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叙事、考古叙事及《易经》无限叙事
李孟潮,精神科医师，个人执业
拿到这本书稿时，我原以为继堃会给我们带来一本传统教材，充满各种玄奥后现代哲学术语。
因为她在业内的鼎鼎大名，就是高、精、尖，一系列高分国际期刊的科学研究，让人佩服、让人恐惧、让人嫉妒、让人不知道该如何防御，让人怀疑自己头脑和身材一样地油腻。
可是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却是清新平实的口语叙述，就像一群大学同宿舍朋友在聊天——
一个人问：“继堃，你给我们说说啥是叙事疗法吧，听说你是叙事仙姑喔？”，然后我们继堃博士王教授就开始讲了，这里面有电影、有生活、有个案、也点缀着细致安排理论和哲学，分量不多，味道刚好。
《周易》有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这种深入浅出的易简功夫，对于已经身处学术殿堂的教授和医师们来说，尤其不简单。
不过呢，我对于继堃的人格中这两个侧面——一方面攀登高峰、精于钻研，一方面平和待人、春风化雨——也不是太意外。
20多年前，我就隐约感到她有这些特质。那时候我还在云南省精神病院工作，一天，科主任带了一个小姑娘进来，告诉我们这是新来的住院医。
我们一群人事后议论，这小姑娘扑闪着一双无知的大眼睛，看上去就像个高中生，受得了我们精神病院的氛围吗？
后来事实证明，她不但受得了，和病人们关系不错，而且勤学好问，天天读书钻研。让我们一群混吃等死的油腻中年老医生倍感压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打死在沙滩上。
又过了几年，我发现继堃居然成了赵旭东老师的博士高徒了。本来叫她“小王”的，现在要改口叫“师姑”，因为赵老师是中国心理治疗界的原始天尊，被我称为老师的好多中德班一期学员都算是他学生。
但是继堃师姑仍然笑嘻嘻地和我们江湖派东拉西扯，要不是我自己去查researchgate，都不知道她发表了那么多高级别论文(王继堃 & 赵旭东， 2010; 2011a，2011b，2011c，2012a，2012b；王继堃等,2012a,2012b,2014,2015,2016)。
我想，从赵老师到我们，这几代精神科学人，都面临一个历史责任，就是整合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 一个话语体系是方面西方传来的高精尖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另一个话语体系则是中国民间大众的口语系统和文化传统。（赵兆，2015；吴清，2008)
这种整合的努力也体现在此书中，在此书后半部分，高精尖话语开始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深入的治疗技术的传授和讲解，比如说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细致地讲解会员重新整合对话，叙事疗法中信件技术，仪式和庆祝技术，局外见证人团队，都是越来越接近一本入门教材的体例。（刘亮, 赵旭东, & 缪绍疆. ,2007;Dallos, R., &Vetere, A. 2009)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她再次运用了电影这种大众来说明叙事哲学和原理。所以她的整本书的结构和文风，构成了一个“深入浅出”——“专业精深”——“再度深入浅出”的叙事循环。(Goodwyn, E. 2013).
这种叙事循环风格正好也是我们心理治疗的语言风格，治疗初期都是比较浅显平白的，治疗中期则深入探索，有时候产生不少人生哲学的领悟，到了治疗后期又恢复到平淡直接的语言风格。(Strong, T., & De-Jong, M. R. ,2015)
和其他疗法一样，叙事治疗也有“内功”和“外功”两个部分。内功主要是人生哲学，治疗师的心性修养。外功则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治疗技术。内功为体，外功为用。（肖凌, & 李焰. 2010)
在叙事疗法中，内功就是叙事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建构-解构主义、控制论和系统论，福柯哲学等。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叙事疗法的外功招式，则是本书第三到第十二节介绍的四大组技术——外化，解构，重写故事，丰富故事。之所以说它们是四“组”技术，而不是四“个”技术，是因为每一组下面都有无穷的小技术被发明出来。比如“重写故事组”中又细分出“发现和探究结果”，“发现探究结果的历史和意义”两类，“丰富故事组”中又分出会员整合，信件资料，仪式庆祝和局外见证等小类。(李明，2005)
叙事疗法在中国迅速传播，正如其他家庭疗法一样，在数据库中，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叙事疗法文献，从治疗各种疾病到图书管理，学校教育，犯人改造，可谓无所不包。个中原因，我想不能仅仅视为推广宣传的作用。应该还是其文化内核有何中国人生活有切合之处。
我注意到，大部分叙事疗法的治疗师，都是在针对一个权威主义的结构工作，有些是针对专制的家长，有些是针对权威的学校老师或者医院体制。(屈欢, 姜桂春, 董雯, 毛孟婷, & 周波. 2017)
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一向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结构，它既给人带来安定感，又带来压抑感。近代中国，更是走上了几十年极权主义的路子，但是比极权主义更糟糕的事情是，这个极权主义结构崩塌了。（Šebek,1998)
人们无法哀悼极权客体的丧失，从而在自己内心，在外在社会，在家庭公司和单位，一次次地重构起极权环境。一个要求儿童做作业时50分钟一动不动的妈妈，和禁止国民出境移民的斯大林，是异曲同工的。(Šebek, 1996)
叙事疗法的三大祖师之一福柯，众所周知，就是研究社会的权力运作的，尤其是微观的话语权力，比如他研究医疗话语权力的著作，我一向对学生们推荐为入行必读。(福柯，2003,2011,2012）
精神分析和叙事疗法在欧美都不能算太为主流的疗法，但是它们都同样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本书的作者继堃老师同样接受了比较深入的精神分析的培训。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土壤有这种家国同构、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特征。但是精神分析和叙事疗法的叙事结构则截然不同，为什么它们都能适用于中国呢，值得我们深思？
精神分析，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考古学叙事”。
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他认为通过分析的挖掘和重整，人们是可以发现症状后面的一个埋藏在个人历史中的“真相”的。
虽然，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中，也发现病人的记忆有“后遗效应”，也就是记忆不断地流动更改，被病人们所建构的。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提出，“心理现实”是由治疗师和病人共同建构出来的。后来精神分析师们通过“投射性认同”这样的术语，开始部分地承认临床资料的叙事建构性。（Spence ,1982）
尤其是到了1980后期，关系精神分析、主体间精神分析等等建构主义精神分析流派的兴起，精神分析中也有逐渐和叙事疗法在认识论上靠近的趋势。但是精神分析的主流，还是建立在医学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还是以“考古学叙事”为主，以前挖掘出来的是各种情结，尤其是俄狄浦斯情结为病因，现在则以挖掘各种自体缺陷、客体关系、依恋关系为主。（Hoffman, 1999；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邢晓春, & 李瑞凤，2014)
但是站到叙事疗法的建构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怀疑，精神分析挖掘出来的这些病因学宝贝，很可能是挖掘工在挖掘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而站到后现代的解决取向上，我们更要思考，难道心理治疗就应该服从“发现病因—解决病因”的这种医学直线因果论吗，难说我们不发现病因，就直接循环提问、奇迹提问，三、五个回合，病人问题就解决了？（Wampold, & Imel ,2015).
这类冲突充满了心理治疗话语界，治疗师工作方向上精英化-大众化冲突，治疗取向的个性化-集体化冲突，治疗视角的结构化-解构化冲突，治疗技术的共同因素-特异因素的冲突等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冲突应该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呢？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朝廷，基本上就是皇亲国戚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无论在宫廷电视剧，还是在正规历史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家庭的冲突和争斗，显然要比小小的治疗室里面的冲突要激烈和血腥很多。
这些帝王将相，他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答案之一就是易经哲学。
易经首先要求，一个起卦者的自我被解构，他必须放下自我，也放下人类社会，不再执着地相信自己的自我和别人的自我，具有超越性智慧。然后把这个“超越性智慧老人”投射到天、古代圣贤那里。
然后他被解构的自我，又再次地通过观卦、解卦等等活动得到建构和回收。
在儒家的易经中，这个自我的重构主要是着重于道德建构，起卦者通过吧人生情境归结为64个种类（64卦），然后每一卦至少有6种变化趋势，加上变卦的6种变化趋势，一个人至少要考虑12种变化可能。
而这12种情况下，分别都有12种道德修养等着你成长、去培育。
而如果你需要，还可以在内卦、外卦、错卦、综卦、宫卦等等相关的卦象寻找各种各样的人生意义。最终，一个人不难发现，他面临着一张卦象、卦数、卦理构成的无穷变化、不断生成、不断湮灭的复杂意义系统。
在易经构成的这种无限叙事系统中，宇宙万物都囊括其中，更不用说考古叙事和建构叙事的冲突了，本书一开始就把易学哲学的太极图列出，用来说明叙事哲学。浩浩阴阳移，万岁更相送，历史的演变赋予我们这代学人的使命，大概也是把易学哲学和各种西方思潮和治疗技术进行统合。开创出一条能够更好为国人心理健康服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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