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伦齐和赛文的相互分析
mints编译
《心理治疗中的自我披露》
费伦齐 Ferenczi
Aron(1996)认为弗伦齐是精神分析历史中的第一个“熊孩子”。弗洛齐的英雄气概显得太过勇敢而又充满瑕疵。但是这并不影响许多非正统的分析师用弗伦齐为自己辩护，这些分析师在临床分析中越界，侵入了有争议的领域。也许，这就是弗伦齐留给精神分析的一笔“丰富的遗产”。弗伦齐的这些技术包括初尝“主动性”技术、频繁和明确的反移情披露，以及和病进行的相互分析。所有这些发生在他和弗洛伊德紧张而又脆弱的友谊关系的大背景下，因此非常值得关注。尽管弗洛齐敬佩弗洛伊德，迫切需要大师的认可。但是他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对经典精神分析技术的异议。他在描述精神分析（当时）存在的一个显著的问题——被动性时说：“除非病人在治疗时间准时出现之外，分析不需要来自病人的能动性。病人必须在其‘思想的助产’期间被动的表现自己。”费伦齐为了给他的治疗注入能量并更快地治愈疾病，他发展了其所谓的“主动性技术”。这项技术需要分析师有目的地、坚持发出“命令和禁止”，以引导治疗进入更具体的智力与情感洞察的合成实体。这其中包括鼓励病人写诗歌；禁止在有利于指导的讨论中进行自由联想；面质阻抗直到情感突然爆发（这一技术奠定了之后短期动力治疗的基础）。弗洛齐总结到：“主动，刺激了自我”，使症状恶化（因此更容易处理），并且促进了之前被压抑之物的表达。
弗伦齐除了对精神分析的被动性颇有微词之外，他对精神分析的另一个异议就是分析师的立场。在他看来，匿名和中立只不过是冷漠的表现。而节制等同于抑制。弗伦齐在其关于相互分析的著作中(1932 p11)写道：“任何形式的秘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使病人不信任；他从细微的手势中察觉到……影响的存在，但无法衡量其影响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在抑制他们的性格、主观性和反移情方面，分析师一开始就冒着复苏创伤和情感失败的风险将病人带入了治疗。
不仅如此，弗伦齐认为，传统的分析立场在治疗中引发了一种恶性循环：分析师认为匿名和节制是一种仁慈或接受，（这就会让）患者压制自己对分析师的批评。反过来，分析师会掩盖他们对患者的真实感受，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否认、隔离和误解的文化会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了应对这种严峻的情况，费伦齐(1932)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型，在这种模式之中“医生和病人的眼泪混合在一个升华的圣餐中，这也许只能在母婴关系中找到类比。而且，这是疗愈的机构…活力和乐观的新光环…环绕着人格”（第65页）。
相互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暴露自己的弱点、缺点和情绪感受，分析师能够揭开治疗关系中的秘密面纱，培养二元体中更大信任和信心，并鼓励患者探索自己压抑、痛苦和以前不可理解的部分（Aron，1996；DUnnt，1988）。这一过程的混合疗愈要素大概是分析师愿意让他或她自己暴露在病人在治疗工作中所体验的脆弱性中。如果这么做，分析师是在试图让病人的体验一种正常化，并提供一种情景，在这种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以“更大的保证”相互联系（Dupont, 1988, p. xxi）。
事实上，相互分析是费伦齐和他的病人（真实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塞文，病例代号为RN）有争论的成果。塞文指责费伦齐有未解决的冲突，阻碍了他治疗她的能力。塞文认为费伦齐不道德，对她的痛苦漠不关心，她认为费伦齐需要温暖和温柔，她对此不可能不理不睬。于是，费伦齐和塞文在1932年1月至1933年6月期间开始了混乱的相互治疗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费伦齐和塞文交替做分析师和病人。他们每个人都要公开而又坦诚地向对方透露他或她的内心冲突、情感和想法。
尽管费伦齐以保留的态度开始了这项计划，但他最初对这项计划的成果很满意。1932年1月17日，他写道，“和迄今为止所喜欢的活动相比，与病人的这种自由讨论为分析师提供了一种解放和解脱。”（第13页）。起初，塞文也从这个实验中获益，费伦齐指出，这一实验要求较低，更加和蔼，并且“允许病人承认先前的无意识情感”（第14页）。在最好的情况下，相互分析促进了费伦齐和塞文关系中毁灭性的痛苦的共情失败。每个人都成为对方的“好客体”，提供了他们早年特别缺乏的温柔和情感。费伦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分析角色的回避提供了一种相互矫正的体验，这与弗洛伊德的指导原则大相径庭。
然而，随着实验的进展，实验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足以抵消实验带来的好处。1932年3月29日，费伦齐在日记中指出，塞文对他越来越生气，因为他允许自己首先被分析。“被分析者的分析不能被打断，”他警告说，这一限制打破了先前的不受限制的努力，并成为了随后一系列限制的先例。几天后，也就是在连续两天对自己进行分析之后，费伦齐意识到：“病人已经完全成功地逃脱了分析”（第73页）。
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相互分析继续向下螺旋式的发展。费伦齐承认自己为此感到羞辱、屈从和精疲力竭，最后宣布结束。1932年6月3日，费伦齐绝望地总结道：“相互分析：只能作为最后手段！由陌生人进行的适当的分析，没有任何义务，会更好。”（第115页）。
弗洛伊德（1912年）担心“年轻而热切的分析师”倾向于放弃中立，喜欢亲密，以促进疗愈过程。费伦齐的相互披露实验似乎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劝告。然而，建立在自我披露连续体边缘的不利的敌对立场，对于反驳在这一连续体中间某处智慧的作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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