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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讲过的内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催眠暗示以外,我使用催眠术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我用催眠法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因,因为有关这一类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不仅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禁令来得有效,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他们在设法用单调乏味的暗示方法消除那些病象时,毕竟有权对其起因有所了解。
我形成这种特殊方法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我还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就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1,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过去也搞过科研,写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价值恒久的著作。他才智过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俩没过多久便成了密友,在我生活窘迫之时,他总是给我以友情和帮助。我们在科学上渐渐有了共同的旨趣。我俩相交,得益者当然是我。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竟然断送了我们的友谊。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井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