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斯的存在分析学评析
郭本禹/孙平
【论文分类】心理学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B4
【期刊期数】2009年01期
【论文期刊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8年5期第88~94页
【英文标题】TThe Daseinsanalysis of Medard Boss
【作者简介】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 梅达特·鲍斯是20世纪瑞士杰出的心理治疗家和心理学家、存在分析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存在分析观采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对西方传统的自然科学及其正统地位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其存在分析的科学观,并解释了人类的“在世之在”的本质和各种经验。同时在其心理治疗实践中保留并改进了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决意在治疗实践中坚持运用现象学方法,而非采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理论来看待病患,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工作。鲍斯的存在分析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既具有积极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Medard Boss is an outstanding Swiss psychotherapist and psychologist in the 20th centur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existential analysis (i. e. daseinsanalysis). Using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ical view of Heidegget, he reflected on the orthodox status of western traditional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n proposed his existential view on science,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being-in-the-world" and various experiences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still employing some of Freud's therapeutic skills and techniques to treat his patients, he was determined to purify the therapeutic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by excluding the "meta-psychological" theory of Freud and adhering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s's existential analysis does not only have made its positive contributions but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关 键 词】存在分析/在世之在/存在性/心理治疗daseinsanalysis/being-in-the-world/the existentiality/psychotherapy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5-0088-07
一、引言
梅达特·鲍斯(Medard Boss,1903-1990)是存在分析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苏黎世成长并接受教育,早在大学学习阶段,他就到维也纳接受了弗洛伊德(S.Freud)本人的分析,并开始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后来他又先后赴柏林和伦敦继续深造神经病学和精神分析。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鲍斯接受了霍妮(K.Horney)和费尼谢尔(Otto Fennichel)的培训和督导。在伦敦的国立精神病院,他有机会与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琼斯(Ernest Jones)一起工作。
但是像很多20世纪30年代学习精神分析的年轻分析师一样,鲍斯开始置疑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他被一个矛盾困扰着,即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决定论色彩如此之强烈的心理学理论,在运用到治疗中去之时,却无时无刻不以使病患获得自由为目标。正是在这段彷徨时期,鲍斯遇到了荣格(C.G.Jung),荣格使鲍斯认识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局限性。和荣格一样,他认为人格是不能被客观化并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个孤立部分的。正是因为持这种相似的理论观点,鲍斯与荣格在工作上保持了为期十年的亲密合作关系。
1943年左右,鲍斯对时间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并碰巧阅读了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他隐约觉察到“这是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新颖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1]23他曾于1946年写信给海德格尔,而这封信便成为两人30年深厚友情的开始。正是鲍斯其后与海德格尔进行的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使他最终从精神分析转向了存在分析。
鲍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性倒错的意义和内容》(1947)、《梦的分析》(1953)、《身心医学导论》(1954)、《精神分析与存在分析》(1957)、《一位精神病学家所发现的印度》(1965)、《医学和心理学的存在主义基础》(1971)和《我昨夜梦见……》(1975)。《佐林克讲习班》(1987)。
二、存在分析观
(一)存在分析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原则
鲍斯指出:“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地重新检视自己立足的基础及其基本概念,才值得被称为一门科学。”[2]xxvii-xxviii正是出于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才促使鲍斯对诸门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将之与存在分析学的基本原则进行对比。
鲍斯认为,医生和心理学家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教导他们要注重行动,关注实效,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哲学思辨上。但正是这些自诩为“纯净”、“非思辨”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沾染上了哲学色彩,因为每一门自然科学无疑都受到了其产生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影响,致使它们对人和世界做出了若干基本假设,鲍斯将之称为“自然科学的前科学假设”。它们包括:“一是有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世界独立于人并自给自足地存在着。二是所谓‘真实的’事物只能是可测量、可计算的事物。三是这些事物之间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均是可预见的因果关系。四是所有‘真实的东西’均适合空间的三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3]75-76这些潜藏在各门自然科学之后的基本假设,皆来自于柏拉图肇始的传统形而上学思想。这种以心物、主客二分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在笛卡儿的时代达到了顶峰。笛卡儿将除上帝以外的一切存在都归属于心灵和肉体这两种彼此独立的实体,外部事物只不过是其在人脑中反映出的表象,并且人只有通过明确无误的认识才能达到实体。笛卡儿更是将人的身体比作一台会吃、会呼吸、会行走的机器,其运行机制严格地遵循着因果规律。无论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些基本假设在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它们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每项具体的研究之中。
在阐明了现代科学的前科学假设之后,鲍斯接下来所做的就是要求人们重新检视“科学”一词的含义,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这个词的始源和本真含义。他指出,在拉丁文中,“科学”的原始含义乃是“带来知识”之意。[3]29因此,如果我们无偏见地使用“科学”的这一原始含义,就会发现其范围被大大缩减了。自然科学的这种相对狭隘的、经过润色的科学方法源出于前科学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假设,贬低了现象本身,其实质是殚精竭虑地“迫使”现象说话,让它们“交代”出那些潜藏在现象之后,并构成其真实性的深刻规律,尽管这些规律的存在是科学家们自己的假设和猜度。例如,弗洛伊德写道:“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并给它们分类,而是把它们设想成思想中各种力量运作的结果……因此,我们推断出的趋势比我们感知到的现象更重要。”[4]60鲍斯认为,因为弗洛伊德一心想把精神分析打造为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所以他忠实地采纳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臆断和推测出的“心灵”实体代替了直观的现象,而这无疑将后者贬低到了从属的地位。
鲍斯提出,如果我们转向另一种方法论,即存在分析学的方法论,我们就会发现现象自身富有诸多的内容和意义。而这种方法,无疑也是“带来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与自然科学方法探询人类本质问题相抵触的是,处理人及其世界的存在分析要求我们,当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只此一次仅仅注视着现象本身,并在它们身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充分意识到现象直接向我们倾诉的它们自身的意义和本质。”[3]32存在分析学所采纳的实际上就是现象学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无须进行任何认识论或本体论的假设,所以它能够在直观中揭示出现象是什么。
鲍斯认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相抵触的,因为后者的工作原则乃是根据浮现出的现象进行不断的推测,以求找到现象身后的本质,最后再用自己早已成竹在胸的预想去证明这些本质。而存在分析学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则不然,它绝不会在开始观察之前就强迫观察者假设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意识”“灵魂”或“心灵”等。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使观察者在最大程度上开放自己,从而能够在完全的直观中倾听和注视现象的显现。
总之,鲍斯提出的存在分析学忠实于现象,而自然科学醉心于抽象的假设和机械的简化(如统计、测量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原则,它们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二)存在的本质:在世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