多”，也就是说对于两性来说只有“石祖”这一种基准器。不过，无论是在 «再来»讨论班还是在«健忘者说（ L’étourdit） »中，拉康都指出：女人并非全部处于石祖功能中；相对于石祖功能所指示的享乐，女人还具有一种额外的享乐。拉康尝试用这种方式来回答弗洛伊德的疑问——女人想要什么：难道在女人那里我们没有注意到有一部分享乐未被象征化吗？我并不认为女人必须要以阉割性的古尺来衡量她们并未将其提升至能指中的迷人套子。换言之，如果并不是全部享乐都可以被石祖能指所象征化，那么女人无法被书写，一个女人不能被归入逻辑上的全称性中。
由此，在钟情妄想者的成为全称性的“女人（la femme）”的选择中，“成为一个女人（une femme）”只不过是微薄的收益。从另一方面来说，对配偶忠诚度的要求，即要使她成为配偶的唯一女人，就并非毫不道理的；反过来，这也必然导致女人爱情表现出一种钟情妄想式的形态。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中，将精神病的钟情妄想与神经症的钟情妄想倾向区别开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都是特别困难的。
钟情妄想经常都是以继发性的、联系于其他妄想主题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此，它也经常被临床医生所忽视。只要钟情妄想者不处于François Perrier所说的失望阶段（对应于克莱朗伯的气恼阶段）中，那么她并不倾向于谈论它。
妄想的对象通常具有如下的特性：比如艺术界、体育界或媒体界中名人的表演型人格、政治人物的选票主义、自信者的战斗精神、医生由于治愈欲望而发出的怒火、“听忏悔的神父”的慈悲心等。此外，妄想的对象总是对身体、爱情、社会、健康、财富等具有一定见识的男性。
对竞争者的忽视是极为常见的：情不自禁地认为对象理应更爱自己，或者做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预判。实际上，相比于“自认为被迫害”的病人，“自认为被爱着”的病人通常在外界看来并不是那么地疯癫。
钟情妄想被定位成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维持主体与对象间的力比多关系”的方式。不过，当享乐的一面压倒爱情的那一面时，她的致死的倾向也会显露出来。克莱朗伯的 «钟情妄想»中的第一个个案身上就存在着此种不可否认的危险性。
此外，爱情式的精神错乱对于精神病人来说一种自生性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在其中观察到它的弥补“被排除的父性名义”的功能，因此它具有一种稳定病人的价值。通常，为了避免致死关系的逼近，这种精神错乱会被调用过来。它的调节性的效果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它可以起到限制享乐的功能，对于要达成治疗目标的临床医生来说，这具有模版性的价值。
雅克.拉康在 « 施瑞伯回忆录 »译本的引言中提醒我们：临床医生应当顺应主体的想法。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致死的钟情妄想主体，同样是主体的临床医生无法规避“成为其对象”的可能性。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