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觉得弗洛伊德宣称的技术和自己的行为不符。例如，他宣称不能给近亲或者朋友分析，也不能同时给夫妻做分析，然而他都做过了。但是，这些批评的人很难想到这个事实，如《弗洛伊德技术之真相》一书所倡导的，如果作为精神分析缔造者弗洛伊德的没有经历各种歧路，如何能给出合适的告诫？这并不意味着他言行不一，而且我们需要毫不顾忌他的告诫。
在温尼柯特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也说明分析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其理论和实践处于发展中。我们不能希望他尽善尽美。《二度崩溃的男人》（holding and interpretation）报告了一例重度抑郁的个案，与其《儿童的治疗性咨询》（La Consultation thérapeutique et l'enfant）的儿童个案方式迥异，这里我们给出一例让后人有更多看法的精神病个案可汗，不仅仅是他们的分析，而且还有他对可汗的力荐，让他称为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副主席，但给英国协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下面的主要内容编译自：琳达·霍普金斯《可汗在温尼科特处分析的初步研究》发表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 2003/3 Vol. 2003/3卷。 页码1033到 1058; 我们分2-3次完成全文的主要内容的编译。
Hopkins, L. (1998). D. W. Winnicott's analysis of Masud Kh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failure of object usag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34, 5–47.DOI: 10.1080/00107530.1998.10746347
此文后面扩展为2008年的著作：《False Self: The Life Of Masud Khan 》：
Masud Khan可汗在温尼柯特处的分析
M.Masud R.Khan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编辑和作家。1951年，他在温尼科特那里开始他的治疗，这是一次超过15年的长程会谈，他有着天赋的头脑，有个性的魅力，体力，财富以及教育等优势。在一段伟大的职业成功，并且因此世界闻名，并且一个跳舞演员结婚后，与很多人结下了强烈而令人欣喜的友谊，然而，最终，他却孤单地死于1989年，只有在他的仆人和几个因此而此消息受惊的朋友——已经毁掉的，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丑闻，还有几十年的酒精成瘾和烟瘾。Winnicott帮助他克服了他的病理，并带来一定的良好生活。
本文讲述了温尼科特-汗分析的故事。毫无疑问，该分析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而且也讨论的这些成功。然而，重点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什么出了问题。核心论点是，尽管温尼科特广泛而创造性地写了一些如何在分析中与恨建立关系并让自己在仇恨中幸存下来之经验重要性的文章，但他并没有在与可汗的临床工作中有效地应用自己的理论。
温尼科特－汗的分析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Aron，1996），其中分析师和被分析者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但相互作用的主体中心。关于所发生的事情，问题多于答案。然而，这些问题本身是令人感兴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汗自己写作的精神，正如1964年5月11日给R·斯托尔的这封信中所说的那样。
为了得出一个重要问题而定义问题的论文，我完全赞成。我几乎不会使用那些能够消除疑虑的答案。没有人能使用答案，但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并向她提问。
背景：
穆罕默德·马苏德·可汗（1924~1989年）出生于印度的旁遮普地区的分区，他的大部分成年生活住在伦敦，在那里他给精神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的主编（超过二十年），而且作为精神分析国际期刊和精神分析的国际评论的副主编，法国新精神分析期刊的编辑 。Khan也帮助温尼科特编辑他的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直到他1971年去世。萨瑟兰称他为“温尼科特的主要弟子。“（1994年J.Scharff，p.315。）他享有国际声誉、是天才和多产的作家，出了四本书。Khan被英国最优秀的分析家分析和督导，其中有Ella Sharpe（1946年至1974年），约翰•里克曼（1947年至1951年）和DWWinnicott（1951- 1966年）是他的分析师；克利福德•斯科特，梅兰妮•克莱茵，安娜•弗洛伊德以及温尼科特（儿童分析方面）是他的督导。
可汗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专业和个人方面都是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他的第一本书是今天受到高度重视;与此相反，提出了他的最新著作，根据Limentani（1992）不仅是“极端仇视“，而且”令人生厌，超乎常理的“因为打破通常的分析规则，这个故事不尊重，并且含反犹太人的言论，这使得他被排除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之外。在1975年，他被剥夺了训练分析师的身份。
可汗1924年出生在巴基斯坦，父亲是富裕大家族的地主，他是个家里最受人喜欢的孩子，穆斯林父亲的第四任妻子三个孩子中的第二个。
虽然他有一个哥哥和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他是家族中对其父巴基斯坦财富的唯一的继承人，他将在他伦敦生活和管理这些。在1946年和1959年，他成为训练分析师， 1959年，他娶了斯韦特兰娜Beriozova，皇家首席芭蕾舞女演员。Khan和他的妻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直到1974年; 然后，他的职业生涯破碎，斯韦特兰娜Beriozova宣布隐退。
温尼科特在1971年死后，可汗的健康和生命条件迅速恶化，而且不久离婚。在1976年以后患癌症，做了肺部分切除手术，但复发了。1987年，切除了一个肾、他的喉头和气管。1969年至1989年，可汗经常与精神疾病斗争，有抑郁症发作和严重失眠。
“傲慢”，“浮夸”和“魅力”几乎都是他具有的一些特质，有趣的是，想想可汗的状态如何，本来已经不好，然而在温尼科特于1971年去世后进一步恶化。
他酗酒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问题，但他继续定期进行“血管排毒”（洗血）而且死于酒精中毒，而不是癌症。他不当的社会行为提出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与学生和分析者联系着这一直到1970年。 20世纪70年代，他甚至不再试图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产生越来越多的挑衅，言论反常和对他人极具威胁性。
R.Stoller认为，可汗有个虚假的自体，而温尼科特和那么多年，对于这里构成的他的愤怒并没有进行分析：“（可汗）有太多的愤怒，没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他能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他可能真的就会爆发了“（1989年7月7日的信件）
这些意见使得我们考虑可汗的分析是否、至少部分地失败了，那么，它出了什么问题？基于未公布的资料以及访谈和相应的分析，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答案。
温尼科特的理论中攻击性的临床意义与敌意的治疗角色
敌意的分析与处理一直存在，并且是可汗与温尼科特分析中的主要问题，侵略的分析框架的问题，它考察涉及的理论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文章《对反移情的恨》（1947）是第一个重要的关于母婴关系的仇恨和分析工作的文本。攻击性实际上成为必不可少的现实感发展的条件。Winnicott接受一个冲动，相对于Kleinian概念，来销毁客体，以保护自和超越对客体的使用。
温尼科特的最新理论认为的分析可以通过开发恨的经验，来使用客体，这种能力即使他不自觉地在分析中得到理解，但仍可以获得好处。
根据他的经典理念，他必然会认为病人有分析家的主观性的感受，而且真正的互惠和主体间性是可以存在的。真正的分析家，他或她可以不断的处于分析位置，同时，使得患者可以体验的真实性和开发所使用的客体。
温尼科特与破坏性的临床工作
本节介绍临床资料显示三个例子， 温尼科特有一种倾向，从破坏性退出，从而排除了对客体使用的可能性，这些文本中故事显示都是对可汗分析的有关。
1，孤儿
在他的一篇题为《反移情中的仇恨》（温尼科特, 1947）描述了他使用治疗他的前妻所接待的一个孤儿，而且 “保持三个月的会谈关系，如地狱般的三个月”（第54页）。这里他在危机时刻的反应，就是说，男孩试图挑起温尼科特的仇恨：
我有没有打你？不，我从来没有打过。但我会被迫，如果这样做，我早知道我所有的恨，如果我也没有让他知道。在危机中，我使用了暴力，没有愤怒或指责，我把他弄到大门外，无论什么天气或怎样的时间，白天或晚上。那里有一个特殊的铃声，他可以操作，他知道，如果他按响它的话，他会再次被接纳进来，而且我们不会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说一句话。他用这个铃铛，只是在他躁狂恢复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每一次，当我把他弄到门外，我告诉他一些东西; 我说，发生了哪些事就引起了我的恨。对，因为它是如此真实。我认为这些话是从鉴于对其进步的角度而言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但它们尤其重要，是因为它让我容忍的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爆怒也没有生气，没有杀掉他（p.54-55）。
温尼科特描述了对这个男孩的非常奇怪的治疗。他说明原因，这孩子是可憎的，并把他弄到门外，但保证他的行为不沟通，以“愤怒或指责”的方式，并且是注意到每次都没有提到之前的发生的事情。他认识“反转移中的仇恨“，但他的例子却是，在情感承诺的下降，因为没有任何正常的母亲和父亲会投入使用这种技法，来教育孩子，因为它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不会让孩子知道有关的后果。
他的行为看来，温尼科特是如此关注他的反应潜在的破坏性，他收回情绪和剥夺一个真正的面对面的与男孩在敌意上可以交流，两个人是“幸存者”。可他看到了仇恨的表情，而且以此作为“报复”。温尼科特似乎否定了自己的经验来暴怒。把一个孩子放在房子的门口，在任何可能的天气，任何时间，是一个积极的行为，尤其是当孩子如果已经是孤儿，甚至愤怒不能通过语音语调，在元交流（Wachtel，1993）上沟通，其信息是暴怒的，或至少是愤怒的。温尼科特让这个孩子处于完全不被人喜爱的角色上。这个例子似乎表明，孤儿已经“摧毁”温尼科特，他从此被撤回，以免获得成熟，这种经验导致更多的行动化。
2.玛格丽特与温尼科特分析
玛格丽特(1901-1994)
玛格丽特的故事（1990）展示了在50年代初温尼科特如何对待愤怒：
“在与老温的一次会谈中，我觉得自己完全绝望，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他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他的房间转身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法.。我面对窗口，但我想象，我想他被我惹毛。我扔掉他所有的书，但我终于把我带到白色的紫丁香花瓶前，我把它打破然后跺脚。这一刻，他却已经离开了房间，但在会谈时间结束前会理。他发现我正在收拾，于是说：“我本来期望你这样做（打破花瓶，还是生气？），但是是更晚些时候。”
”第二天，花瓶和紫丁香被替换了。同样的，他几天后向我解释我已毁了一个对他而言很珍贵的东西。他和我之后都没有再提及这件事，这里面 似乎很奇怪......直到最近，我差不多都已经忘了这件事（第43页）。”
温尼科特处理破坏性行为具有象征意义。通过更换花瓶，他试图通过这样来展现，一个客体不一定要被摧毁，才能表达愤怒，这样的解释。但温尼科特已掩蔽的是非象征性的真实的东西，真正破坏性的发生：虽然花瓶是象征一个人的，花瓶本身仍然被打破了。
如同与那个孤儿没有显示出来的，温尼科特的态度是没有什么影响或去讲这个非常令人痛心而且怪异的现实事件。
她与温尼科特分析帮助了许多，但就像可汗，夸大的人格特质结束后，坚持其继续分析。Newman（1995）这样描述：“我们可以看看玛格丽特-自己作为心理医生-这是人们心目中一个权威的人，或者也许我一生中所能遇到的，包括分析之后最权威的“（p165）。在摆脱玛格丽特的敌意后，温尼科特似乎给予她伤害。
3 Guntrip 与温尼科特的分析
Guntrip (1901-1975)
Guntrip大约与温尼科特进行过150会谈，在1964年和1969年间。尽管距离的关系并没有让他们进行一周4-5次的会谈，治疗仍然包含了退行、自由联想、沙发，以及梦的分析、转移和反转移。Guntrip已经与Fairbairn进行了分析，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许多作者，包括Guntrip自己，都评论过这两次分析（Markillie，1996;帕德尔，1996;艾根，1981;丽致，1981; 格拉策和埃文斯，1977; 和Guntrip，1975; 又见黑兹尔，1991）
Guntrip觉得温尼科特作为一个好母亲让他自由，他由此创造性地活着。Guntrip这样谈到他：“我的深层的无意识，它成为了一个好乳房的母亲，对我婴幼儿的自性进行滋润......“他反过来说费尔贝恩，是他的“坏妈妈和霸气地进行解释。“（同上）。
温尼科特有时解释，但Guntrip认为他们是错误的，特别是那些攻击性上。Guntrip确认说：“这真的不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我觉得自己不同意温尼科特唯一一点是“他跟我谈论到进入到我的原始虐待狂中，有在宝宝那儿的那种无情和残酷，这是在自己身上的攻击性，“......”（同上，p.750）。他觉得当温尼科特强调他的善良时，他觉得更为自在而得到理解。
Guntrip从来不相信有重要的问题，要来探讨侵略性。
评估Guntrip同温尼科特分析成功的一种方式是之后翻看他的生命。Guntrip非常满意他的分析可能更减轻了他的个人痛苦。另一方面，他总有一种全能的个性而且总是很消耗精力。（黑兹尔，1991 第153页。）他的朋友和同事罗纳德Markillie（1996）指出，他分析后，Guntrip显著限制他的社会生活，不那么照顾他的妻子，他总是不得不需要锻炼，进行智力上和情感上的控制和限制。作为分析师，他带着这样的恒常性，他的病人对自己的坏客体，他们往往倾向于进一步深入的退行其中，而且导致没有成果的抑郁。Markillie 表明，他的分析是没有成功，并且说：“......（Guntrip） 从未被分析洗礼，他分析，而不是被分析过“（p.767- 768）。
Padel（1996）承认，Guntrip的分析，从避免遭受消极，认为温尼科特避免对转移的困难问题加以工作“，因为他们的治疗正渐渐去到结束，他想Guntrip把他记住为一个好的客体加以留恋“（p.759）。
分析似乎没有涉及到攻击性的在场 。Winnicott从敌意中拉离Guntrip，透过这些帮助与客体使用相处的经验的剥夺。如同玛格丽特，侵略性从来没有变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和人格的意识成分。
我们正面临如下问题。Winnicott他知道Guntrip的敌意尚未分析吗？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允许Guntrip终止他的治疗？是当时温尼科特太老了？
马苏德•可汗与温尼柯特的分析(第一阶段)从1951年到的1966年，历时十五年。
治疗开始的前一部分，它似乎基本上需要育儿经验，来纠正他的童年。我们不知道可汗的生命早年的细节是如何的，但我们可以想像某些特殊情况下，潜在的影响：这是一个年轻的19岁大的妻子的孩子，他母亲之前是高等妓女，已经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一个是合法生育，一个是不合法的，她改信伊斯兰教，并考虑到以前的身份，嫁给一个有钱的60岁的男人来抛弃过往。
Limentani（1992）写道，可汗经历了四岁和七年之间的“近自闭症”的状态，由于他的母亲的病痛，可汗本人详述了这种痛苦：“妈妈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颤斗”（信5月14日S.Stoller，1974）. 可汗的理论著作强调了无数的被乳房侵占，因为这会导致在一个孩子那儿受到理想主义的伤害，并且很可能他在这方面提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经验。
温尼科特特别熟练于在帮助分析者在母爱的痛苦，可汗的初体验遭遇的问题显然在这方面得到了显著帮助：
温尼柯特给我带来的一项长期细致的保护、也是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发展成为一个人，是它改变了我的忧虑客体丢失的灾难性威胁。（可汗，1971年由库珀，1993引自第21页）。
因为他的母亲是如此“健谈”可汗感谢温尼科特提供一个宁静的空间，去接受他。（ 同上，十一页）。温尼科特的技术使可汗找到他的自性和自尊。温尼科特相信在双方的解释中抱持的价值，可能还有15年来，他对Khan的分析中在一些地方提出了许多解释。总之，如同Guntrip可汗喜欢他的分析家的解释。
在温尼柯特去世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说，重建起源问题，温尼科特可能会破坏在分析中试图发掘出的他们的创造潜能和他个人的“疯狂”。（可汗，1977年，第182页。）
虽然他称赞温尼科特具有技术变革。可汗也渴望使其成为一个更父亲的身影，理想化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1.98米高，良好的健康一直活到九十岁，晚年，至少八个孙子。可汗自己也一样高大 – 他有1.90米 - 强烈认同其父亲。于此对比，温尼科特，无儿无女，而且是一个小男人的声线。它被看成是具有母爱的专家和而被批评为忽略父亲形象的功能。
可汗因此对他的分析家，是失望的，并认为温尼科特没有一点父亲的形象可言，Limentani说： “除此之外，他并不完全满意，他的个人分析，甚至是相当失望的。可能当他希望的时候，他发现了父亲的身影已经失去了，在他的童年中他所崇拜和恐惧的，他的分析没有任何一点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1992年，第156页）。“
可汗是在对Limentani讨论解释时，他说：“我 [对DWW]直言说我没有办法在所有这些年的分析中利用他进行创造性工作，这是因为我总是一个比他高的人，并且他受不了这点，但是他同意我说的。 “（可汗，1969年，由库珀，1993年第21页。）
温尼科特死后在给斯托勒写的信中，可汗说他的苦恼在温尼科特的被动性 “我被它激怒了，它带给我创伤性，他的谦逊和基督教性质的受虐狂，如此虚伪，这样他......他殉道的方式无法改变我的愤怒，无法让绝望宣泄 “（1971年3月23日）。
有趣的是，于1965年;可汗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可恶分析的经验的重要性。但是接着在下一年结束了自己的分析，建议了一种他认为并不能反映自己与温尼科特的经历中的技术，但建议后者的理论提倡的技术。
这使我们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可汗和温尼科特有他们决定终止分析，在1966年呢？他们曾一起工作，而当时可汗仍然遭受重大的抑郁，酗酒和自恋人格的问题？温尼科特他为什么放弃了试图帮助他，让患者生活得更好？
当然，在1966年，可汗的分析已经持续很久。Winnicott自己有进行长久精神分析的历史：他与弗洛伊德文集的翻译者詹姆斯StraCHEY的分析是十年，大概每周六次，然后是和琼里维埃的分析，有五到十年的样子。然而，这只是部分的缘由。因为他告诫大家持久分析的危险，患者的主要障碍被隐藏，因此分析无法引发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可以是好些年，纵容患者自己需要的这种精神神经症（这里，是相反的情况，是疯狂——自恋神经症，而非精神神经症）和这时候要如下处理。分析若顺利，每个人都开心。但是唯一的缺点的是，它永远不会结束。实际上，它可以结束并且患者可以甚至动员精神神经症的假自体以完成并表达感激。其实，他知道出现了他的病情没有变化。（即精神病）与分析师和潜在的自己被这个认识所击败。[...]我们写这些模棱两可的案件的文章，但我们内心困扰时，我们没有去发现和满足这里所发现的疯狂（温尼科特，1968年，p.121-122）。
会不会是温尼科特认为汗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其病人的疯狂是“没有得以发现也没有面对之”？可汗说谎，并把他的私人生活保密; 也许他是做了这样的分析是成问题的。他曾提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要进行分析的话，过于私密了。“（给S.Stoller的信，1974年10月14日）。它可能是提及温尼科特知道和/或预见到了可汗的秘密，但仍然停止分析，因为他认为这些部分对于他的病人是不可分析的。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温尼科特就不会看到分析一个烂摊子：“[...]这个甚至失败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定的价值，当两者（分析师和垂死的病人）都对此进行认识。病人已经渐渐老去，因意外或疾病的机会有所增加，所以实际的自杀可能避免。于此比较，与其持续，这反而多能带来生活的乐趣“（同前。，第122页）。
温尼科特结束与可汗的分析给人以不完整的感觉，这个假设，解释他与可汗保持持续的联系，来作为支撑。Khan（1972）所描述的情况，一个患者的分析，历时二十载，但却部分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继续看他的病人，分析完成后以每周一次，因为他需要这样的视觉接触。Khan声称认识到这种操作驾驶着自己的分析：“我从温尼科特那儿学会了，我们不能成功分析我们的病人的话，我们决不能再作为个体而放弃他们。我的教育的传统也建议这样“（P.299）。
温尼科特的希望是，即使在一个不完整的分析，病人可同时生活。Winnicott自己完全没感觉得到完整的分析，即不是与斯特雷奇也不是与里维耶尔，但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进行填补，尤其是第二次幸福的婚姻和一个伟大的职业。无疑，他希望与Khan有相同的方式。透过接受编辑职务，他不仅可以支持可汗，在感情上，也有他自己的著作得以帮助出版，而这是他迫切需要的，因为他病了，这是他最后的五年生涯。无论如何，我们将看到温尼科特使用的与可汗这个额外的关系，将限制可汗分析的效力。
分析框架的问题
分析师们也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个框架，以便保有材料四溢的患者; 由此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探讨，而不会有危险，不用担心他们，这产生了实践的空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框架是一个需要主要关注的部分：幻觉性的空间不再自由，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性行为，攻击行为等等。而且，正是在这样的母性的空间方面，经历着能成熟使用对象的场所。
可汗最终反成为经典的分析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他在训练期间与一些患者有染（见吉米•胡德的采访，1966年11月），然而，这允许与患者无法使用语言来表述的。例如，他去了一家商店退还了两本病人偷出来的书（可汗，1959年）; 他让一个年轻的病人回自己家，而且让他花了一个电话在午夜打给病人自己的父亲（可汗，1972）。
或者，他允许病人交谈，或简单地保持站立，而且给他恶狠狠的目光，终于等到最后能够躺到沙发上（汗，1969）。可汗开始退出分析框架，他总是以受控的方式，并满足患者的特别需要（但不是欲望）。“......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往往在分析形势自我体验可能被剥夺任何手段中以象征性的和/或实际的，因为严格设置禁止这样的机动性“（可汗，1972，p.297）。
在他的最新著作（1987b），可汗最后一章自豪地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去医院，防止病人的亲属希望引发的流产行为; 他变得那么处于“爱的关系”，让病人访问他在巴基斯坦家里的豪宅，而且是在他出席父亲的葬礼时。
“我们一起作战，支撑我们的精神困难时，对方在那里。“可汗有一个理论推理却没有说服力。他要学会爱病人，使其首先能够爱自己，爱别人。他说，他的同事们将证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更多的是与自己的性格有关，而非患者的需要“（第195页）Khan决定不捍卫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的大胆的计划，他有用，而且我把它推荐给任何其他临床家“（第195页）。
可汗这些分析框架之外的行为，最终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名誉。在这方面，有趣的是，退行所依赖技术要求分析师提供安全环境给病人构建这样的现实，这是温尼科特自己教可汗离开这样的分析框架的。例如，玛格丽特（1990）说到温尼科特给予她特别的保护行为，在她严重退行的时候：他把他的车钥匙给她，牵着她的手，允许她在会谈结束后，独自躺在一个房间，直到恢复其平静，坚持留在修养的屋子，即便休假期间，也陪同她。
早在可汗分析中，温尼科特使用了非经典的技术。在1952年，可汗一个娶了一个流行音乐家来自英国家庭的女儿。仅仅几年内，他发现了令人窒息的婚姻和要求。离婚前，妻子太绝望和而且试图自杀，可汗问温尼科特是否可能会暂时接替他的位置，来接受分析。Winnicott接受了，而可汗，协助其工作。几个月来，可汗说，他的分析，是继续在宣传与她合作地进行分析。他积极地说：“这就如同是我编辑每篇温尼科特1950年到1970年间的文章，以及他的每本书那样“（可汗， 1987年，第十七页 ）。
在一些会议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行动化，可汗对主席经常进行攻击，而温尼柯特却基本处于不关心的断联状态。一旦分析完成，当可汗和温尼科特掀起了一个重要的编辑合作关系。从1967年，他们在温尼科特周六上午定期举行会议，都是为了他的论文。这些会议，可汗（1986）提到，“正是通过这些会议，我充分理解了温尼柯特“（第26页）。虽然这听起来像一个恭维，但是明确地讲，因为它表明了分析本身是一个限制，他清楚地看到，可汗和温尼科特已经放弃他们曾经历的分析，他们同意并非分析的这种“真正”的关系。
事实上，分析外与温尼科特的关系，是可汗重复他的童年，与他的父亲一样的关系。在很多兄弟姐妹之间，作为一个最得到宠爱的孩子，并且在父亲死后，继承家族遗产。（如同温尼柯特死后，继承其精神分析的遗产）。Baljeet梅赫拉说，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于分析的空间，分析严格地说变得不可能，“温尼科特认为可汗为自己的儿子，我们不能分析自己的儿子“（1992年，库珀转引，1993年第25页）。
可汗和温尼科特的编辑关系的其他的并发症是在三角关系的发展中，可汗对温尼科特的敌对被置换到后者的第二任妻子，克莱尔身上，而且仍然未得到分析。Joël坎特（1997）说，有太多的敌意了，在克莱尔和可汗之间，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温尼柯特的亲情。Khan提出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在他的著作表达这样的竞争; 他说，例如，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周日的午餐（1986年，第26页）并且，还描述一个星期天晚上的会议上，当他来到进行了19小时的咨询后，他说：“这是她的妹妹开的门。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温尼科特夫人从未为我开过门。“（同上，第33页）
温尼柯特的心脏状况与他的主体性
温尼科特第一心脏病发作于1948年，是除夕晚上（菲利普斯，1988第154页）。当1951年可汗开始了他的分析，温尼科特已经经历过两次心脏发作，虽然最终活到1971年，他定期遭受心绞痛，而且临终前其他心脏发作。所以，对于可汗的这些问题，也许温尼柯特的心脏情况就不允许他去面对。
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可汗，1988），他谈了很多有关他很关注Winnicott的健康。例如，他说温尼科特周日晚上19时许，发现他睡觉，呼吸困难。可汗说，和威士忌有关，他肯定受到酒精的影响，因为温尼科特喝威士忌是在“心绞痛开始的时候或当他从心绞痛危机中复苏之后“ （第39页）Khan描述了他的个人反应：“然后，我对此就更加紧张了。当他回忆分析的时候，温尼科特经常在Khan分析时候打瞌睡，他于是经常转身，以确保他的分析师还活着。
如同可汗，玛格丽特在她的分析师（埃拉弗里曼夏普）在分析中死于心脏麻痹，所以，她在与温尼柯特分析的时候，也很担心他的心脏状况（1985年）。她治疗时，温尼科特有次发作了，是他的第二心脏发作20世纪50年代; 她指出，他看到他的病情后，沮丧，她担心这复发：“我总是担心他第三次心脏发作时候死了，那会是我命运。一天，当我来到了我的会谈中我等着的时候被告知，他在忙。我问接待员说：“现在他还没有出现么？”最后，45分钟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希望找到生病或死亡的分析家，但我看见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实际并没有听到铃声！”（第54页）。
1968年11月12日，纽约精神分析协会上发表《客体的使用》一文，然而在美国发作心脏病，由两个护士陪伴他坐飞机从纽约到伦敦，….在他的回到伦敦的时候，温尼科特对一个年轻的同事说：“有一天，他们会杀了我“（p.118-119）。
我们可以看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在此之后心脏发作，已经提出了涉及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幸存的侵略性客体。
可汗更是随时了解温尼科特的身体状况，并作为此人具有相当的侵略性的个性，似乎他是在同盟中，即透过控制自己的敌意，在他的会谈中，这样来保护分析家。两人都是怕其中一人（可汗）的敌意可能会导致其另一个的身体问题（温尼科特）。Khan和/或温尼科特他们才知道后者这个健康问题，会连累到分析？可汗他已经放弃了自己部分的治疗，以避免重蹈体验，他在分析中他的分析师的死亡？但是温尼柯特为什么没有把可汗介绍给另一个分析家来处理他的攻击性，以及在他的死亡之后能够代替他呢？
酗酒的问题
酗酒的问题是，我们最后一个限制了分析的成功要研究的因素。酗酒是其重大问题，但是分析没有帮助到这方面。事实上，温尼科特和可汗开始长期分析，他们已经进行的时候就对他的酒精依赖处理没有任何成效。
可汗是第一个上流社会的酒鬼，直到196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候，他变得粗鲁和定期饮酒，并且此后咄咄逼人，到如此地步，他的朋友经常不感跟他去餐厅。他试图自己治疗他的酗酒，经常离开巴基斯坦和强迫自己禁欲几个星期，有时甚至一个月，但是他总是复发。1975年可汗有肝功能问题，无疑与它的消费的酒精有关；因此，肝脏问题加入到许多问题，健康对于他已是严重问题。
温尼科特曾先经过培训成为儿科医生，如何是精神分析家。酗酒的主题构成中的一个显然既不一个儿科医生或也不是这些分析的训练给他提供经验的。他对此并不真正感兴趣。就其著作中，关于理论上，也只有一次 论及成瘾，他说，这是作为病理学的过渡空间的例子（温尼科特，1953）。在临床材料，他曾经在他的笔记讲述了一个男人而用“女性”的解离部分，产生阴茎嫉妒（温尼科特，1963年）。他讲到该患者在秋天的解离焦虑，并说他喝酒造成这些症状得到更好掌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文章提及酗酒问题。
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可汗（1986年）曾经提及，Winnicott提供他的酒。他说他是来温尼科特家咨询，在19点的时候。Winnicott他“大方地”提供了威士忌。不久后，温尼科特跟他说：“你自己随意，可汗“（第33页），他也这么做了。如果温尼科特提供了酒精，事前也知道病人他有酗酒打架，那么他的行为似乎是不恰当的，虽然这在社会性上是没什么可以质疑的。
结论
可汗（1975）对温尼科特的敬意表现在：“温尼科特对于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这辈子无法找到能更加满意的了 （P.XXXXVIII ）。而事实上，可汗也确实没找到人代替温尼科特，除了他，从来没有其他人能够为他带来发展。最终在1971年，他的最后一次心脏发作去世。
人们不禁要问，如何可汗的生活可能是，如果温尼柯特去世。事实上，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父母的身影，因为可汗可能因为怕温尼柯特会发现自己不幸的事，而更好控制自己的行为（温尼科特陪伴他，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及自己离婚和再婚。）玛格丽特报道说确有需要温尼科特在分析期刊，以陪伴她度过一段生活，但可汗与她不同的：他需要他留下来才能存活，甚至它的分析结束后。
温尼科特他为什么不把可汗交给其他同事，如果他不能给予他帮助的话？这是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我们透过本文还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客体关系的分析家推进我们对抱持的知识，如何结合它来对抗或者允许对客体的运用。我们因而在面对这个激动人心的个案时，一定会拥有更多的答案，但同时是更多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