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las1987 转化性客体
作者：Christopher Bollas
翻译：闫玉洁
审校：马丽平
文献：The Transformational Object (1987)。摘自《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Psychoanalysis of the Unthought Know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3-29（也刊登在（1979）Int. J. Psychoanalysis, 60:97-107）
我们知道，由于人类在成熟之前就出生了，所以婴儿依赖妈妈来生存。通过提供辅助性自我(supplementary ego) （Heimann, 1956）或者促进性环境，她既维持婴儿的生命，也通过她自己独特的母亲风格将存在的美感传递给婴儿，那样的一种美感成为了婴儿自体（self）的特征。妈妈抱婴儿、回应他、选择客体和觉察婴儿内部需要的方式构成了母婴之间的“文化”，妈妈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创造了这种文化。这种私有的文化仅出现在母婴之间，它的语言由高度习惯性的姿势、声音、模式和氛围组成，保证这文化的私密并强调这第一段关系与外界相隔离的氛围。
温尼科特在关于母婴关系的著作中强调我们所谓的宁静：妈妈提供存在的连续性，她在自己创建的促进婴儿成长的环境中“抱持”婴儿。但是，和这种相互提升的宁静相反，妈妈和孩子不断地协商主体间的体验，这些体验和心身需求的仪式相一致：喂养、换尿布、安抚、游戏和睡觉。无可否认，我认为，作为婴儿的“另外的”我（“other” self），妈妈塑造转化（transform）了婴儿的内在和外在环境。Edith Jacobson 提出：
当妈妈把婴儿转到肚子朝上的躺着、把他从婴儿床上抱出来、给他换尿布、让他坐在自己的手臂上和大腿上、摇晃他、安抚他、亲吻他、喂养他、向他微笑、和他说话、给他唱歌，她不仅为婴儿提供了各种力比多满足，也同时刺激和帮孩子做出坐、站、爬、走、说话等自我活动功能发展的准备。（1965,P.37）
温尼科特（1963b）将母亲的这种综合的功能命名为“环境母亲”，因为对婴儿而言，妈妈还不是另外一个人，比这多得多，她就是全部的环境。对于这一点，我会加上这条：更具有意义和更多被认同的是妈妈作为内部和外部转化的过程，而非作为一个客体。我希望将婴儿对客体的初始主观体验定义为（identify）转化性客体，这章将阐述早期关系在成人生活中的踪迹。转化性客体被处于修改自我体验历程的婴儿体验性地认同。这种认同从共生关系中浮现，在共生关系中，第一个客体并非以个体表象被“认识到”（“known”），而更多的是作为反复体验到的存在——更多存在感而非表征意识（representational knowing）。当妈妈帮助整合婴儿的存在（本能冲动的、认知的、情感的、环境的），这一历程的节奏——从崩解到整合——就彰显了“客体”关系的本质，而不是作为客体的客体品质。
妈妈尚未被认同为他人，而被体验为转化的历程，这种早期存在的特质呈现在成人生活中某些形式的客体寻求上，客体被寻求的是作为转化象征的功能。因此，在成人生活中，问题不是去拥有客体；而是追寻客体并臣服于她以作为改变自己的过程媒介，在此主体作为恳求者感到自己是环境躯体关怀（enviro-somatic caring）的受益者，认同了自我的质变。 既然这种认同开始于妈妈在心理上代表另一个人之前，因此这并不是从渴望所出现的客体关系，而是和客体功能的感觉认同：客体作为主体的环境躯体转化者。早期客体关系的记忆彰显在个人寻求能够转化自我的客体上（人、地方、事件、观念）。
被体验为转化性的妈妈这一概念从几个角度得到支持。第一，由于她持续不断地改变婴儿的环境以满足婴儿的需要，她起到转化性客体的功能。婴儿通过共生认识（symbiotic knowing）的对转化性存在的妈妈的认同不存在妄想操作；这就是事实，因为她事实上确实转化了他的世界。第二点，婴儿自己出现的自我能力——运动、感知和整合——也在转化他的世界。习得语言或许是最重要的转化，但是学会处理和区分不同的客体，记住不在面前的客体是转化性成就，因为这导致了修改婴儿内在世界性质的自我改变（ego change）。对于婴儿将这些自我成就认同为客体的存在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妈妈在维持提供促进环境上的失败——长时间缺席或者不良的处理——能够引起自我崩塌和陷入精神痛苦。
随着婴儿创造了过渡性客体，转化历程就从环境母亲（它原生于此）被置换到数不尽的主观-客体，所以过渡阶段承袭于转化时期，因为婴儿从体验历程进化到表达体验。伴随着过渡性客体，婴儿可以和他自己的全能感幻觉游戏（用关于自我和他人创造性的富有生产力的阶段性妄想减轻环境-妈妈的丧失）;客体被除掉，但是在他的残酷无情之下幸存了下来，这一想法令他快乐；他能够在过渡性体验中找到隐喻的自由。真实的历程可以被置换到象征等同中，如果得到妈妈的支持，就缓解了原来环境-妈妈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使用过渡性客体是婴儿的第一个创造性动作，不仅展示了自我能力——例如抓——也表明婴儿主观体验的这种能力。
在成人生活中对转化性客体的寻求
我认为我们没有关注到成人对客体的广泛集体搜索，这些客体等同于自己的变形。例如，在很多宗教信仰里，当主体相信神具有转化整个环境的真正潜力时，他就在神秘的结构中保留了早期客体的关系（表现在信仰的智慧），并且和其他形式的真知共存. 在世俗的世界里，我们看到被投注到各种各样的客体上（新工作，搬到新的国家，度假，关系改变）的希望如何既代表对转化性体验的需求，同时又持续着和具有转化性体验的客体的关系。我们知道广告界靠追踪客体（object）生存；广告产品通常承诺改变主体的外在环境，并因此改变内在情绪。
对这种体验的寻求可能产生在未来找到某些事物可以对当下进行转化的希望，甚至有自信和充满愿景的感觉，然而虽然看起来是基于未来时，但是客体-寻求反复启动了前语言自我的记忆。通常是在我下一章所描述的审美时刻的情境下，个体感到和客体（一幅画、一首诗、一曲咏叹调或交响曲，或一处自然风景）深刻地主观默契并体验到和客体不可思议的融合，唤起早期精神生活的主要自我状态。然而，这样的情境，可能含义丰富，但就转化性成就而言，这些丰富意义的重要性远不及这些情景所具有的神秘品质，感觉被唤起某种从未被认知理解，但却存在性的知道，一个有关个体发育过程的记忆，而非发生于自体建立后的想法和幻想。 这些审美的时刻并不促成特别事件或关系的记忆，但是唤起主体记忆中与转化性客体融合的心身感受。这种被客体转化的预期——个体发育历程的自我记忆本身——激发主体对其满怀虔诚的态度，所以即使自体的转化不及生命早期的规模，成人主体仍趋向于推崇这些客体。
虽然我在这里强调的是正向积极的美好体验，也要记得个人可能会寻求负向消极的体验，因为这一情境印刻于他的早期自我体验中，注册到无需思考的知识结构里（the structure of the unthought known）。例如，一些边缘型病人重复创伤情境，因为他们通过这一情境想起自己最初的存在。
因此，成人去寻求转化性客体是去收集早期的客体体验，不是在认知上而是在存在上——通过强烈的情感体验——去想起一段关系，这段关系等同于自我的累积转化性体验。一段客体关系的张力并不是源于这是被渴望的客体这一事实，而是源于客体被等同于存在的如此有力的另一形式（powerful metamorphoses of being）。在这一审美时刻客体短暂地通过和审美客体的自我融合重新体验到主体对转化性客体的感觉，虽然这一体验是记忆的重现，而非重新创造。
对等同于转化性客体的象征和经验的寻求持续到成年生活。我们发展出对神的信仰，讽刺的是，神的缺席被认为和他的出现一样是对人的重要测试。我们去看话剧，去博物馆，去欣赏自己选择的景观，去寻求审美的体验。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为转化的促进者，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能力投入到改变环境之中，因为这环境在反应自体的功能方面不仅全无可能，而且令人非常尴尬。在这样的白日梦里，作为转化性客体的自我存在于未来式的某处，甚至冥思苦想地计划未来（做什么，去哪里等）常常是一种精神祈祷转化性客体的到来：最早期生命中体验的转化性关系在世俗中再次到来。
毫无意外，就像温尼科特所说的，由于这种失败导致的关系幻灭，各种精神病理出现了。赌徒的游戏是改变他整个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转化性客体。罪犯寻求完美的犯罪来转化自己的内在（修复自我缺陷和满足本我需求）和外在（带来健康和快乐）。某些形式的色情狂可能在努力将其他人建设成转化性客体。
对完美犯罪或完美女人的寻求不仅是对理想化客体的需求，也构成了对在自我体验方面主体缺陷的认可。虽然这种寻求起到从主体认知中分裂出坏的自体体验的作用，依旧是表明个人对特殊客体关系——和自我转化及修复基本缺陷相关联的客体关系——的寻求的象征化行动。
这也许是真的：成为赌徒的人反映了一个信念——母亲（或者他们拥有的作为母亲的人）不能带着补给到来。赌博的体验可以被视为个人和妈妈关系的特性被重现的审美时刻。
临床案例
转化性客体关系的最常见病理表现之一发生在分裂样自我的病人身上，他可能富有自我力量（聪明、天赋、成就、成功）但是他的个人性被剥夺了（personally bereft），虽然缺乏临床抑郁，但是他是失落和悲伤的。
Peter是一位28岁的单身男士，表情悲伤、外表邋遢、衣着灰暗，嘲讽式的幽默感、智力和教育（为了他人而非自己的缘故所使用的）这些仅仅可以让他得到轻微缓解。他由全科医生转介来看抑郁，但是他的问题更多的是不可阻挡的悲伤和个人孤独感。自从他和女友分手，他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白天去做几份奇怪的工作。及时他的白天由繁忙的活动填满，他都以焦躁不安的被动姿态参与其中，就像他正被自己的工作安排攻击性的操控。一旦回家，他就在自己邋遢舒适的公寓中崩塌了，他把自己放在电视机前面、吃少量的袋装食物、自慰，尤其重要的是沉迷于冥想未来，抱怨现在的“坏运气”。每周他都回家去看妈妈，从无例外。他感到她或者就是为了谈论他，因此他必须让她见到自己以给她谈资。
他早期生活复现如下。Peter出生于战争中的工薪家庭。当他爸爸去为国出战时，家里住满了妈妈家的亲戚。Peter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极其被推崇，特别是他的妈妈一直不断地对亲戚说Peter将如何通过伟大的行动把他们从悲惨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妈妈对幸福生活到来的梦想由来已久，她真正的抑郁在毫无生机地照顾Peter中显现出来，既然她把Peter作为神秘的客体而非真正的婴儿来投入自己的所有生命。Peter的分析开始之后不久，他知道自己主要作为和妈妈共享的内在神话，这一点对我变得清晰了；事实上，他知道妈妈没有真正注意到真实的他，而是把他作为她自己梦想的客体。作为她的神秘客体，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悬置起来，实际上这也是他活着的方式。他似乎在保存自己，满足生理需要，等待某一天可以满足妈妈的梦想。但是由于他对妈妈的神话无能为力，只能等待发生些什么。他似乎清空针自体的需求冲动，以便为接收妈妈的梦想念头创造出空置的内在空间。每一次回家就像妈妈给儿子进行了记述式的喂养。因此他清空自己的个人渴望和需求，以便满足妈妈的渴望，并且他把自己从生活保存到悬置状态，等待神话召唤他进入转化了的现实。
由于他的妈妈向他灌输他的重要功能是作为她的神秘客体，Peter没体验到自己的内在心理空间。内在空间的存在是为了他人，作为Peter而存在的内在状态也是如此,都被去除个人化（depersonalized）了，因为这一区域不是“来自我”而是“为了她”。在Peter的自我感上有明显的缺失，没有主体“我 I”，也没有宾语“我me”。更多的作为“它 it”的性质，而不是自体表象，而存在。作为“它”存在，意味着他是休眠的，悬置的和无行动力的。Peter的自由联想也是使用“它”的账户：作为去个人化的个体，反复咀嚼身体上发生的事情。他妈妈主要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已让他能够实现她的梦想。他因此沉迷于身体问题，他用一种冷漠的方式报告这些问题。
我逐渐认识到，神话的结构（以故事而非存在的现实方式存在）掩盖了Peter丧失了和妈妈的早期关系这一秘密。他的自我状态是对妈妈的一种表达，妈妈把这种表达作为神话的词汇。如果由于自我的缺陷和本我需要的缺乏，他感到像一个受害者，那是因为他是她的骑士，要为她而战，并且即使休息也必须是为了完成将来的任务。如果他感到被人际关系所耗竭，那是因为他是被珍视的神明，不能够期待泯于众人。如果他对妈妈叹息，她的回应不会是发现叹息的根源，而是告诉他无须担忧，很快他就会发财、成名、上电视，带给家人他们应得的所有财富。
他的存在性的绝望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神话故事：一种象征秩序，其中真实被用来植入所有的美妙中。在他努力将妈妈的注意力引导到他的内在生活的几个情境中，他妈妈变得暴怒，并且告诉他，他的痛苦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因为只有他才能拯救他们。他被保留在为黄金幼体的状态，是未出世的英雄，如果他不用个人需要打碎神话的功能，那么他很快就会拥有他无法想象的富有和名气。
在移情中，Peter把自己描述为需要照料的客体：‘我胃疼’，‘我脖子疼’，‘我感冒了’，‘我不舒服’。他和我说话时叹息、呻吟、大笑不止，以此满足他清空焦虑不安的渴望的需要和获得我高度注意的需要。他摩挲双手，观察手指，猛然移动身体，就像身体是一个麻袋。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不是用于阻抗的强迫性反刍，而是唤起了他早期和妈妈关系中的秘密；他发现我对他私人语言的关注让他感到极大的放松。我发现，在移情中他努力尝试和我分享一个秘密，但这是前语言的秘密絮语，被它的神秘特质所掩盖。我只能通过使用它的语言和他说话，以便‘进入’这个隐秘的文化：关注所有的呻吟、叹息和身体标识，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他想要的是听到我的声音，渐渐地我了解到这是他对一个好的声音的需求。我的诠释被欣赏的并非是内容，而是构建体验的功能。他很少回忆起诠释的内容。他所感激的是由我的声音所带给他的放松感觉。
我在分析开始时分享的Peter的语言，反映了转化性母亲的匮乏。后来，当Peter邀请我变成妈妈转化性语言的简单同谋时，我将拒绝这样的转化（比如，黄金胎儿的神话），为了已经取得的转化而战。当我分析这样的转化性语言时，它就让路给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语言被建立起来之前，这样的星图必须通过分析被打破。
Peter的命运——他仍旧是他人的潜在转化性客体——表明婴儿不仅需要从转化性母亲那里分离和幻灭，妈妈也必须要承受由婴儿的需要所带来的‘放手’，减轻妈妈希望婴儿成为其转化性客体的无意识愿望。Peter的妈妈持续地拒绝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认识和关注，即使确定无疑地她具有我们称之为贪婪的妈妈的品质。她占有他就像炼金术士守卫废料，因为这是她潜在的珍宝。他真正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因为妈妈简直让Peter满足她的感觉：上天将赐给她一个拯救者。
讨论
对转化客体的寻找，对于自恋和分裂样特质的人来说，事实上是他们的内在认识到自我有修复的需要，同样，也是有点疯狂地寻求健康。他们的习惯反映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转化性的妈妈，这点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在移情中常常以贫乏的方式使用分析师。我会在反移情的章节中讨论分析师与患者习惯性移情的对抗。
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相对而言无法与实际的人建立关系—他们的感觉迟钝或是极度退缩—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特质，反映出心理发展停滞，也指向患者需要维持疾病的范围，以做为对退行性客体关系到来的请求，这一关系等同于基本自我的修复。在分析中这会导致患者几乎不能把分析师当作一个真实的人来建立关系，然而同时把分析师当做转化性客体维持一个热烈的关系。患者在试图建立什么？
就像其它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如：Smith，1977），这样的患者和分析师在一起时寻找一个特殊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一开始分析师的诠释的内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诠释被体验为母亲的在场，共情性的反应。事实上，所谓的分析师的中立的表达——表面上缓解了癔症和强迫症的患者害怕被批评的感受并且有助于被分析者自由联想——对于自恋和分裂样的患者起作用的方式不同：他们能够沉迷其中，并且可以完全没有注意到诠释的真正内容，只要分析师的声音保持不变。现在，我们可以将之作为可分析之路的复杂性，或者我们认识到分析空间（保持环境的条件）促进了这类患者历程，唤起了深度退行状态，这是患者疗愈的必经之路的一部分。事实上，我和这类患者工作的经验是这种形式的客体关系退行常常在分析的第一次面谈中发生。因为分析的空间环境（分析师，被分析者，躺椅等）变成某种避难所。
就我所看到的，患者退行到基础缺陷的水平，但是由于每一退行指向了个人内部的疾病领域，它也表明对疗愈的需求。所需的是连续自我转化的初始体验，等同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的历程。在这样的时刻，患者将诠释首先体验为匹配其内部情感、感受或想法的能力，这些默契（rapport）的时刻让患者“重新体验”了和转化性客体的关系。他感激分析师的最基本的非侵入性（特别是分析师不要求服从），并非由于这带来了联想的自由，而是因为这非侵入性被感觉像是一种他需要的联结，在这联结中他会变好。矛盾的是，当患者退行到寻求神奇的转化的需求，分析师通常的倾听、澄清和诠释的工作引入了转化精神生活的不同习惯。
有些临床工作中认为这样使用分析师是一种阻抗，但如果这样，我想我们忽略了我们为关系创造的无可否认的独一无二的氛围。治疗的重要贡献是邀请很多患者的退行渴望，就像我在第12、13、14章中所探索的那样。让患者躺在躺椅上诱导出了焦虑的期待和依赖感。我们的可靠性、非侵入性，使用共情来满足被分析者的需求，常常比真正妈妈的照料更具有母性。在这样的时刻，患者对分析师作为转化性客体的认同和婴儿在这个历程中对妈妈的认同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就像婴儿的自我转化与妈妈认同是感知上的认同——并不是渴望——因此，患者的认同也不是反应患者对我们作为转化的渴望，而是他把分析师作为转化性客体的坚定不移的感知认同。在治疗自恋、边缘和分裂样特质的患者时，这样的分析阶段既是必须也是无可避免的。
这一阶段的治疗对于临床工作中来讲非常困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对患者的分析，诠释可能遭到全部拒绝：从冷漠无情到礼貌拒绝到愤怒。一个这样的患者可能会经常有礼貌地点头，说是的，他确实明白我说的意思，确实对我精准的评论印象深刻，但是他总是会在结尾说：“但是当然，你知道你所说的只是技术上正确，对我的生活体验并无帮助，因此，再怎么正确，我也不明白你认为有了你的诠释我能做什么。“他相信我知道如何照顾他，即使仅仅是一天中的一个小时，他想要我去安抚他。正确的分析被他认为是一种智力侵入，侵入了他对我平静的体验，我对他而言是存储他的信息、在我的记忆银行中处理他的需求的一种高级计算机。他在等待一次终极会谈（session），我会突然为他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立即拯救他的生活。我把他的精神分析的这一部分视为退行，重新启动最早期的客体体验，我也认为，一个分析师否认分析空间事实上促进了这样的回忆会很愚蠢。如果这样的退行是对自我分析的阻抗，只有在患者必须阻止不成熟的分析性侦查这一意义，他们才是阻抗，因此，这是不着边际的。在移情中，——对分析空间和历程与对分析师个人一样——患者正在关联转化性客体，就是把分析师体验为环境-妈妈，唤起这一体验的无法言说的前语言记忆，但是尽在言语中要求达到它的条款：非侵入性，“保持”，“滋养”（provision）， 坚持共生和心灵感应，从思想到思想或者从情感到思想的促进。在这些会谈中，首要的形式是澄清患者把什么体验为转化性事件。要求反思或分析的诠释常常被感受为对患者心理能力的过早要求，这些人可能会做出强烈愤怒的反应或者表达突然的无用感和绝望。
可能由于精神分析理论是从和歇斯底里的患者（他们将分析空间诠释为一种引诱）及强迫患者（他们将乐意将分析空间作为另一种个人仪式）工作演化而来，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对分析空间的退行反应视为对工作联盟或分析历程的阻抗。但是歇斯底里患者的对移情性欲化和强迫患者对分析历程的仪式化（自由的解离？）可以被看做是为了防御被邀请进入朝向退行的精神分析空间和历程。因此，分析这样的患者，精神材料做好了呈现的准备，个人也相对地被取悦因为有足够的谷物供给精神分析的磨坊，但是治疗常常慢慢无期，也没有显著的人格改变，或者突然被陈旧的或原始的材料闯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详细分析师没有觉察到患者不把分析情境体验为对退行的邀请是一种阻抗。事实上，强调自由联想机制和诠释患者防御的分析历程，可能常常导致对提供给患者的客体关系的否认。如果分析师不能意识到事实上他真在提供一个退行空间给患者（就是，鼓励患者在移情中重现他婴儿时期的生活），如果他坚持面对邀请“工作”必须被执行，着这样的分析中，患者和分析师都进行毫无结果的共同解离（强迫性的串谋），或者患者突然大发脾气，这常常被称为“见诸行动”。
如我所视，随后，分析师作为唤起转化性客体的记忆线索，因为情境或者引导出患者对早期客体关系的退行回忆，或者引导出不同形式对它的阻抗：例如，通过性欲化或者强迫仪式来否认。事实上，这个视角的移情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对原初客体关系的移情反应，将帮助我们明白患者如何记忆自己对它的体验。也许会有一个深度的退行，要求分析师履行邀请的承诺，并以一种神奇的转化性的方式行使职责。或者患者也许足够健康和对退行性回忆有足够的洞察力，在维持和更多原始方面的自体接触时继续随后的精神分析工作。实际上，我相信很多时候，患者的被动，无话可说，或者期待分析师知道做什么，并不是对任何特定的意识或前意识想法的阻抗，而是对婴儿和妈妈在一起时的前语言世界的回忆。除非我们认识到精神分析师通过分析师的沉默、共情的想法和完全没有教导指示来分享前语言世界的构建，否则对患者是不公平的，他也有理由感到不知所措和恼怒。
移情依赖第一个转化性客体关系的范式。佛洛伊德在设置精神分析空间和历程时，对这一点认识不言而喻，虽然在佛洛伊德的理论里关于母婴关系的部分相对很少，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在创造精神分析设置时体现了他的认识。既然他通过活现转化性客体情境回忆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历程构建了原初关系的记忆，精神分析实践是反移情的一种形式。佛洛伊德无法进行自我分析的内容——他和自己妈妈的关系——他通过创造设置精神分析空间和历程进行了表达。作为精神分析师，除非我们能抓住我们正在活现早期范式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会继续像佛洛伊德一样对反移情一片茫然。
对转化和转化性客体的寻求或许是最普遍的古老的客体关系。我想强调这种寻求并非由对客体本身的渴望而来，或者由渴求或热望而来。它来自于个人确信客体将提供转化，这种确信基于客体具备能力复活早期自我转化的记忆。争论这个，我是在坚持，虽然婴儿没有对母亲的体验的认知记忆，但是寻求转化性客体，将其指定为环境性转化的拯救者，是自我的记忆。
这种转化性客体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自我独一无二的客体，并且，可能实际上，这个人对他自己欲望的主观体验会吓坏他或者他对这样的体验漠不关心。赌徒强迫性地赌博。主观上，他也许希望自己不赌博，甚至憎恨自己这么做的冲动。在Melvill的《白鲸记》中，Ahab感到迫切地要去寻找白鲸，即使他感到这和他自己的内在冲动格格不入。他说：
（下面的译文摘自《白鲸》2001年成时翻译）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神秘东西？我受了哪一个隐秘的招摇撞骗的君主以及残忍的毫不留情的皇帝的控制，才会违背一切天生的爱和渴望，始终如此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地迫使自已去做就我自已本心来说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是我Ahab，Ahab吗？举起这只胳膊来的是我，是上帝，还是别的什么人？
在追寻白鲸上——实际上对所有作为转化的客体——有些事是冷漠且残忍的。一旦早期自我记忆认同了当下的客体，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可能就变得狂热，我认为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表明了集体的确信：他们的革命思想将对环境转化有完全的影响，将会把每个人从全部错误之中拯救出来：个人的，家庭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再次重申，这不是对改变的革命渴望或是极度渴求，而是他确信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是革命思想）将带来震撼到观察者的改变。
结论
在和夸大了特定的客体寻求的某些类型的患者（分裂样和自恋）工作中，和在精神分析的某种文化特质中，我认为我们能够分离跟踪成人的早期客体体验：对转化了主体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客体的体验。我称呼这个第一客体为转化性客体，因为我想将它这个等同于作为历程的客体，从而把第一个客体联接到婴儿对她的体验上。在妈妈被个人化地成为小婴儿的完整客体之前，她已经作为转化的区域或者源泉，由于婴儿自己的新生主体性几乎完全是自我整合（认知、力比多、情感）的体验，第一个客体等同于改变了自我的状态。随着婴儿的成长和越来越多的自体-依赖，和妈妈的关系从妈妈作为改变自体的他人转变到妈妈是有她自己生命和需要的个体。就如温尼科特所说的，妈妈让小婴儿从妈妈作为他的世界的唯一的保存者的体验中幻灭，这一历程发生在婴儿逐渐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时。被其他人转化的自我体验作为留存的记忆，可以被重新活现在审美体验的时刻，转化客体的文化梦想范围广泛（例如新车，家，工作和度假），都允诺了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完全改变，或者这些记忆在多样的心理病理中呈现，例如赌徒和他的客体的关系，极端主义者和他的理想客体的关系。
在一个人投入到与客体深刻主观联接的审美时刻，艺术文化包含了等同于寻求转化的各种各样的象征。在对客体的深刻主体体验的探求中，艺术家既为我们记起又为我们提供体验转化客体自我记忆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审美时刻的体验既非社会的也非道德的；它怪异的缺乏人情味甚至是冷酷无情地，因为被寻求的客体仅仅是作为体验的提供者。
如我在下一章所坚持的，审美的空间允许对转化性客体关系的创造性活现，我们可以说某些文化客体承担着深刻的激动时刻的自我体验的记忆。社会可能无法像妈妈满足婴儿的需求一样满足主体的需求，但是在艺术中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情境重现回忆的场所：自我转化历程的强烈记忆。
虽然所有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都会将精神分析空间体验为对退行的邀请，处于转化性客体的照料之中，虽然分析师允许患者延长退行到依赖的体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多患者，会邀请分析师进入病理性的转化关系，就如我在本书最后部分将谈到的。例如，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制造迷雾来强迫分析师误解他们。这是负向转化，也许表明病理性母婴关系的传递。当然这些必须最终被分析，但是即使如此，在分析师有力的诠释“工作”中，我想患者无意识地把分析师体验为一个有能力的转化性客体。
转化并不意味着令其满足。成长仅仅部分地通过满足来实现，母亲的转化功能之一必须是让婴儿受挫。同样地，审美的时刻并不总是美好精彩的情境——很多是糟糕的甚至吓人的，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存在的被安抚的记忆，确实深刻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