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博拉斯东西方思想交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很多人看来，精神分析作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发明，是一种西方的事物。在一定意义上这的确没错。可是倘若仔细检视，就一定会发现许多精神分析的基本实践中体现了某些中国文化中关于意义感的基本假设。精神分析的方法——病人自由联想，分析师以一种“悬浮注意的平等心”来倾听——与中国古人对待人接物过程中不可直来直往的看重惊人的相似。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有关个体自我的理论，说中国的“孝道”让个体的隐私变得不可理喻，这些说法并不正确。
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倘若要给他们的病人提供周到的服务——包括每周一次的治疗、精神分析、团体治疗等各种形式的服务——就应当检视一下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具有那些具有治疗作用的要素。只有通过研究这种内心世界的形成的路径——就像其他文化也必然肇端于他们自身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样——才有可能在一定深度上整合其他观点。我希望这本小书可以说明一种观点，尽管有些讽刺意味，其实中国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中了。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确实如此，从而不但可扩充中国文化对思想和表达的历史贡献，而且可以扩充中国文化为那些苦苦寻求内心苦闷之解脱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作的贡献。
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思考这么一本书究竟如何帮助一个抑郁的人，一个无法正常工作的人，或者一个无法正常建立与别人的关系的人，或者暴食的人？
每一个中国的（心理）医生都不但要尊重心理世界中长期以来“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那些要素，而且要找到一条将这些要素应用到临床工作中的途径。
譬如有人处于抑郁状态，少言寡语。
在这种状况下（不可避免的）此人会感到不宜表达自己的忧伤，尤其是在一个外人面前更不应该表达。尽管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试着劝说病人敞开心扉，告诉他这会有帮助，而且也不必为此感到奇怪或者丢脸，这种做法即便可能会开始奏效，还是违背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
那么如果心理健康工作者无法让一个中国病人敞开心扉，讲述私密的、特别个人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发现：如果病人只是谈论日常生活，他/她的心（或者脑）就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于是，病人可能会一开始谈论老板多么苛刻，然后说这个世界多么不公，然后又说不知道给孩子买什么生日礼物，然后又说太太提醒他要买鸡回家做饭。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乍一看，没什么关系。
老板苛刻，世界不公，孩子的生日礼物，太太要他买鸡回家做饭的提醒。
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
在弗洛伊德看来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系列的观念背后有什么隐藏的逻辑？
所以，可以把病人们的自由联想想象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想到苛刻的老板，世界的不公，给孩子的礼物，还有太太的命令？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有可能会得到以下答案。病人知道应该给孩子买礼物，并且按照太太的要求买只鸡回家做饭，可是他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这么做，他是被强加的，就像被老板管着（周围全是老板的世界是不公平的），他不想就范。反抗途径之一就是得抑郁症，什么都不干。所以，还挺有效。
每种文化都会尊重人们在这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说——哦，你得像挪威人那样思考问题，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更高级！
无论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对西方的精神分析多么感兴趣，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应该去了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了解中国人的“成语”。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种潜在的可怕的结论这样声称——“中国人没有个体自我的概念，唯一的自我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存在的”——因为概念本身就有可能是不可翻译的，所以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差。在这个世界上，在没有哪个诗人比杜甫更个人化，更独特。他的诗歌以及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的作品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缺乏个人的声音这种说法。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问题。
这本书如何能帮助一个人与病人工作？
翻开封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宗教家和哲学家以及诗人的引文。要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每个医生都需要对这些要素的历史具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些要素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正本清源，回到过去这些要素形成的源头，因循它们演化的历史，直到今天，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可以消化西方观念的境界。
如果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希望自己的临床工作能对中国病人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及其独特成语的欣赏是他不可回避的基本素养。
克里斯托弗·博拉斯
洛杉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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