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的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弟弟朱利叶斯在六个月大时去世，他的母亲悲伤地离开了他，成为一名“死寂的母亲”，当时，弗洛伊德只有一岁。他在晚年承认了探索这种早期创伤的困难：在我看来，很难在分析中掌握对母亲的最初依恋——随着年龄的和阴影的滋生，几乎不可能复原——以至于它仿佛已经屈服于一种特别不可阻挡的压制。（Freud 1931，226）弗洛伊德记得自己在婴儿期就希望自己的弟弟死掉，但是，当弟弟真的去世后，引发了他强烈的内疚感，并导致他终生自责。弗洛伊德的家人住在一个单间公寓里，所以他会亲身接触到他哥哥的疾病，甚至可能接触到他的死亡。（Schur，1972年，241年）。在给Fliess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带着不愉快的愿望和幼稚的嫉妒欢迎我一岁的弟弟，他的死给我留下了内疚的种子。”（Schur，1969，p305）。
在《梦的解释》中，弗洛伊德写道：“童年时期经历的这种死亡可能很快就会在家庭中被遗忘；但精神分析研究表明，它们对随后的神经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我们今天重视幼儿期创伤，但精神分析界似乎经常无视兄弟姐妹死亡的可能影响，尽管Andre Green认为幼小孩子的死亡是死寂母亲“最严重的例子”：“母亲仍然在身体上存在，但她在心理上替代幸存的孩子'死'了”。（1986，p149）为什么人们在探索兄弟姐妹的死亡给幸存儿童带来的终身、致残的影响方面存在阻力？为什么替代儿童（replacement child）的概念没有被更广泛地使用？
正如我对乔伊斯的作品的解读，幸存孩子的生活可能会受到他们无法解释的内疚的影响，他们希望兄弟姐妹死亡，而当兄弟姐妹死亡时，他们因为恐惧而觉得自己不应该存在。（乔伊斯的父母在他出生前一年失去了一个儿子，尤利西斯的故事围绕着布鲁姆和莫莉夫妇失去了一个婴儿儿子展开。）
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是俄狄浦斯父/子的竞争，但对他来说，可能也是幸存者的内疚和他对母亲的敌意。在Sprengnether看来，“俄狄浦斯理论先将愤怒转向母亲，再将愤怒转向父亲”。（1995，p.46）。令人不安的是，分析师对俄狄浦斯情节之内疚的关注可能扭曲了诊断评估和随后的治疗，远离了前俄狄浦斯创伤。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核心思想建立在安娜·O案例中对歇斯底里的诊断上，同时忽视了她失去两个姐妹的事实——一个在她出生前三年去世，第二个在八岁时去世。同样，欧内斯特·琼斯和弗洛伊德都没有重视琼·里维耶尔的父母在她出生前一年失去了长子这一事实。（Hughes，2004，p85）里维耶尔写了一篇关于伊布森的详细论文，他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长子。（里维耶尔，1952，p178）。Harry Guntrip对Winnicott和Fairburn都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失去了他的兄弟的影响。（1996，p743）
Joel Whitebook在弗洛伊德的传记中描述了弗洛伊德的分离的影响：
弗洛伊德前四年的创伤经历是分离的，而不是融入连贯的自我意识。虽然这种防御性分离保护了弗洛伊德，并允许他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发挥作用，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他早期前俄狄浦斯经验领域。由于早期经历的世界对弗洛伊德来说太危险了——这样做可能压制了他小时候的焦虑和无助感经历——这些无法融入他的理论。（2017，p.50-51）
我发现，童年时失去兄弟姐妹的病人，虽然奇怪地相信自己造成了死亡，并认为自己仍然对他人很危险，对这些想法的抵制了已经受到了丧失的影响，尽管他们像詹姆斯·乔伊斯一样，被死去的婴儿和谋杀的内疚噩梦所困扰。
乔伊斯谈到了晚上来折磨他的“那个头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做梦的良药吗？我每天晚上都遭受着可怕的梦境困扰：死亡、尸体、暗杀，而我在其中占据了令人不快的突出角色。”（埃尔曼，1992年）
Jill Salberg描述了前几代人传播的“闹鬼”。儿童死亡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忘怀的死亡，也许这些诶可以在那些认为自己在甚至没有出生时导致兄弟姐妹死亡的病人身上最生动地看到。认识到这些患者所经历的折磨，并帮助他们见证恐惧和内疚的力量和妄想，可以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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