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近40岁的时候开始发展人们记忆中的精神分析思想，但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名人。从21岁起，他就定期试图销毁所有关于他私生活的记录，故意给他的传记作者制造麻烦，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他在“《英雄的发展》的看法是正确的”。最近挑战弗洛伊德的是一位高度专业的传记作家Ronald Clark，他已经对付了爱因斯坦、霍尔丹，J.B.S和伯特兰·罗素。对克拉克来说幸运的是，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并不总是服从弗洛伊德销毁其信件的指示，自从欧内斯特·琼斯写下这本庞大的官方传记以来，大量的新材料已经曝光。正如琼斯和其他追随者所提出的，对弗洛伊德一生的标准看法是，他确实是一个英雄。他们认为，由于内容令人震惊，他的理论长期以来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嘲笑，他被拒绝晋升，他在“极度孤立”的环境中与世界斗争，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来自他自己的头脑（或生殖器），这是他英雄般的自我分析的结果。弗洛伊德本人，在他的自传体作品中，尽其所能鼓励这种观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修正弗洛伊德英雄主义的神话。他的想法几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被拒绝是因为他们过时了（例如，他将一些神经症归因于手淫）或明显错了（例如他认为许多神经症患者在婴儿期曾被老年人性引诱）。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与科学界的其他人隔绝，他的许多想法要么是对现有思想路线的修改，要么是与其他人合作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威廉·弗利斯合作，在他发展精神分析基本思想的整个时期，他与弗利斯经常通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关系密切，工作和思想重叠，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甚至没有提到弗利斯，他试图销毁他给弗利斯的信。弗兰克·苏洛维（Frank Sulloway）在《弗洛伊德：心灵的生物学家》（Freud：Biologist of The Mind，Deutsch，1979）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弗洛伊德职业生涯的修正主义观点，该书出版得太晚，对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Clark）自己撰写的传记毫无用处。克拉克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专注于弗洛伊德这个人，而不是他的作品的智力内容和起源。关于弗洛伊德的个性，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说。他经常脾气暴躁，不宽容，比如他责备妻子在餐馆里和陌生人说话。他可能会非常报复：尽管他与几个男人（如布鲁尔和弗利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但友谊并没有持续下去，一旦破裂，弗洛伊德就永远不会原谅。他大声宣称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但他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他对许多敢于背离他自己制定的正统教义的追随者毫不留情。叛逃后，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成了“傲慢的混蛋”，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成了“软弱、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卡尔·荣格成了“自大狂”和“悲惨的抄书匠”。人们想知道弗洛伊德对自己幼稚的防御反应有多深刻的见解。
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持久特征是，他非常喜欢惹恼别人。在谈到未婚妻的母亲时，他写道：“我可以预见不止一次会让她讨厌我自己的机会，我不打算回避这些机会”。他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神经系统大会，因为“我们的缺席应该会惹恼他们，这很适合我”。弗洛伊德未能迅速获得学术晋升，可能更多是因为他自己易怒的个性，而不是他的犹太性或他的思想不受欢迎。他对战争的渴望和知识分子的傲慢使精神分析的观点两极分化。他让那些不完全支持他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反对。他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例如，直到多年后他才公开否认自己幼稚的诱惑理论。
与他对待朋友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似乎至少在成年后对直系亲属和更疏远的亲戚总是慷慨善良。但他们似乎从未违背他的意愿，并将他视为他们天生的领袖。也许弗洛伊德最大的美德是勇气。在他生命的最后16年里，他为癌症做了30多次口腔手术，不得不戴上一个不舒服的假牙。他以最大的坚忍承受着痛苦和危险，继续他的写作和临床工作。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平静地请求医生让他摆脱痛苦。面对所有的医疗建议，他继续抽着大雪茄直到生命的尽头。Freud and Martha Bernays, photographed in Wandsbeck, her home outside Hamburg, in 1885
《弗洛伊德：人与事业》记录了这一切以及更多，但在书的结尾，大多数读者会觉得他们还没有了解弗洛伊德的真实面貌：他自己对自己的保密以及他扮演英雄角色的决心让人很难解开他的内心运作。此外，罗纳德·克拉克记录事件，但很少做出自己的判断。
也许明智的是，他既没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解释弗洛伊德的生活，也没有从他的生活中得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后一个问题的线索少得惊人：弗洛伊德有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年轻时，他对异性的态度是拘谨的；他与同性的友谊是高度情感化的；他似乎从41岁起就放弃了性活动，那时他正处于自我分析之中。克拉克清楚地描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要素，但只是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他的优秀指数中没有提到“置换”、“投射”、“退行”或“多形态的性欲倒错”等术语。他很少尝试评价弗洛伊德的作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经常大错特错。例如，他将最近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修订归因于生物化学的未指明的进步，并赞同伯特兰·罗素对弗洛伊德梦理论的愚蠢批评，即“我们不能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只能知道他说他做了什么”：就精神分析理论而言，患者是否真的做了什么或只是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都无关紧要。
克拉克没有评估弗洛伊德思想的重要性，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心理学家对激励人类行动的力量仍然知之甚少，以至于无法评估弗洛伊德理论的最终价值。可以肯定的是，该理论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模糊的，弗洛伊德经常过于概括：他把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格发展的主要影响是错误的。如果弗洛伊德从未生活过，今天的心理学是否会大不相同是值得怀疑的：他的主要影响是外行的思维模式，从而影响了20世纪的许多艺术和文化。此外，许多人认为弗洛伊德将心理治疗推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直到最近才开始从他的思想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新的治疗发展更接近阿德勒式的实践，而不是弗洛伊德式的。
罗纳德·克拉克的新书中没有烟火，但他在一个地方提供了大量以前出版的材料，并添加了一些他自己发现的事实。尽管他并没有打破弗洛伊德人格之谜，但他创作了一本高度专业的传记。
Sutherland, S. Freudian variations. Nature 288, 18–20 (1980). https://doi.org/10.1038/288018a0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