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爱的观察
卢志彬 译
每位精神分析之初学者，当他去诠释病人的联想以及处理潜抑之再现时，极可能一开始会惊觉于留存给他的那些困难。不过，当时刻到来时，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些困难并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他相信他必须面对的，唯一真实的、严肃的困难，是存在于移情的处理之上的。
在这个连结当中的情境里，我挑选了一个非常清楚划分开来的状况；而我挑选它的一部分原因是，那情况是发生地如此频繁，而且在真实的面向上是如此地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它理论上的趣味。我心中的案例是一个女病人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意思，或公开宣称她已爱上了正在分析她的医师，正如其他活生生的妇女一般。这个情境具有困难又诙谐的面貌，也有其严肃之处。它也由如此多且如此复杂的因素所决定，而且是这样难以避免且难以清除，以至于长久以来要把它讨论到符合某个重要的分析技术之需求就一直被延迟了。但是因为我们嘲笑他人的失败，并非总是意谓着我们自己就能免除那些失败，所以我们迄今也一直未急于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持续碰到了专业判断上谨慎的义务——一种在真实生活里不能被免除的义务，但那在我们的科学中却是派不上用场的。截至目前为止，精神分析之发表也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此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我最近在某方面不理会这个义务，而且显示出这个相同的移情情境是如何让精神分析治疗的发展在前十年里停滞不前。
对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人来说(对精神分析而言，这是理想的文明人)，与爱相关的事情是不可与其他任何事情用同一单位来衡量的；它们是写在特别的某一页上，在其上却无法容纳其他书写。如果一位女病人爱上了她的医师，那么对这样一位外行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个是所有的情况都允许他们有一个永恒的法律上之结合，这相对来说很少发生；另一个是医师与病人分离开来，并放弃那个他们已经开始且原本要让她康复的工作，虽然它已经被某些重大的现象给中断了，而这样的状况是较为常见的。确定的是，有第三种可想象得到的结果，而这甚至似乎与治疗之持续是一致的。这情况，就是他们应该进入一个不合法的，且并非企图永远维持下去的爱恋的关系中。但是传统道德以及专业标准并不让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可能。虽然如此，我们的外行人将会乞求分析师让他尽可能毫不犹豫地确信第三种选择是被排除在外的。
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师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让我们想想第二种所考虑之情境的结局。在病人爱上她的医师后，他们分离开来；治疗被放弃了。但很快地，病人的情况让她需要尝试与另一位医师进行第二个分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她感觉自己也爱上了第二位医师；而且如果她与他中断了，并且又再度开始，那么与第三位医师也会再发生相同的事情，以此类推。这个现象屡试不爽，而且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它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所以该从两个观点来衡量这个现象，也就是从执行分析的医师以及需要分析的病人这两方面来考虑。
就医师这方面来看，此现象标示出一个有价值的启发，而且对于存在医师心中可能的反移情倾向也会是个有用的警告。他必须认知到病人爱上他，是被分析情境所诱发出来的，这个事件不可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因为“这样的征服”而感到志得意满；如果情况，是发生在分析之外，那么它可能会被这么称呼。而且记住这个总是好的。不过，就病人这方面来看的话，就会有两个选择：一者是她必须放弃精神分析治疗，或者她必须接受爱上她的医师是一个无可脱逃的命运。①【我们知道移情可以在其他较不柔情的感觉中呈现出来，但我并不打算在此进入那个面向〔见论文《移情的动力》(1912b)〕】
我毫不怀疑病人的亲戚与朋友会明显地决定这两种选择中的第一个，就如同分析师会选择第二个一样。但我想在此这个情形不可以交由她亲人之温柔的——或者甚至是自我为中心的，以及嫉妒的一一考量来决定。纯然的病人之福祉才应该是试金石；亲人的爱并不能治愈她的精神官能症。分析师不需要把自己往前推，但是他可以坚持，要达成某些特定的结果，他是不可或缺的。任何采取托尔斯泰对此问题之态度的亲人，可以保持着不受困扰地拥有他的妻子或女儿；但他必须试着接受的事实是，她，就她自己的部分来说，会维持着她的精神官能症，以及所牵涉到的，对她爱的能力之干扰。毕竟，此情境类似于一个妇产科的治疗。更有甚者，如果他认为把她交给某种治疗，而非与精神官能症战斗之分析的话，病人将避开爱上医师的情况，那么嫉妒的父亲或先生就大大地误解了。相反的，不同之处将只是在于，一个这样形式的爱必然不会表达也不被分析，因此绝不会对病人的复原有所贡献，而分析却将从爱中萃取出复原来。
就我所知，某些执行精神分析的医师经常会让病人为情欲移情之出现做准备，或者甚至迫使她们“往前走并爱上医师，如此以使治疗有所进展”。我很难想象一个更为无意义的行动了。分析师如此做会夺取了那现象当中如此令人信服的自发之元素，而且也为自己在未来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一开始，如果病人在移情中爱上了医师，乍看之下此情况当然不能对治疗产生任何帮助。无论她之前如何地顺从，但突然间她失去了所有对治疗的了解与兴趣，而且她想谈论或听取的都只有爱情，她要求以此作为回报。她放弃了自己的症状，而且不再关注它们；确实，她宣称她好了。场景全然地改变了，就好像某个假装的片段被突然插入的现实所打断一样一一举例来说，就如同当戏剧演出时有人高喊失火了一样。没有任何一位首次经验到此情况的医师会发现，保持自己对分析情境之掌握是容易的，并且能清醒地将治疗真的走不下去的这个看法当作是错觉。
一个小小的省思可以让一个人发现，到自己的相对位置。首先且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存于心中的质疑是，任何干扰治疗持续的事情都可能是阻抗之表达。毫无疑惑地，爆发出一个对爱情的热切需索，大多是来自于阻抗之工作。某位医师将注意到病人长久以来有着一种深情的移情之征兆，而他将一直能确实地感觉到她所显露出的驯良、她对于分析之解释的接受、她显著的了解，以及她所显示出的高度智力，都可归因于这个她对于医师的态度。现在这些都被扫除殆尽，她变得相当没有洞见，而且似乎要被自己的爱所吞噬了。更有甚者，这个改变相当规律地出现，而且就在一个时间点上，当医师正必须试着让她承认或记忆起某个特别艰难且严重被潜抑的生命历史之片段时。她长久以来一直陷于爱恋之中，但现在阻抗正开始使用她的爱来阻碍治疗之持续，让她所有的兴趣从工作中偏离开来，并把分析师放在难堪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审视这个情境，那么他会认知到那些让事情更为复杂的动机之影响，这些动机中，某些是连接着陷入爱中的情况，其他则是阻抗之特别表达。其中第一种是病人努力要确认自己之不可抗拒，要摧毁医师的权威，藉由把他往下拉到一个情人的位置上，并且去获得所有其他附带于爱的满足之上的承诺过的利益。当考虑到阻抗时，我们可能怀疑有时它利用在病人这端宣称爱上医师，以作为一种手段来让分析师的严谨接受考验，如此一来，如果他竟然显露出配合的迹象时，那么他，可以期待要面对的工作是什么了。但是毕竟我们有一个印象是，阻抗正以一个煽动负责人来行动；阻抗强化了病人陷在爱中的状态，而且夸大了她准备好要在性上臣服的姿态，如此方能更加断然地，借着指出如此淫荡有多么危险来合理地进行潜抑的工作。所有这些额外的动机，在较单纯的案例中可能并不存在，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阿德勒(Adler)却把这些视为是完整过程中的根本部分。
但分析师究竟该如何表现，以防不致为此情境而哀伤。假设虽然出现了这个情欲移情，他仍相信治疗应该执行下去，并该克服此移情?
强调那举世皆然的道德标准，并坚持分析师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或回报病人提供给他的温柔感情，对我而言，这应是简单的；也就是相对地，他必须考虑到对他来说已来到的时机，他要把社会道德的要求以及必须克制的情形，置放在那个爱上他的女人面前，而且成功地让她放弃她的欲望，并能克服她自己之动物面向而持续进行分析工作。
不过，我将不会实践这些期许一一第一个与第二个都不会。对于第一个来说，因为我并非为病人而书写，而是为了那些有困难争斗的医师，并且也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可以追溯那道德处方之源头，也就是权宜主义。在这个情况下，我很乐于处在能以分析技术之考虑来取代道德禁令的位置上，而不会对结果有任何改变。
不过，甚至更为坚定地，我更不想去实践我所提及的第二个期许。迫使病人压抑、放弃或升华她的本能，就在她承认自己的情欲移情时，这不是一种分析式的处理方法，而是个没有意义的行为。那就好像是，藉由狡滑的魔咒将地底精灵召唤上来之后，却不问他任何问题，又把他送回去一般。某个人可能把潜抑的东西带进了意识里，但却只在惊恐中再次潜抑了它。我们也不应该欺骗自己任何这样的进展是成功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热情很少受到崇高演说的影响。病人将只会感觉到受辱，而且绝不会不为此采取报复行动。
正因为我甚少可以宣布一种中间过程，而某些特别聪明的人却可能会采用它。这包括了宣称医师要回报病人的喜爱，但同时要避免在身体上执行这个爱意，直到医师能引导此关系进入较平静的渠道，并将其提升至较高层次为止。我反对这个权宜之计的理由是，精神分析的治疗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在这个事实里，会有着很大的教育效果以及伦理价值。偏离此基础是危险的。任何已经精熟精神分析技术的人，将不能再利用那些谎言或伪装，而这却是一般医师觉得无可避免的；而且如果带着最棒的企图，他确实尝试这么做，他仍极有可能背叛他自己。因为我们严格要求病人真实，所以如果我们让自己偏离真理而被她们逮个正着的话，那我们全部的威信就会身陷重围了。除此之外，那让自己对病人的温柔感情往前走一小步的实验，也并非没有危险。我们对自己的控制不是如此完全，以至于可能突然某一天前进得比我们想要的多一些。因此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该放弃对病人的中立，而这是我们由持续检测反移情而得来的。
我已经让大家了解，分析技术要求医师应该对渴求爱的病人，拒绝满足她所需索的。治疗必须在禁欲下进行。对此，我并非意指单纯地身体的禁欲而已，但也不是要剥夺病人所欲望的每一样东西，因为这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相对地，我会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病人的需要与渴望应该被允许持续存在，以作为推动她工作并得以改变的力量，而且我们必须知道籍由代理人来安抚这些力量。我们所能提供的，除了代理人之外别无其他，因为病人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她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除非她的潜抑已被移除了。
让我们承认这个治疗要在禁欲下执行的基本原则已远远超越了在此所考虑的这个单一案例的范畴了，而且它需要被完整地讨论，以让我们可以定义出它可能的应用上的限制。不过现在我们将不这么做，而是要尽可能地接近于我们的出发情境。如果医师表现出不一样的反应，会发生什么情形；而且假设病人与医师双方都是自由的，如果他趁着他自由之便而回报病人的爱，且要缓和她对情感的需要?
如果他计算着他这部分的配合将确保他对病人之主导，并因而使他能影响她去进行治疗所需要之任务，然后在这样的方式中，将她从精神官能症里永久地解放出来，那么经验将会告诉他，这个算计是错的一一病人会达成她的目的，但他却绝不会达成他的。发生于医师与病人间的，将只会是发生在牧师与保险营业员之间那个有趣的掌故。有位不信神的保险营业员即将死亡，他的亲戚们坚持带一位神职人员让病人在临终前皈依神。由于谈话进行得如此之久，以至于等在门外的人们觉得可能会成功。然而这位无神论者并未皈依，反倒是牧师带着保险离开了病房。
如果病人的进攻被回报了，那么对她来说，这将是个极大的胜利，但对治疗而言却是个完全的挫败。她成功地达到了所有在分析中的病人都努力的目标一一她成功地行动化了，成功地在真实生活里重演了那些她应该只是要回忆起来的，只是该以心理之材料再现的，并且被摆放于心理事件范畴之内的东西。在爱恋关系的进一步过程里，她将会带出情欲生活里的所有压抑与病态反应，而无任何改正它们的可能；而且这艰难的插曲将以自责为终结，并大大地强化了她潜抑之倾向。事实上，这爱恋关系摧毁了病人受分析治疗影响之感受性。这两者的结合将是不可行的。
因此，对分析而言，满足于病人对爱的渴求，就如同压抑它一样是个灾难。分析师必须追求的过程并非如此；那是真实生活中所没有的典范。他必须小心不要远离了移情一爱，或者去驳斥它，也不要让病人觉得这不愉快；他必须坚决地压制任何对移情一爱的反应。他必须紧抓住移情一爱，但又将移情一爱视为不真实，认为那是必须在治疗中度过，且回溯到其无意识源头的情境，而这必然会协助把所有那最深埋于病人情欲生活中的东西带进她的意识中，并因而受她所控制。分析师越清楚地让病人看见他抗拒于每一个诱惑，就越能准备好从情境中提炼出分析的内容。病人性的潜抑当然尚未被移除，只是被推回到背景里，但之后她将会觉得足够安全而允许所有爱的先决条件、所有从性欲望里涌出的幻想、所有她在恋爱状态下的详细特质等，均得以呈现；而且她将从此打开了通往婴儿期爱恋根源的道路。
这是真的，有某一类型的妇女，若为了分析工作的目的，要试着保留她们的情欲移情而不去满足它，这样的方式是不会成功的。这些怀抱强烈热情的妇女是无法接受替代物的，她们的本质就像不愿以心灵来取代物质的小孩一样，若用诗人的话语来描述，她们只能有感于“逻辑熬成的汤，用辩论做成的水饺”。对于这样的人，分析师的选择是，回报她们的爱，或者是让一个被轻蔑妇女的全部恨意加诸在自己身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分析师都不能守卫住治疗之旨趣。分析师必须撤退，不成功地；而所有分析师所能做的就是，在心中把问题转化为精神官能症的内容，是如何与这样一种难以驾驭的、对爱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许多分析师将毫不质疑地同意，其他在爱方面较不猛烈的妇女，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让她们渐渐地采取分析的态度的。毕竟，我们所做的就是，对病人强调在这个“爱”当中那不会弄错的阻抗之元素。纯正之爱，我们说，将让她是驯良的，并且强化她准备好要去解决这个案例的问题，这纯然是因为她所爱的这个男人期待她这么做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乐于选择去完成治疗，如此可获得医师眼中的价值，以及为她的真实生活做准备，在那里，这个爱的感觉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与此相反的，我们指出，她正显露出一个固执且背叛的灵魂，她扬弃了所有治疗中的兴趣，并且清楚地对医师深植的确信部分不予尊重，因此她在爱上医师的伪装之下带出了阻抗；除此之外，她对于把医师摆放于这样的裂缝杖之中是不会自责的。因为如果他拒绝了她的爱，由于他的责任以及了解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那么她就可以扮演一个被轻蔑女性的角色，然后因着报复与憎恨而从他的治疗努力中撤退，正如她现在正从她表面上的爱中撤退一般。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抗辩这个爱之纯正性的依据是这样的，它展演的并非一个单一的、来自于当下情境的新现象，而是全然由较早年反应之重演以及翻版所组合而成的情况，包括了婴儿期的部分。我们经由仔细地分析病人在爱中的行为来着手证明此情形。
如果给予这些辩论所必须的耐心，那么通常要克服这个困难的情境，并持续地带着那已被节制或被转化的爱来工作就有可能；然后工作的目的即在于揭露出病人婴儿期之客体选择，以及编织于其中的幻想。
不过，我现在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这些辩论，并且提出质疑，是否把这些情况拿出来告诉病人，我们是说实话吗?又是否我们并不是在绝望中正诉诸于躲藏与错误的说明呢?换言之：我们真的能够说，这种在分析治疗里彰显出来的恋爱状态不是真实的吗?
我想我们已经告诉病人实情了，但并非不论结果地告诉他们整个实情。我们所提的两个辩论里，第一个是较有力的。在移情一爱中，阻抗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庸置疑且不可忽视的。然而，毕竟阻抗并未创造出这个爱；阻抗发现那个爱是随手可用的，它利用了那个爱，并且夸大了它的表现。然而，阻抗并未否决了这个现象之真实性。第二个辩论则是较微弱的。这是真的，那个爱是由旧特质的新版本所构成，以及它重演了婴儿期反应。但这是所有恋爱状态中的基本特质，没有这样的状态是无法重现，婴儿期原型的。正是婴儿期决定状态接收了那强迫的本质，是倾向于病态的。移情一爱也许比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爱情而且被称之为正常的状况要少了些自由；它更清楚地展演出它是依赖于婴儿期的模式，而且是较不适应的，也较不能修正；但那是全部，而非只是基本的部分。
但一个爱情的纯正性进可以由什么其他现象来指认出来呢?经由它的效能，在达成爱的目标上是有用的?在这方面，移情一爱似乎不比任何爱情逊色；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可由移情一爱来获得任何东西。
因此，让我们做个总结。我们没有权利驳斥在分析过程中所出现的陷入爱中的状态具有着“纯正”爱的特质。如果它似乎是如此地缺乏正常，那么这足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就是分析之外，日常生活中的恋爱也是要比正常的心智现象更近似于不正常的。然而，移情一爱有着特别表现而确使它有一个特别的位置。首先，它是被分析情境所激发出来的；第二，它被掌控大局的阻抗大大地强化了；第三，它很高程度地缺乏考虑到现实，较不敏感，较不考虑到结果，且与我们准备去承认正常爱的状况比起来，它对所爱之人的价值更加盲目。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偏离正常状态的情形就正是陷入恋爱当中的基本情况。
当考虑分析师的行为路线时，这三个移情一爱特质当中的第一个即是决定因素。他设置了分析治疗来治愈精神官能症而引发了这个爱恋。对他来说，这是个医疗情境当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病人曝露他的身体或者给予某个重大的秘密一样。因此，对他而言那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可以由此来获取任何个人的利益。病人的意愿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差异，所有责任只是落在分析师身上而已。确实，正如他必须知道的，病人已经被准备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治愈的机转了。毕竟，所有困难皆成功地被克服了，她将经常承认，当她进入治疗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期的幻想，她期待如果她表现好的话，那么当治疗结束时，她将获得治疗者的情感作为奖赏。
对医师而言，伦理的动机结合上技术之考虑会约束他给予病人他的爱。他应牢记的目标是，这位爱之能力遭婴儿期固着损害的女性，应该获得自由支配的功能，这对她来说是如此地重要，不过，她却不该在治疗当中浪费了此功能，而是该把它保留到治疗结束之后，让真实生活的要求来让它们显现。他不该设立这样的赛狗场景，因为奖品是腊肠项圈，但有个搞笑者捣乱地丢了一个腊肠到跑道上。结果当然就是，所有的狗都会蜂拥而上，再也不管比赛，也不管在远处引诱它们获得胜利的腊肠了。我并不是意指说，对医师而言，去维持在伦理与技术所规范的限制之内总是轻松的。特别是那些还很年轻、依旧无强力束缚的男同事，会发现这是个艰难的任务。性爱无庸置疑地是生命当中的主要事情之一，而在爱的享受中，心智的与身体的满足之结合，可说是其巅峰时刻之一。除了少数怪异的狂热份子，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道理，并且依此来过生活；纯粹的科学太细致而无法承认它。再次地，当一位女性要求爱时，对一位男人来说，要演出排斥与拒绝的角色是很困难的；而且，虽然有着精神官能症与阻抗，但一位有着高标准的女性承认她的热情时，是存在着一种无可比拟的魅力的。构成诱惑的并非是病人露骨地感官上的欲望。这些是较容易抵抗的，而且这情况会召唤出医师所有的耐心，如果他认为这是自然现象的话。反而一个女性较隐微且目的一禁制的愿望，也许会随之带来危险，让一个男人忘掉他的技术与医疗任务，为了一个美好的经验之故。
然而，要让分析师放弃是相当不可能的。不论他可能给予爱情多高的评价，他都必须对帮助病人度过人生之决定性阶段这个机会，给予更高的评价。她必须从他那里去学习克服享乐原则，去放弃唾手可得却不合社会规范的满足，为了一个较遥远的，也许也是不确定的，但在心理上与社会上都是无可责难的满足。为了获得这种克服，她必须被引领通过心智发展的原初时期，而且在这路径上，她必须获得心智自由的额外区块，这区分出意识上与无意识的心智活动一一由系统的角度上而言。
因此，分析心理治疗者有三倍的战争要打一一在他心智中要对抗想把他从分析层次往下拉的力量；在分析之外，则要对抗那些反对者，他们驳斥他贴附于性本能力量上之重要性，并阻挡他在科学技术上去利用它们；而在分析之中，则要去对抗他的病人，她们一开始表现得像反对者，但之后却又显露出高估了主宰她们的性生活，而且她们试着要用她们社会上尚未被驯服的热情来迷住他。
一般大众，我在最初谈论了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将无庸置疑地会抓住这个关于移情一爱的讨论，以作为另一个机会来引导世人注意到这个治疗方法的严重危险。精神分析师知道他正与一种具高度爆炸性的力量工作，而且他必须像个化学家一样非常谨慎且诚实地前进。但化学家曾经因为那些化学物质的危险而被禁止去处理那些不可或缺的、具爆炸力的物质吗?很显然地，精神分析必须重新赢得过去长久以来，与其他医疗活动一致的所有的自由。我当然不是赞成放弃那无害的治疗方法。因为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那就足够了，而且当大家都说，人类社会着迷于其他方法，而不再使用热情来治愈病人时(原文furor sanandi[热情来治愈病人])。但是相信精神官能症可用无害的小处方来克服，则不论是对其根源或临床之重要性来说，都是大大地低估了那些疾病了。是的，在医疗执行上总是会有“铁”的位置，而“火”则是与“药物”并肩而行；②而且相同地，我们绝不能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律的、未被稀释的精神分析，为了病人的利益，精神分析不怕去处理最危险的心智冲动，也不怕去掌控它们。【②一段引述自希波克拉提思的话：“那些药物治不好的疾病，铁能治愈(刀子? )；那些铁治不好的，火能治愈；而那些火治不好的，就被标记为无法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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