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移情,了解小男孩如何被他内在的摧毁力所惊吓与困惑。这现象与他个人的幻想和早期不稳定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男孩在游戏中显示在他的心智中,缺乏一位有效能的成人帮助他处理内在难以面对的摧毁冲动,以致他害怕自身的攻击欲力会摧毁一切,因而采用了较无帮助的防卫机制。笔者藉由精神分析治疗评估推测小男孩内在过多而未被处理的焦虑,与他的饮食问题有关,此外,也因过度焦虑,而影响他的象征能力,进而导致发展上的迟缓。
本文描绘一位被医院诊断为发展迟缓与饮食问题的四岁小男孩,其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历程,以及笔者如何由治疗评估了解男孩的内在冲突并订定治疗计划。笔者藉由分析游戏和治疗情境中的移情与一、前言
笔者过去七年来在英国接受精神分析导向儿童心理治疗训练,发现心理治疗师可藉由四到六次的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评估(psychotherapy assessment),了解儿童的主要问题,并订定治疗计划,例如一周接受几次治疗对于儿童最具效益,或者如何安排家庭成员接受咨询或治疗等。笔者回国后也很好奇生长在台湾的小孩在诊疗室中的样子,特别想了解诊疗室中的移情现象,以及是否可由精神分析治疗评估中的移情现象了解儿童的心智世界。
根据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治疗师在治疗评估过程中,以婴儿观察法(Miller,1986;Lin,1997)观察小孩利用游戏空间的方式,例如,小孩在游戏室中如何安置自己?他的目光停在哪里?什么东西或设备吸引了他?他选择坐在哪里?他如何接触玩具箱或玩具等,藉此了解小孩与游戏室、玩具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内在世界。治疗师也藉由观察小孩如何安置自己的身体,及其游戏所呈现出来的情绪状态,观察小孩的主要焦虑及其处理焦虑的方式。
在Lanyado与Horne(Lanyado&Horne,1999)所编辑的论文中,作者们由不同角度证实心理治疗评估可帮助治疗师了解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其内在资源与外在资源,及其所使用的防卫机制之种类与弹性度,藉此评估儿童接受治疗的能力。其他精神分析导向的作者们也由其临床经验证实,藉由儿童在心理治疗评估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心智世界,可判断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对该儿童而言,是否是最好的治疗法,并且判断何种治疗介入方式最适合,例如长期或短期个别心理治疗、一周接受几次治疗、家族治疗、周遭环境处置、父母咨询、教育咨询、危机处理或延长心理治疗评估等。本文尝识描述笔者如何由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评估了解小孩的基本焦虑、其潜意识幻想,以及它们与目前适应困难之关系,最后描述笔者如何由观察到的评估数据,决定小孩是否适合接受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
冬冬转介史
冬冬被转介给笔者时年约四岁,有一妹妹小他十一个月。冬冬六个月大时偕同母亲到国外与父亲同住。十一个月大时,妹妹出生,由于父亲精神状态不稳定,母亲怕冬冬受到不良影响,也害怕无法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因此冬冬在一岁一个月时冬冬被亲戚带回台湾,与亲戚同住。冬冬回国后,开始拒绝吃东西(在这之前冬冬的喂食情况良好)。母亲在三个多月之后带妹妹回台湾时,对于冬冬的无理取闹感到很讶异,也对于冬冬的拒食感到万分无奈。
自闭症、发展迟缓、情绪不稳和社交退缩,但认知能力正常。冬冬开始接受许多专业人员的协助,包括心理师、复健师、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与职能治疗师。
冬冬两岁时,母亲发现他在许多方面不及一般小孩。三岁两个月时,母亲觉得冬冬在各方面发展过于缓迟而带冬冬到医院接受神经心理评估。当时冬冬被诊断为,非典型冬冬四岁时因喂食困难未获改善,而被转介给笔者。笔者和一位临床心理师一起作三次家庭咨询,以了解家庭状况以及冬冬的成长史。家庭咨询的主要对象为母亲(父亲不在台湾),而冬冬与他妹妹则轮流或一起出席,我们藉此观察不同家人之间的互动状况。家庭咨询之后,笔者认为冬冬确实有许多情绪问题,因此认为冬冬可进一步接受心理治疗评估,以了解冬冬是否适合接受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由于精神分析治疗重点在于观察移情与作移情诠释,因此笔者希望可以在4~6次的评估过程中,观察冬冬藉由游戏所呈现出来的移情内容,以及看他如何体验笔者的移情诠释(冬冬对于移情诠释的反应),藉此判断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对他是否有助益。
简介克莱恩对于婴儿心智世界的理解,例如“求知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与性好奇、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phantasy)、两个发展心理位置(positions),以及投射-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等概念。
笔者一共做了四次心理治疗评估,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针对其中两次分析治疗评估,描绘笔者如何藉由了解游戏室中移情与反移情,学习了解冬冬的内在世界,并判断冬冬是否适合接受精神分析导向心理治疗。由于笔者的治疗理论基础源自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克莱恩学派,因此在呈现临床素材之前,将二、文献回顾
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的案例之后,更肯定了小孩的性好奇(Freud,1905b,1909),克莱恩依循弗洛伊德之观点,除了谈到小孩对于自己身体的性,父母性交,以及对“婴儿是怎么来的”感到好奇之外,也谈到这些好奇心的“攻击面向”和“侵犯面向(intrusiveness)”。克莱恩统称此为“求知本能”,亦即小孩对于知识的好奇,特别是对于“母亲内在”的好奇。小孩在幻想中认为,在性交过程中母亲将父亲的阴茎或他的整个身体呑并到她自己身体里面,因此小孩认为在母亲的身体内可以找到父亲的阴茎、粪便和小孩(Klein,1930,1932)。
情感联结,进而产生了对客体的幻想。
克莱恩(1920)经由分析儿童的经验发现,很小的孩童看起来似乎不知道婴儿是如何制造及诞生的,但是却很清楚“知道”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长大。Issac(1943)也在《幻想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解释婴儿藉由“身体经验body experience”形成婴儿早期幻想的特质。婴儿的本能冲动与其身体经验联结而产生的先天知识,使婴儿将“身体经验”与客体的克莱恩认为求知欲望的挫折会与小孩的“施虐本能(sadistic instinct)”挂勾。当小孩觉得自己对于知识获得的权利被剥削时,内在的攻击冲动因受刺激而蓄势待发,小孩会想攻击对方,通常是自己的母亲或她的“内在(inside)”。这种攻击幻想使小孩充满焦虑,小孩害怕幻想中的父母会联合起来攻击他。因此小小婴儿一方面由于自己的“食人冲动幻想(cannibalism phantasy)”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藉由使用“投射-认同”机制,而觉得他的幼小生命岌岌可危,在他的幻想中,外在世界像饥饿的野狼,守株待兔,等着将自己呑食掉(Klein,1927)。
克莱恩认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焦虑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过度的焦虑会诱发“攻击冲动(aggressiveimpulse)”和“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小孩由于无法包容自己的攻击冲动或过度被害焦虑,而切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或因此导致发展障碍。克莱恩藉由“迪克(Dick)”之案例,描绘小孩对于内在“施虐冲动(sadistic impulse)”的惧怕,如何导致小孩求知欲之退缩,甚或阻断对于一般事务的好奇心,这现象常会反过来影响小孩的象征能力及其认知发展(Klein,1930)。
克莱恩于1930年的文章中对于小孩内在世界的描述相当负面,晚期克莱恩又修饰了她的观点,认为婴儿从出生开始,即被爱与恨的冲动所牵制(Klein,1932,1935,1937,1940,1952)。1935年她提出了“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认为婴儿于四到六个月时,在生理以及情绪上已经足够成熟,因此对于母亲的知觉不再零碎片段,他们可以将过去对于母亲的不同感觉,不管是好是坏,整合起来,若小孩的被害感不致太强烈,而且可以接受父母为配偶关系,则其“被害焦虑”自然降低,也比较能跨越伊底帕斯情结,而发展至“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恩也在小孩身上看到企图调解好与坏的需求,处在“忧郁心理位置”的小孩,努力强化客体的爱之面向,“修复(repair)”的欲望也跟着被强化,因此当嫉羡(envy)与妒忌(jealousy)诱发出攻击冲动时,爱的感觉也随之浮现,小孩会渴望修复之前被伤害的关系,也为之前的破坏企图感到罪疚。一般而言,当小孩被剥削的感觉减弱时,其攻击焦虑也会跟着降低,小孩因此有机会得以整合好与坏的经验,并理解他所爱的客体也是所恨的客体。这种对客体的爱恨交织之理会,造成早期的罪疚感。
自我(ego),因此婴儿只能藉由较不成熟的自我防卫机制,例如分裂、否认、全能自大、理想化、投射-认同来面对这些无法被安置的焦虑。例如“阉割幻想”使小孩感到生命被威胁,而将好与坏分裂,因此在幻想中充满爱的、抚育的、有创生力的好乳房,必须与咬殂、伤害、以及惊吓的坏乳房分裂(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克莱恩认为只有经由分裂,婴儿才能识辨爱与残酷,晚期才有整合的可能(Klein,1946)。
晚期克莱恩提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position)”(Klein,1946)。她认为在此状态中婴儿的幻想被源自死之本能的“摧毁冲动(destructive impulse)”所主导。婴儿的感官经验,例如不舒服感或挫折,被感知为外来攻击,当无法适应这些感官经验时,则会产生“原始焦虑(primitive anxieties)”。克莱恩认为最原始的焦虑是“被害焦虑”,它与由“死之本能”而引发的“阉割焦虑”有关。对于客体的摧毁冲动所引燃的“施虐焦虑(sadistic anxiety)”,激起被报复的焦虑,这种内在被害感,被不理想的外在环境所强化(本能为第一因,环境为第二因)。焦虑的品质决定了内在世界的发展,也威胁着尙未成熟的客体关系(attacking object relations)”的原型,是一种对于客体的“肛门攻击(anal attack)”,小孩藉由“肛门式的攻击”将被自己排除的“部分自我”植入客体内,因此在小孩心智幻想中,客体成了具有破坏力与攻击力的人物。这种深刻的分裂,通常被处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中的人用来面对他幻想中压倒式的焦虑(Klein,1946)。
克莱恩于1946年提出“投射一认同(Projective-Identification)”概念,以此了解小孩使用“分裂(splitting)”机制的需要。她认为小小孩必须将自己无法容忍的“部分自我(partself)”驱逐到外面。这些“部分”在小孩的幻想中,会联合起来并且彼此感染,因而形成具有伤害性的客体(像黑手党的老大),它是“攻击式晚期克莱恩学派以“涵容(containing)”延伸了克莱恩的“投射-认同”概念(Segal,1957;Bion,1957,1959,1962)。比盎(Bion)进一步以使用该机制的暴烈度来区辨正常或病态的投射-认同。他认为病态投射-认同以暴烈的方式,排除痛苦的心智状态,导致主体强迫入侵客体里面,并企图控制客体,使客体或分析师很难不“行动化(acting out)”。然而在正常状况下,病人会以投射-认同机制,向客体或分析师沟通他的情绪与思绪,使分析师得以藉由反省自己的感觉,了解病人所无法涵容的思绪或情绪,因此“投射-认同”成了了解病人心智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Bion,1967)。
“投射一认同”的历程,可以用“移情(transference)”及“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来了解。当病人将无法被自己所容忍的“部分自我”分裂,并投射到治疗师身上,同时认为治疗师已经具备了自己所投射出去的特质时,可说是一种移情,或者是“投射-认同”中的“主体认同”。当分析师因为病人的述说或举动,被迫认同了病人所赋予的角色或有了一些想法、情绪甚或行动化的冲动时,则可谓“投射-认同”中的“客体认同”或分析师“建设性的反移情”。若分析师可以涵容自己的冲动,并理解诊疗室中正发生在医-病关系中的状况,他就能以诠释的方式,回馈给病人正发生在诊疗室中的事,藉此修饰病人的经验与他的内在世界(Bion,1967)。
创伤,因此只有经由“移情诠释”,分析师才能帮助病患对于过去的情绪经验有所领悟(Freud,1912,1940)。
这项回馈的过程称之为“移情诠释(transference interpretation)”。有关“移情诠释”,还得回到布洛伊尔(Brener)治疗安娜•欧(Anna O)的案例(Freud,1895),和弗洛伊德治疗多拉(Dora)的案例(Freud,1905a)。弗洛伊德因多拉的不告而别,而感到非常挫败。这被中断的分析过程,逼迫弗洛伊德重新思考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于五年后出版多拉这则案例(Freud,1905a),将这无疾而终的治疗现象,归因于他当时在治疗中忽略了正在诊疗室中发展的动力,亦即多拉对他的欲望与忿怒。他在该文中称此为“移情(transference)”,且认为移情是诊疗室的现象之一,它是病人「与早期客体有关的冲动和幻想之再现…〔病人〕藉此呈现她所阻抗的欲望、焦虑或惧怕…它在分析进行当中,被激发出来并且成为意识的…在分析过程中,被分析师所取代…它不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此时此刻与分析师的关系”(Freud,1905a)。弗洛伊德藉由反省分析多拉的历程,发现病人不只对分析师有性欲移情,而且潜藏着敌意(Freud,1905a)。他认为病人藉由移情重新活化或经验早期被压抑的欲望与克莱恩亦认为移情是通往潜意识之康庄大道,病人会将他的早期经验、客体关系、情绪与幻想藉由“移情”重新被活化,因此会使用与早期相同的防卫机制,处理自己在分析中被激发起的冲突与焦虑。克莱恩认为越能藉由“移情诠释”深入潜意识幻想,则越能了解诊疗室中的移情。由于在诊疗室中重复出现的移情关系是一个新经验,因此治疗师必须将注意力放在病人和治疗师之间“此时此刻”的“移情抗拒(transference resistance)”(Bateman&Homes,1995)。克莱恩后来甚至认为,诊疗室的“所有情况(total situation)”都是移情,而分析师的主要任务则在于作诠释移情(Klein,1932,1952,1955,1961)。
以下将节录心理治疗评估历程中的两次晤谈(游戏),以此描绘笔者如何藉由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历程所呈现的移情以及小孩对于移情诠释之反应,来了解小孩的潜意识幻想及其内在世界,并举例说明小孩在游戏中谈论他所害怕的事,不仅不会强化其焦虑,反而降低其焦虑。
三、临床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