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赫伯特·A·西蒙我十次到访中国，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外国都要多，总计大约有一年之长。我想最好能借助一些文献以及对这些节选文字的解释来说明我在中国的经历。
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始于1972年。当时，我们有几个计算机科学家带着夫人和行李，在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正色注视下缓缓走过罗湖桥。候车室里放满了扶手椅和多语种宣传册子的架子，我们坐在那里等候去广州的火车。
我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通讯《简讯》（Items）上报道过我们旅行的故事（Simon，1973）。虽然我们在中国待了不到三个星期，但这篇报道基本上都符合事实，不是所有去过中国的人都能作如实的报道。下面这段文字就摘自那篇报道。
Alan Perlis (seated) and Herbert Simon (standing left) meeting with Chinese computer scientists, 1972
1972年的中国
经过为期19日的访问，我能报道中国的什么情况呢？我从旅行本身获得的知识甚少，而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则是我在准备来中国旅行的时候从图书馆查到的材料。这里我想声明一下，我算是一个隔了两道门的“中国通”。一来，我对中国的了解源自于很多“中国通”的著作；二来，这些“中国通”本身也只能算得上是隔了一道门的中国知识专家，有些干脆是在美国一些大学里研究中国问题。
你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或者其他相关文献中查到，你也可以看一看洞若观火的观察员所作的有关亲历中国的报道。我比考古学家要好一些：他们只是根据骨头和实物来重构一个国度和文明；我的情况更像是历史学家，我与历史学家可以共享最重要的艺术品—一个社会成员口口相传的描述。
我甚至具备“中国通”的资格。观察，要有具体的事实，得是有眼力的观察员作出恰如其分的观察才可以。一个外行对月球岩石的描述往往说不到点子上。只有地质学家能从观察岩石中得到精准的事实。社会学家能从社会艺术品或者社交活动中看出端倪。因此，我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合格的中国实况观察员。我将运用我的理论去分析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我首次到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1971年，受到北京乒乓球赛的感染，我所认识的计算机科学家愿意安排一次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科学家的科研交流活动。其中有两个人愿意来拜访在渥太华（Ottawa）的中国使馆。后来，直到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动静。1972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一份邀请我们六个科学家和夫人去中国拜访的邀请函。这六个幸运的人分别是：BBN公司（Bolt, Beranek and Newman）的西弗罗·奥恩斯坦（Severo Ornstein），他是毛遂自荐去中国使馆进行双边联系的两个人之一，此行是代表团的团长；还有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契山（Thomas Cheatham）、华盛顿大学的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麻省计算机协会（Massachusetts Computer Associates）的阿纳托尔·霍尔特（Anatol Holt）、耶鲁的艾伦·佩里斯（Allan Perlis）和我。这六个人偕同五位夫人前往中国。其中有两位夫人也是计算机科学家，只有我和多萝西娅有社会科学的专业背景。
这次旅行我们在中国待了17天，主要在广东、上海和北京，还有转机经过这些城市。我们在去广东的火车上看到了农村的情况，偶尔还有几次乘汽车，去京郊的长城，还有去广东附近的寺庙。我们可以自由游荡在这些城市街头，不需要人陪同。我们其中有两个人会讲中文，也能阅读中文，因此问路或者买东西都能用得上语言技巧。中国此行一半的时间在和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开会、讲座（双方人员都有汇报）、小组交流和研讨。我们碰到的中国科学家只有两个人的英语还不错，所以我们的沟通（除了自己在城市里闲逛外）都是通过随行的几位口译完成的。
中国人真是热情好客。我们此次来访的人员都是非官方身份，全无政治人物，因此我们的食宿和旅行安排都很周到，没有繁文缛节，吃得又很好（我们有些同行人员很快便改回吃西餐，但我喜欢早上喝汤和吃饺子，到最后一天都是如此）。我们受到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重接待。
显然，早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旅行社和中国科学院并没有就我们的时间安排达成任何协议。我们的工作日程很满，到了以后跟中国旅行社的人员商量，他们希望带我们去参观革命圣地（比如，中国延安和毛主席的出生地湖南），这些都是历来给外宾安排的节目。中国旅行社只给我们安排了一次象征礼仪性的与科学家的会晤。
中国旅行社的官方口号是：“在中国，我们相信，我们得打过几次交道后，才能真正成为朋友。”而我们的反应是：“我们美国人比较古怪，性格急躁，我们说人们是通过共事来成为好朋友的。”最后，职业道德胜出，不过我们牺牲了去参观延安和韶山的机会。我相信我们敬业的态度受到了中国同行的赞赏，也得到了中国旅行社主管的支持。
两国计算机科学家的沟通范围广泛，非常有意义。我们对中国计算机技术印象非常深刻。也许他们的技术比我们的落后四至六年，但在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品质上却可以和苏联相媲美。我们见到过他们的计算机和制造计算机的工厂。计算机科学家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但显然没有外国技术人员或者进口硬件。虽然这些工厂规模不大，但中国好像每年都能生产几百台中型现代使用晶体管的计算机。
我们和上海、北京的计算机科学家的讨论气氛活跃，有几十位研究者、教师和学生参加（每个城市都有至少一百人参加了讲座）。中国的同行想要了解近来西方的发展，同时也想告诉我们他们计算机的设计以及他们为其中一种计算机制定的ALGOL的编译程序。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继续进行双边信息交流和互访的愿望给予了热烈的呼应，他们绝不是客套礼貌。在回答我们有关技术的提问时，他们非常开放（当然，我们并没有问及他们针对计算机的军事用途）。离开北京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设宴款待我们，表明东道主对此行还算满意。而我所作的有关两国科学院紧密合作的祝酒词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只是后续没有跟进的交流而已。
1972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有着怎样的事实呢？首先，我们同行所有人都认定“中国通”单凭外界观察中国开展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我没有看到和观察家们针对中国评论有冲突的现象。现在我想再次证明一下。中国专家不仅报道了事实，还提出了这些事实的理论依据。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an）认定毛泽东思想的心理和社会基础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并非是因为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或者可以看到的现象，而是因为他所印证的事实（以及那些从原始文献的译文中推导的事实）符合我们对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认识。弗兰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组织理论却不够严谨，不是因为我所观察的现象或者他所推导的事实有冲突，而是因为他忽略了西方现代的组织理论和实践。
当我说“中国通”们的描述是准确的，主要是指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结论。当然，他们不知道中国当时的粮食产出是多少。
“中国通”告诉我们中国人没有陷入贫困，但也不富裕。中国一直在争取稳定但不够惊人的经济增长。这些观点都是对的。他们还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大多数中国人行为的指南和表达，这一点也准确。对于个人服饰的社会控制看来要比若干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放松。在北京街头，你能偶尔看到人们穿不同颜色的衬衫和衣服，但毕竟是少数。就凭大家的穿着，你会时刻记得自己就在中国。
至于经济平等方面，情况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中国通”专家也对此下过结论。城市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和京郊附近一个样板公社朴素的农民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个画面和之前我听闻的中国专家的描述一致。无论你是随意路过，还是专门跑去观察的，或者是其他人在中国见证的，“中国通”所说的，人们从外界观察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为什么会有其他的期望呢？一个社会本质上是简单的系统，不会太复杂。它更像是一团聚集一起的海藻，而不是一架高度同步的机器。其主要的规律是统计意义的，而参数是统计聚集体。这些聚集体的整体规模不可能让社会成员对之一无所知，也不可能让过路的异乡人视而不见。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建筑、工具、交通方式以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能让人推断当地人的生存现状。
社会结构最复杂的元素是其信号流系统、通信，等等。用来组织管理“文化大革命”的信息渠道主要是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直到“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军方才介入。因此，虽然说任何时候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困难（将中国换成美国，这句话也是成立的），预言几乎不可能，但是这种困难与无法得到数据的事实关联不大。中国的民众或者任何社会的民众都会觉得很难了解和预料自己所在社会的诸多事实。何况中国观察员也是中国人。
一个站在天安门广场的观察者（无论中国公民还是外国旅客），所能获得的信息不会比一个在美国当地图书馆阅读中国出版物译本的人所能获得的信息更多。我只能推断，从海外看中国与我所知的任何一种以社会尺度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一样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观察员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除了一些有关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具体情况外，他们为我描述了19天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情况（一路上的体验并没有破坏我旅行的快乐）。
现代中国人，除了极少数以外，1972年的日子要比以前的过得好，而且好的程度不是一点点[我猜想当时那个曾在中国待过十天的中国专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恩（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中提到制度管用，指的就是这些]。
我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让我能觉得可以简化未来美国所面临的政治决策。
我带着隐约的，事实上并不那么隐约的梦想回到美国。希望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将来能发现美国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和价值，也希望我们能避开两种救世主形象之间的信仰对抗（因为我们的信仰中也有救世主的形象），直到出现第三种信仰，能够容忍人类多样性。
在结束我们对1972年中国之行的描述前，我一定要谈一件旅行的逸闻。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刻起，中国人就对我们的年龄很感兴趣。无论我告诉他们多少次，他们还会再问。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名字是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的（美国人大概没有其他排列方式），但我们的年龄也严格地按照从最年轻到最年长的顺序排列的。于是宴会的座次，从最高到最低，就是按照年龄顺序。而车队座位和顺序也是如此（当时中国的外宾不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辆车、一个司机和一个翻译）。中国人很奇怪，一个团体怎么可以是最年轻的走在最前面，而最年长者的放在最后呢？
宴会上，我从第六桌走到主桌前，向郭沫若敬酒，发表上文所述的加强两国科学界交流的祝酒词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中国人一片愕然。我的翻译吓得脸色苍白，拒绝和我同行。我只能请在主桌上的中国科学家替我翻译。宴会后，中国人肯定召开了紧急会议来确定为什么让整个代表团里位次最低却最年长的人来敬酒。
我们之后在广东的宴会，就按照平常的样子就座。我们代表团团长被安排到和中国政府官员一起。他们最终才搞明白，我才是代表团里的“政委”！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1980年，我随美国心理学学会代表团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年龄是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的，最年长的尼尔·米勒是代表团团长，我年龄排第二，地位也因为我曾获诺贝尔奖而夸大。打倒“四人帮”的革命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人人憧憬未来却又有些紧张，人们的服饰依然是蓝色的。
1980年的中国是一片蠢蠢欲动、尝试新生的热土，人们依然抱着最美好的希望，正在经历经济改革的第一次轻轻的震动。
刚刚平反的知识分子依然害怕回到不堪回首的过去，同时，他们又渴望利用新的自由来汲取西方科学的知识。我从当年访问的场景中回忆，想起了在南京师范大学那个阴冷的大厅里，依然穿着蓝色服装的教师们努力学习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新概念，他们陶醉在这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医针灸的新科学的魔力中。
我和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主要负责人荆其诚教授交情很好。当时访问结束前，我们一致同意我再去他的研究所作有关认知心理学的讲座和研究。
当心理学代表团离开后，我留在天津大学继续完成一个星期的公开讲座，当时我为大家所知的身份是经济学家和组织理论家。我至今记得那天一大早天灰蒙蒙、下着小雨，我乘火车进入天津的样子。街道两旁瓦砾成堆，1976年唐山大地震楼房倒塌后的废墟还没有及时清理。我记得和肖教授第一次碰面，他对我半生不熟的中文明显表现出了很无奈的姿态。
当时意识形态的氛围决定了我在天津为期一周的讲座中，得花一次讲座的时间讲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这些讲座的内容当时被翻译，而后被出版。这次出访中国，我记了日记，平常我很少那样做。我想引用当时的日记来谈一谈在天津招待所碰到的事情。
1980年11月1日
昨天上午我突然发现暖气热了（曾有几天天气冷得不合时宜，我都没有带厚的衣服）。有人跟我说，按照政府的规定，供暖的时间是11月15日—3月15日。所以我只能有三个假设：1.招待所不是政府的大楼；2.行政当局决定可以用烧水的煤来供暖；3.行政当局决定如果外宾在这里得了肺炎，肯定担待不起。
昨晚吃饭的时候，我的中文还能让人勉强听懂，我说：1.从今以后，我要吃地道的中餐来代替假西餐；2.我需要一把刀来削苹果。第一句话是通过请教跟我一起吃饭的人（都是英语老师）学会的，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中文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卧室里与窗正对着的墙面上有人用潦草的英文写了：“人民是最伟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是众所周知的革命烈士）。
1980年11月4日
早晨6点30分，我听到了军号声。其实我早已经醒了。闪烁的灯光表明热水已经可以接了。通常，早晨的热水很烫，而傍晚的开
水只是温的。今天早晨，我发现浴室和卧室的暖气管是热的。书房的暖气管却不热。难道这是专门为我开的暖气吗？
军号过后，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乐，夹杂着早操的口令。我没有起床去做操。我也没有看到后面村庄里有任何人去锻炼。也许学生是在前面的校园里健身。军乐持续了20分钟，然后公鸡再次打鸣（它们一般是5点30分开始打鸣）。
昨天下午，我走出校园，坐8路车去了市中心。所到之处，总会有人盯着我，对着我笑。一路上没出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自己得去趟厕所，想着百货商场里一定有，进去后，用我无可挑剔的中文问厕所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好拿出字典，给他们看我想去的地方。两个和气的年轻人带我去了厕所（厕所就是一间房，里面有完全公用的大小便池。还好我不用大号，实在是太脏了）。
考察完了百货商店，我买了一些可以送人的小链锁，然后在河边乘8路公交车。我竟然能坐到座位。回来的路上，我步行穿过南开大学，看见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有个很大的市场。
晚上，有三拨代表来看我。一个是美国语言教师，他和自己的团队有些问题；一个是正在翻译我文章的教授（文章里到处都是俚语和隐喻）；还有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应该精通数学和运筹学，但不懂英语，另外一个是口译，问我是否对此行的安排满意。
7点钟，外面广播正在播放早间新闻。我得去吃早饭了。
我第三次出访中国是在1983年，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一门认知心理学课程（由荆其诚和张厚粲两位教授担任翻译）。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进行短期记忆的研究工作。我带了一名研究生加里·布雷德肖帮助我在小型计算机上安装LISP；多萝西娅给心理学研究所的职工教英语。
1983年的中国，市场繁荣。街边的果蔬集市热闹非凡，大家对生活都充满了热情。我的朋友们可以公然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我们在中国期间，开展了几次绝妙的旅行。我们去了承德（又叫“热河”），北京猿人遗址；还去了西安参观兵马俑；去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出生地，还游览了杭州西湖，等等。
现在我担任了更加重要的外交官角色。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合作，在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的前几年时间，创建了一个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1980年我中国之行后，受邀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1983年夏天，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任期是四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也对它非常重视。有时候我们太主动要求美国科学家进入中国开展实地调查时，他们会对我们生气，但非常重视我们能够提供双边学者和科学代表团互访的资金支持。
他们对此的重视程度，有件事情可以说明。我1983年访问中国期间，当时正打算去天津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准备像1980年那次一样住在教师招待所。有个教育部部长的助理得知我刚就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时，就安排（没有事先和我商量）我住进位于天津的一个政府贵宾馆，那可是西哈努克亲王（Prince Sihanouk）常去住的地方。
这座宾馆坐落在美丽的公园中，占地数百英亩，有许多供客人住宿的别墅，离天津大学校园有一英里多的路程，门口有警卫防卫。他们当然也不会允许任何没有经过许可的师生进入。我对此曾经抗议过，但无济于事。我由司机开车往返校园。
身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中国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个人办公场所。我大约花了一年时间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该事务所设在海淀区大学园区的友谊宾馆内。我发表了一个演讲，讲述了我关于中国对西方开放的意义—其潜力和问题等。
我演讲的题目是“智慧门户开放”。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的发明，旨在让所有国家在同中国的商业往来中有同等权利。当时美国没有这个政策，也没有就权利和优惠的范围同中国商量过。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门户开放”这个词总能让他们想起一个传统的谚语：“引狼入室”。我不知道有这种含义，于是说明我所说的不是商业门户，而是智慧门户。我认为科学家双向开发，对中国和美国都同样有利。我对中国主权表示尊重，承认中国人自己要决定他们向想在中国实地考察学习的西方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展研究工作开放门户的程度。
我从1984—1987年，每年都会到中国待三个星期。多萝西娅和我曾在1983年去中国之前仔细研究了中国，所以我们俩可以在不需要旁人陪同的情况下在中国旅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一个人去。因为我的工作日程繁忙，多萝西娅随同也没什么可做的（我还想办法参观了山西大同的佛教石窟，乘船从重庆出发到武汉，游览了长江三峡，还到达了泰山顶，只是不是徒步走上去的，而是乘缆车上去的。在众神的眼里，这几乎不算什么功德）。
1984年，中国继续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但是1985年，经济改革从农业转变到工业的困难日益明显，出现了第一次通货膨胀。1986—1987年，经济增长出现滞缓，新问题不断出现，人们对于经济的悲观情绪持续，对于腐败问题日益关注，对于未来如何发展出现纠结。
除了我在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活动外，中国方面不断要求我在管理、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开展讲座。1987年秋季，我受邀加入在北京举办的世界银行研讨会，这个智囊团在设计经济改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另外一组受邀参加会议的外国专家们主要是大型公司的管理者，包括巴西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的负责人、西德铁路的负责人、印度银行的经济学家、斯洛文尼亚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和一位保加利亚的电器创业者，第二个美国人是著名的管理咨询师彼得·德鲁克—一个老相识。
中国当时的经济已经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反对腐败的呼声日益强烈。应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试图建立非管制的价格体系收效甚微，也成了导致通胀的一种诱因。政府正在极力寻找替代对策。
与会的所有专家所持的观点惊人相似。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施提升效率的责任制和自主经营的责任制。当它们拥有经济问题时，它们寻求政府补贴，也不能脱离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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