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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21岁的时候,我对自己最好的朋友——即将离世的朱莉许下两个诺言。那是青春的誓言,生发于深深的爱和比之更深的悲伤。第一个承诺是,如果将来有孩子,我会给其中一个取名朱莉。第二个是,她离开后,我会去找灵媒,试着了解她身后的情况。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朱莉发现自己得了急性白血病。她得病的消息引起我们这些同龄人很大的震惊,摧毁了我们觉得自己会一直活下去的幻觉。她的家人、医生都力促我们保持乐观,不要和她谈起可能很快会到来的死亡。但朱莉自己却想谈论死亡。
之前,她不曾经历过哪个认识的人去世。她问我是否相信人有后世,问我另一个世界会不会有人欢迎她。我在自己18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所以我也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我们不让别人知道我们之间这些悄悄话,担心被人说这是病态。
最终,医生们没能治好朱莉,我们被迫分别了。
接下来十年,我会在心里记下每一个朱莉没能抵达的人生里程碑:大学毕业、读研究生、结婚、做母亲。第一个孩子出生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母亲的身份重又唤起我以前存在的对于死亡的恐惧,但它也让我再次想起自己昔日对朋友的誓言——不过我并没有给这个孩子取名朱莉。
朱莉离开后的多年里,我成为了一名哀伤辅导师,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工作。去找灵媒通灵有违那些让我的生活保持安稳的原则;工作中我肯定也不会推荐病人去尝试这样的事。
即便如此,想到自己两个誓言一个也没有兑现,我还是和知名灵媒约翰·爱德华(John Edward)预约了时间,和一小群人一起接受他的“私人通灵”服务。除了丈夫,我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而且我是用一个假身份偷偷预约的。
见灵媒这个想法本身似乎是对我致力于从事的哀伤辅导工作的一种背叛。我不仅对“超自然现象”持怀疑态度,还担心这种期待和来世的人进行沟通的尝试会毁坏我的职业名声。带着忧虑,我登上了飞机,前往爱德华居住的长岛。
但我也有好奇。过去数年,我一直在工作中和失去亲人的人近距离接触,对悲伤能驱使我们所做的事并非不了解。一开始,我给自己去见爱德华的行为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做研究,我可以观察一起见灵媒的人的行为。但我纳闷,他们要绝望到什么程度才会花费600美元做这样的事,还要搭上旅行的时间和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