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 Schafer罗伊·沙弗
《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
罗伊·沙弗探索了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许多领域，对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沙弗的贡献广泛多样，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来考虑。他的创新包括对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术语的分析和重新界定（1968）；根据维特根斯坦和赖尔的分析哲学对精神分析语言进行的哲学批评，该批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976）；以及，与唐纳德·斯彭斯一同将诠释学和“叙述”概念引入精神分析谈话（1983，1992）。在当前精神分析理论领域确定沙弗的位置是件很困难的事。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弗洛伊德思想最具说服力的发言人之一；而从另一些方面来说，他也曾是弗洛伊德思想最尖锐而有破坏力的批评者之一。
主宰性
要把握沙弗广泛多样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最便捷的方式是理解他努力阐释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基本问题：主宰性的问题。对沙弗来说，为什么主宰性会成为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论述？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弗洛伊德，不过这次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弗洛伊德有说服力地证实：与他同时代的人普遍对心灵性质的理解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心灵，而且心灵是个单一、完整的整体：“我就是我所知道的自己，我控制着我是什么样子。”弗洛伊德向人们显示，心灵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相互冲突的不同动机和意图构成的：心灵并非想要了解就可了解，它包含大量难以理解、难以触及的内容——大量的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在形成这种更复杂的心灵观点时，吸取了当时的科学认识。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借用了宇宙是由物质和能量组成的复杂机械系统的观点，并应用在心灵上，设想心灵是由各种结构和心理动力学能量构成的精神装置。弗洛伊德显示，自我是自己体验和行动的全能主宰的主观感受只是幻觉。意识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思想和感情实际上（在心理上）是由自我反省无法了解的无意识力量决定的。实际上，人常常不了解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驱散了人作为主宰的观念。在意识中感到自己是主宰的感受是虚幻的；准确地说，意识的自体像个木偶。线是由别处操纵的，是在无意识中由精神机构（本我、自我和超我）和动力学力量（本能冲动和防御）所操纵。
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由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工作激发的克莱因理论和各种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使精神分析概念中无意识的准主宰者大为增加。心灵不仅受到弗洛伊德提出的木偶操纵者（冲动、防御、本我、自我、超我）的控制，而且还受控于各种心理成分的化身：内部客体、内摄、认同、吞并、部分客体及许多其他成分。分析师在写作和讲话的时候，开始赋予这些内部主人公意图和力量（例如：“他母亲的内摄形象无情地攻击他”）。
沙弗最初对精神分析工作的发展（1968）可以理解为是对精神分析言论中准主宰者数量大大增加的一种反应。沙弗沿袭他导师戴维·拉帕波特(Rapaport)的风格（拉帕波特曾试图将精神分析理论系统整理、编纂和进行验证），开始更准确清晰地界定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在这一重新界定的工作中，始终贯穿的就是试图把人重建为体验的主人公——重新集合起在精神分析观点创立之时被驱散的主宰者。沙弗感到，澄清谁在对谁做什么已变得十分关键。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沙弗已经抛弃了所谓拉帕波特的事业，即挽救传统精神分析语言的尝试。沙弗认为，问题比这更深也更广；精神分析真正需要的是全新的谈话方式。他认为，在理解和沟通精神分析思想的方式上存在某种重大的方向错误；它与分析过程的基本性质相左。
宽泛地讲，在分析的过程中实际发生了什么？病人进入治疗时带着一套关于自己和她的生活世界的信念：因为我父亲压迫我，所以我被损坏了；世界是危险的，人们驱逐我。经过分析过程，这些信念改变了——病人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体验和理解这些信念。这种改变的性质是什么呢？
根据沙弗的描述，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基本转变在于，对于原来否认自己有责任的行为，病人逐渐承认自己有更多的主宰力。病人最初认定自己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信念是对的。她已被压垮；世界是危险的。这些被当成确定、客观的事实。在分析中，病人开始发现这些“事实”实际上是她自己创造的；虽然她为此深受折磨，但她不仅需要而且是自己想要这样来看待自己和世界。她开始理解自己暗地里从这些信念中获得了满足；它们带来了无意识的愉悦，提供给她安全感和控制感。她开始认识到，虽然她痛恨自己这样来思考自己和世界，但她却故意拒绝其他思考方式。她忠诚于这些信念和经验。她关于自己和世界的那些讨厌的体验并非简单地被给予或发现的；是她一心一意地让自己和世界保持这个样子。她是自己世界的主宰者、设计者、建造者、诠释者，但她却否认自己的主宰性，感到自己任由环境和命运摆布。当受分析者开始把自己理解和体验为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她就可以想象自己作出其他选择，以更加开放、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行动和组织她的经验。
从沙弗的观点来看，主宰性起先被否认而后逐渐得到重新承认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临床精神分析的核心位置，亦是每个真正的分析过程的核心。然而，由于弗洛伊德不赞同维多利亚时代意志万能的观点，也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科学主义，弗洛伊德建构了一种语言，借用描述客观力量的语汇来表述精神分析，这种语言像神经症一样故意不提自身的主宰性。
沙弗于是提请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弗洛伊德用来描述心理动力学过程的语言。在心灵“内部”，驱力自动积累，要求释放。如果未能得到释放，驱力会阻塞并产生危害。沙弗指出，这种语言描述原始的躯体过程，就像描述排尿和排便时使用的语言。弗洛伊德似乎把心理描述得像身体一样，具有清晰的界限、内部空间和物质。沙弗指出，这种语言不仅不足以描述心灵运作的方式，而且充满了类似神经症病人需要借助分析来澄清的误解和幻想。弗洛伊德留给我们一种理解神经症的语言，而这语言本身就充满了神经症性的幻想和幼儿式的误解。而且，讽刺的是，在传统精神分析语言中最普遍的遗漏恰恰就是作为主人公的人，而这是临床精神分析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所在。因此，在《精神分析的新语言》（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 1976）一书中，沙弗所做的正是将大量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从动力和结构的语言转译为关于主宰者和意图的更强调行动的语言。
叙述
沙弗于1976年提出的维特根斯坦式行动语言在临床活动和理论论述中都处境尴尬，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但沙弗对经典概念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心灵的潜在观念的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法来传达他创新性的理解：叙述的概念。
心灵并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系列非人力量冲撞的最终结果——沙弗提出，心灵是由行动——特定类型的行动产生的；心灵是由叙述产生并根据叙述而组织的。沙弗吸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正在发展的对诠释学的关注，不再把传统精神分析概念作为科学原则而是作为诠释的故事序列来呈现。（在第八章中将继续讨论诠释学与精神分析更广泛的关联。）沙弗最初用行动主宰者来替代弗洛伊德的动力学力量场域，现在则描述为故事的叙述者。以这种叙述途径为坚实的背景，沙弗将自体心理学（在《分析的态度》［The Analytic Attitude］一书中，1983）和克莱因理论（在《重述生活》［Retelling a Life］一书中，1992）的许多创新特征融入基本上属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临床框架。
沙弗对精神分析概念和语言的修正，虽然是落脚于广泛、抽象的哲学关切，但对如何思考和处理临床资料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病人的梦。罗纳德已经接受了三年精神分析。当这个梦出现的时候，罗纳德感到自己已经从分析中获得了很多，尽管他还会周期性地陷入深深的怀疑，怀疑有什么能真的帮助他。
罗纳德最初求治是因为长时间的抑郁和无力感。他在许多方面都曾很成功，但总感到自己的活动和成就似乎不真实。尽管他通常任何时候都似乎充满热情地投入手头的事情，但他对所有事情的意义常感到怀疑和困惑。他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没有真正的生命，如同行尸走肉。对他来说，他选择的任何活动其实都不是对的活动；他曾相处的任何女人其实都不是对的女人。罗纳德常常感到，对他来说童年体验到的抑郁和了无生气仿佛是唯一真实的事，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演戏。
分析的探询对理解罗纳德的抑郁起了很大帮助，他的抑郁源于他与长期患病的母亲的关系，而且似乎与此密不可分。在他童年早期，母亲一直癌症缠身，曾多次住院。她最终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罗纳德的父亲是个著名的政治家，他处理妻子疾病的方式是远离她，并向邻居隐瞒家中的问题。在外面他迷人而开朗；在家里他不是冷漠疏远，就是发怒。罗纳德作为唯一的孩子，感到自己被双亲都抛弃了；他感到父亲把母亲留给了他。他深深感到自己是被母亲选中的，但陪伴她、照料她的责任超出他的承担能力。
罗纳德开始对他的童年早期经验与他当前的困境之间的关系有了许多理解。他曾感到父亲的公众人格是装假欺骗，而母亲生病和家庭问题这些羞耻、隐秘的现实，才是他父母和他自己最终极的真相。他感到童年的情感剥夺对自己造成了严重损害，而通过模仿父亲他也学会了在公开场合隐藏这一点。
罗纳德对分析师和分析有强烈的情绪卷入。当他和分析师一起探讨童年的绝望、恐惧和当前的冲突、怀疑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关怀和亲密。在治疗过程中，罗纳德开始感到自己变得更能投身于他所做的事情。他开始感到自己生活在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人类活动圈里，而不像过去那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局外人。此时他做了下面的梦：
我从（就读的研究所的）后窗向外望。我看到一团东西向楼这边移动过来。它缓慢地挪动，吞没它所经过的一切。每当它靠近某件东西，比如一张椅子或一丛灌木时，它首先变成那个东西的样子，只是大很多。过了几秒钟，那件东西就不见了，那团东西也变回原状。它越来越近。你的椅子就在外面，那团东西开始变得像你的椅子，这时我醒了。
尽管这个梦起先显得古怪，但罗纳德随即感到，这个梦以图像的方式捕捉到了他对自己的典型内心感受的某些东西。那团东西是他的抑郁，无形无状，令人感到危险。无论他试图做什么，无论他忙于什么，似乎有一会儿是真实生动的，但随后就消散；意义终会丧失，他只会再次成为一团泥。现在对他来说，分析的重要性变得甚至超过生命。但罗纳德害怕分析也会消散变成无意义。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逃开这团东西。这个梦似乎生动地捕捉了他所感受到的关于自己的痛苦体验。
让我们考虑一下对这团东西几种可能的理解：这团东西是肛欲施虐倾向的表现，即埋葬和毁灭与他有关的一切东西的本能所驱动的愿望（弗洛伊德）；这团东西是他的真实自我，尚未成型，寻求着可能获得自我成长的条件（温尼科特）；这团东西是他畸形、缺乏结构的内心的表征，缺乏稳定的认同和调节机制（自我心理学）；这团东西代表着他的自体状态，表现出他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个人状态（personhood）的发展中止（自体心理学）。
从沙弗的观点来看，对这个梦的所有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忽略了做梦者的活动。沙弗认为，在梦里，罗纳德为了特定目的会选择某些主线来组织他的经验，因此，梦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叙述建构。对于梦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相反，梦就像其他叙述建构，如诗或小说一样，可以通向多种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探求梦的意义，那么重点就转向了罗纳德在做这个梦时、在与分析师试图探讨这个梦时，所运用的不同叙述方式具有什么样的功效。
罗纳德在内心用一团东西来代表自己，这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根据沙弗的观点，这团东西不是罗纳德的肛欲施虐倾向；罗纳德是借用肛欲意象和躯体的比喻，来代表他对自己经验价值的破坏。这团东西也不是罗纳德的真实自我、自我结构或主体性；罗纳德使用这些故事主线在内心描绘自己可能出于多种目的。其中可能出于如下的动力机制：与生病而退缩的母亲保持强烈的无意识联系，击败父亲和他在外面世界的生活榜样，在公开和私下都保持具有无限潜能和融合一体的幻想，等等。
罗纳德和分析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梦能满足什么目的呢？在沙弗看来，梦的解译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客观或准确，而是在于可能开启新的经验形式并让做梦者承认更深更广的对自己主宰性的感受。
因此，沙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弗洛伊德主义分析的传统内容重新放回恰当的背景中。沙弗令我们思考，弗洛伊德在建立理解心灵的心理动力学方法时，对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在理解上也有着时代局限。他当时的那些理解所基于的科学基础现在已不再有说服力。然而，沙弗指出，如果把弗洛伊德的工作重新放到当代诠释学框架中，它不仅更好理解，而且也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它阐明临床过程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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