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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丁美洲的概念用法
在拉丁美洲,對於精神衝突後果的研究領域有許多豐富的貢獻,不論是在精神裝置的構成、臨床表現、以及技術的理論,都表現出創造性的綜述,這些融合了佛洛伊德、Klein、Bion、以及非拉岡學派法國作者們,特別是 Laplanche、Green、Aulagnier、以及 McDougall。
雖然在 Pichon Riviere 的知覺操作參考系統 (ECRO)、Racker 的一致與互補的反移情理論、以及 Lieberman 的溝通的理論 (Borensztejn 2014) 也可以看到衝突的概念,關於拉丁美洲作者們對衝突的觀點,最適宜的範例,或許可以在 Angel Garma、Arnaldo Rascovsky、Maurice Abadi、以及 Norberto Carlos Marucco 的貢獻裡闡明。
四、A. Ángel Garma
對 Ángel Garma 來說,主要的衝突發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間;他遵循佛洛伊德在〈自我與原我〉文章中,精神官能症的嚴重程度和超我的嚴厲程度成正比的概念。此外,如果睡眠是由每次自我和超我交涉後所構成的模型,那麼對製造的形式之概念的修
改,必然會對症狀學的表徵遺傳學理論的機制產生影響。
從結構理論的觀點來看,Garma 重新繪製了夢的「構形」模式。在睡眠的情境 中,因自我退行而使得審查機制鬆懈,這些審查機制在白天的生活中將本我的內容維持在潛意識中,但在睡夢中因禁制較少而得以被表達。這導致了一種等同於創傷的情況:具有象徵缺陷的自我,面臨著蘊藏高度能量的(被灌注的)和令人痛苦的內容,例如原初場景、被閹割的痛苦、弒親等等。面對這樣的事態,做夢者的自我只能掩蓋
它,並求助於防衛機制。像滿足慾望就是其中一種變形模式 (1978, pp. 71-78)。因此,每個夢最後都會變成是一個「蒙面的惡夢」(in: Rashovsky de Salvarezza 1974, p. 142)。之前,Garma 回顧並推翻佛洛伊德一些關於夢和幻覺過程的概念,和創傷及現實檢核
有關 (Garma, 1946, 1966, 1969),他的結論是:「必須清楚的了解,患有創傷精神官能症的人會產生幻覺,因為他既無法藉由肌肉的神經支配或自我對於創傷相關的心理內容的反灌注,來拒絕或控制這些幻覺,也就是創傷的內部記憶,這些記憶會在創傷發生後的幾天內自發地產生。而這些內容的運作會是密集地進行一段時間,且不能避 免,因此使得他產生幻覺,經歷當下時刻就像是現實外在正在發生的事件,而非僅僅
是記憶而已」 (Garma, 1969, pp. 488-489)。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是「夢是睡眠時的幻覺,是由迄今為止因睡眠的自我無法控制而潛抑的精神內容,對睡眠者被削弱自我的創傷性影響所產生,因此睡眠的自我當作真實地接受且被迫偽裝,以尋求減緩痛苦的精神張力」(同上, p. 491)。
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夢理論,也需要從結構理論的角度來闡述創傷的後設心理學:
「〔…〕受創的精神被認為可以分成幾種情況:一種是寄生的情況,由強烈創傷所引發的強迫重複,另一種情況是自體順服於被要求要重複的,還有一種情況是健康和健全的自我…要保護自己…免於強迫重複並試圖管理這些出於本能的力量」 (1978, p.
116)。後來,這個「寄生的情況」被稱為超我 (1978, p. 118)。通過這種方式,「精神官能症受到有害的超我的限制,超我反映了有害的外在現實,讓自我臣服,迫使它表現得不恰當,並阻止它以和諧的方式管理本我。」 (1978, pp. 118-119)。
在 Garma 的理論中,強調任何的精神官能症症狀(在個人的層次和團體的層次)是強迫重複的力量和導致「掩飾」的力量的組合與衝突的互動,如同佛洛伊德 (1939)在〈摩西和一神論〉中所陳述的。
在這個背景下,Garma 也重新定義與受虐狂的衝突概念相關的生與死的驅力概 念,在他看來,生與死的驅力不是基本的力量,而是在精神的建構過程中,遭遇到的經驗與內化經驗的結果。當談到國家時,Garma 跟隨佛洛伊德的詮釋方式,將其類比到精神官能症個體,他發展愛慾和死亡驅力概念:「從持續存在於現在反應中的過去經驗反應,有些會推動一個國家朝向進步、幸福,但另一方面,有些是較有破壞性的並造成痛苦的,所以在精神分析理論中可以這麼描述,簡單來說,在一個國家裡,有進步的、富有生命力的傾向或衝動的民族,以及其他具有退化的、自我破壞的或死亡傾向的民族」 (1978, p. 47)。Garma 在其他地方繼續相同主題,他說:「…〔這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