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琳·安德生与她的后现代合作治疗
完成合作治疗(Collaborative Therapy)的第一次学习已经有一个半月了,一直说想要记录一些感受,甚至在学习之前就准备把预习的内容粘贴到博客上,可是,或许是懒惰,或许是心里没底,迟迟未能采取行动。
最近两个月,把自己深深地潜入后现代心理治疗的理论海洋中,去体味贺琳·安德生(Harlene Anderson)的合作治疗,获得了可以称之为:天开地扩、神清气爽的感觉。
2009年4月10日到12日,在武汉心理医院举办了合作治疗的第一次工作坊,这次活动由武汉心理医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及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共同举办,合作治疗的创始人之一贺琳·安德生女士亲自授课,并且由其博士魏素华女士翻译,香港理工大应用社会学系的宋陈宝莲女士协助授课。
由于之前对合作治疗有粗浅的了解,所以“纠集”三名同事共同赴武汉学习,在火车上我们还一起学习了贺琳的论文The Therapist and Postmodern Therapy System: a Way of Being wit Others,对其理论有了初步认识。听课之前,我以为,合作治疗只是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一种,“叙事治疗运动”中的一部分,一种社会建构理论在心理治疗领域的运用罢了,类似与李子勋老师的“自组织”心理治疗,在中国可能会有些过于超前,可能应用起来还有问题。但是,听过之后知道:合作治疗是如此的“简单”而实用!
带着很多疑问和期待参加了这次学习,刘丹、陈向一、孟馥等大腕也亲临课程,童俊、李小龙等武汉心理医院的高人也参与了学习讨论。相信合作治疗的理论对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比较稳定成熟的治疗理论框架吧,这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心理治疗界仍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贺琳的工作开始于1950年代的“多重影响治疗”(Mutiple Impact Therapy)是上个世纪美国家庭治疗运动的一部分,早期工作对象多半是因为长期心理困扰而屡次在心理治疗或精神医疗机构进进出出的人。随着治疗深入,他们渐渐了解到,治疗师有时是治疗失败的因素之一,因为治疗师一不小心只是和问题与诊断工作,而不是案主。进入1970年代,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科学实证主义被批判。“所谓现实,只不过是人们在共同的语言织布机中不断被编制成的人造产品。”认知行为、精神分析追求的治疗目标看来都很虚妄,加上对现存知识和理论的质疑与现实心理治疗的困惑,使治疗师们开始寻求理论和实践方面更多的出路。
合作心理治疗强调语言、对话和关系,淡化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身份,旨在创造一个对话和交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双方,或者更多的与治疗有关的参与者,参与互动,使来访者的所谓“问题”消弭于无形。合作治疗在我看来有哲学治疗的味道,虽然贺琳的背景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但是哲学素养非常深,在她的著作《合作取向治疗:对话、语言、可能性》(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herapy该书简体中文版正由希望出版社的王素琴编辑)中,第一部分的标题便是:改变治疗文化:一种哲学实践。书中说到后现代合作取向奠基与下列哲学假定:
1. 人类系统是产生语言和意义的系统。
2. 现实的建构是社会行动的表现形式,而非独立的个别心理过程。
3. 个人的心智是社会的组合,因此自我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合。
4. 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生活的经验和事件的现实及意义的理解是透过个体与他人、自己的对话与行动(透过语言)所创造并经验的互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