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现代启示录
从弗洛伊德经由拉康到斯蒂格勒的精神分析末世“幸存者计划”
马克·费瑟斯通/文
李新雨/译
原文刊载于《国际法律符号学杂志》2020年总第33期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参照于弗洛伊德与拉康以及斯蒂格勒关于“计算性疯狂”的著作来探究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的价值。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首先通过参照于我所谓的弗洛伊德的“正常化计划”来思考精神分析的那些原本目标,继而我又通过讨论由德勒兹与加塔利等人提出的后现代“个体化计划”来探讨针对俄狄浦斯法则进行辩护的这一精神分析话语的批评。经由追溯“个体化计划”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我在1990年代兴起的“精神赛博乌托邦主义”中思考了其与维纳和香农的控制论思想的关联。其后,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又通过探讨拉康对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的重新解读,转而从另一方面思考了精神分析与控制论之间的交互作用。我根据对于死亡的“控制论压抑”来阅读拉康关于“弗洛伊德式冲动”的研讨班,从而得出了本文的结论,故而本文的第三部分便涉及到对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末世“幸存者计划”的讨论,这一计划有赖于认识到死亡的界限,以便生产人类的意义并反对我们当代的“计算性现实”的疯狂。
机器、冲动、死亡、计算、疯狂、正常、幸存
关键词:弗洛伊德、拉康、斯蒂格勒、控制论、1、弗洛伊德式系统及其超越
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的目标是什么呢?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的创造皆聚焦于以支持“社会性自体”的名义来强化自我,同时找到一些办法来治理那些源生于其“原始性他者”的病理性症状,弗洛伊德曾经认为后者并不太适合于生活在“正常型社会”的压抑性结构之下。因此,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问题便涉及到:(a)如何确保自体服从于各种文明化的法则;以及(b)如何经由治疗心理疾病的症状后果来管控社会化的“脱落”或“失败”。因而,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自其开端即是一种“正常化计划”,该计划聚焦于确保人类的“幸存”并修通从前人类的“原始人”向“社会人”转变而导致的种种影响。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弗洛伊德思想的批评家们——其中包括马尔库塞【1】、福柯【2】、德勒兹与加塔利【3】等人——却开始辩称:弗洛伊德式的文明化并不仅仅关涉于“幸存”,而是相反代表了那种破旧的“阳具父权秩序”的精神政治,因而必须将其一扫而空以便让年轻人能够对其接管。就此而言,弗洛伊德式法则的合法性便遭受到质疑,同时也遭受到一项全新的“规制性原则”的挑战,亦即:自身“欲望”的法则。
如此一来,面对上述在目前看来已不再具合法性的高度保守系统,这一全新的“反文化性法则”则变得关涉于“自我实现”与“个体生成”的议题。至此,俄狄浦斯式父亲的法则便受到了其子嗣们以“生成过程”的法则所取代。到20世纪中期,此两种规制性原则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了精神分析政治的中心。这是权威式父亲的古老法则与其叛逆子嗣们的全新法则之间的冲突,前者奠定了社会的根基,而后者则想要逃离前者的压抑性系统以便成为其自身的“人民”。于是,弗洛伊德的“正常化计划”现在便遭受到来自这些反叛者的“个体化计划”的严重威胁——在后者看来,唯一的法则即是“成为你自己”的法则。
自恋主义文化”的批判早已表明:这一朝向“自我实现”的全新转向并非是没有其问题的,到1960年代末期,弗洛伊德式的保守主义已然明显跟不上当时正在兴起的基于“欲望实现”来建立个体的精神政治。
尽管克里斯托弗·拉什【4】针对“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社会系统的基本目标在于支撑自体的幸存,因为倘若听凭其放任自流,自体必将走向自我毁灭。因而,面对此种黑暗的悲观主义,“个人主义”的新兴精神政治——就其拒绝限制并反对正常化的过程而言——便开始寻找某种“乌托邦”的药方。在此种情境下,社会的角色就变得微乎其微,因为个体现在是至高无上的,而限制则被看作是不合法的。在新的世界里,没有人想要再听“老爹”的话,因为法则关涉于“生成”,而非是出于他者的利益去接受限制。然而,有关“生成”的这一新式乌托邦却是非常短命且昙花一现的,因为其经由“市场”的表达致使个体的自由服从于令人作呕的“工业生产—消费—再生产”的经济学法则,同时也使“自由化自体”陷入了无限重复且看似没有任何出口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困境之中。
当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5】在他们对于20世纪中叶由工业化催生的“伪个人主义”问题的批判中也恰好解释了这一点。然而,“个体化计划”却超越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批判,在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民主化而出现的“赛博乌托邦主义”中重获了新生。在这一时期,虚拟空间被理解作某种处于法则之外的电子疆域,网客们在其中可以超越其物质性身体的边界来探索自己的身份同一性。正如德勒兹与加塔利【3】的精神分裂患者经由欲望的根茎状联系进行逃逸从而打破了父亲的法则,网客们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虚拟网络里发现了自由的可能性,毕竟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处处是中心而无处是边界。在这一新的世界里,身体则开始显得像是某种我们能够脱离其而生活下去的东西。实际上,这一乌托邦式的互联网概念本来是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直至千禧年的互联网泡沫导致硅谷的一些科创企业纷纷开始寻找一些新的途径来“资本化”此种新型的“网络化自体”。此时,虚拟的“控制论自体”的完全自由便开始折返至“技术性伪个体”的悖论:个体虽然感到完全自由,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伺服机构”,存在于技术监控、行为修改与通过把人类经验转化作价值数据而进行牟利的一个庞大系统之中【6】。于是,“计算机身份”的全新法则便介入了“自由化自体”的此种境遇,在这一新式的行为乌托邦里,算法的确定性比人类的自由更加重要,稍后我将在本文中通过讨论斯蒂格勒【7】的“高科技噩梦”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然而,在我们思考斯蒂格勒之前,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肖珊娜·祖博夫【6】著作中同样的高科技噩梦。除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5】对于“消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外,以及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早期的“赛博乌托邦主义”——在新型的虚拟世界里,个体可以完全自由地变成任何他们想要成为的人——祖博夫在其有关“监控资本主义”的著作中解释了此种全新的计算法则和数据商品化的问题。在祖博夫针对全面网络化系统的批判之中,计算机身份的问题是围绕着这样一种观念而运转的,也即:自体不断处在被上传至高科技全球化网络的过程之中,并且在那里被转化成有价值的数据,以便供那些想要知道其市场营销是否击中消费者眼球的广告商们来制作行为建模并创造确定性。就此而言,网络的效应现在便(a)开启了自体与线上世界之间的通讯渠道,同时又(b)将控制论自体的可能性封进了技术监控、行为修改与组织盈利的闭环来确保晚期资本主义的确定性生产。因而,从后弗洛伊德式自体的拥护者到赛博乌托邦主义者发展而来的个体自由的观念,现在便服从于一种计算确定性的全新法则。自体现在是一种计算。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作出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可以预测的。在我看来,这便是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必须着手应对的挑战。除了弗洛伊德的“正常化计划”,以及另一方面叛逆者的“个体化计划”之外——该计划最终在1990年代的“赛博乌托邦主义”中找到了其全新的形式——我想要提出:计算系统拥有对自体进行运算的潜能,甚至有可能灭绝一切其他形式的有机生命,而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的问题便是要发展出一种“幸存者计划”,以便拯救自体免于在计算系统的内部遭到毁灭。为了解释这一“幸存者计划”的可能样貌,我将转向斯蒂格勒【7】的“末世论”思想。
意识形态普及与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坍塌而产生的约束——这样的社会结构在先前曾是围绕着需要限制自体的法则而建立起来的;(b)另一方面,“完全决定”则是起因于一些技术型或算法型的组织形态的出现——这些组织通过将个体接入技术监控与行为修改的回路来促进消费。因而,个体便有绝对的自由去消费并追求其内心深处的那些最黑暗且最倒错的欲望,但同时又由于社会象征系统撤回到不再携带任何人类意义的高度技术抽象层面而注定了生命的无意义。在此种情境下,个体虽然在一方面具有全然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被接入了将其行为转译成代码的一种控制论系统,该系统在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一种无限的“机器性未来”中使个体的运动变成了完全可以预测的行为。
尽管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的问题是要对原始人及其由于在文明化中受到压抑而导致的种种症状进行社会控制,而弗洛伊德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的目标则是要逃离俄狄浦斯的悲惨命运,然而我的论点却是:在21世纪初期,精神分析的问题应当围绕如何回应由于个体被上传至网络而导致的“正常病理性”情境来展开,因为此种网络完全是以技术监控、行为修改乃至数据化和工具化的技术过程为特征的【6】,故而它便不再能够支撑有意义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无法支撑生命本身)。在这些条件下,精神分析所面临的问题便不再是需要用压抑来控制“原始性自体”的“正常化计划”,也不再是以想象力的名义而逃离心理控制的“个体化计划”,而更多是一种“超个人主义”的悖论,也即:由于自由的过剩或贫乏,超个人主义中的自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崩溃。这一点可以根据技术系统对有意义的社会结构的取代来理解:这些技术系统不再言说人类对于意义的需要,因而也不可能理解将过去、现在与可能适宜居住的未来联系起来的象征叙事。在这里,“超个体”或“超级个体”的问题便涉及到“绝对自由”与“完全决定”之间的致命张力:(a)一方面,“绝对自由”是指个体不受消费温尼科特【8】的语言——先前曾对个体进行“抱持”并为其注入人性的象征性意义系统遭到了驱逐,从而导致自体无法在时间上定位自身,或者说无法理解过去、现在与潜在未来之间的联系,然而正是这些时间性的联系结构了“自由意志”的可能性。此种“意义回撤”的结果便导致个体经由时间而对其自身发展的体验开始萎缩,变成了由更高层次的技术抽象和算法逻辑来定义的某种“永远的现在”,位于虚拟网络背后的这些工具化的环路看似能够使个体享有绝对的自由,然而实际上却将当前的“控制论自体”或多或少地化约成了某种由技术监控、行为控制和数据化而决定的“人类伺服机构”。这便是当代全球化经济的计算法则。由于被捕获在(a)绝对自由的出现与(b)完全决定的无意识感觉之间的计算性联结之中,且缺乏(c)社会系统的中介在时间结构中对自体进行定位,个体便朝向冲动的“迷瘾生成性逻辑”而发生崩溃,这一冲动的逻辑并不允许个体逃离其最终的境遇,而仅仅确认了其对于网络化系统的致命机器化的服从,而此种网络化系统除了无限复制其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面对此种情境,一种全新的精神分析“幸存者计划”的目标便是要经由对抗“迷瘾生成性系统”来拯救“控制论自体”,使之免于其致命的机器化。在“迷瘾生成性系统”中,“无脑消费主义”的行为反射代替了自由意志与思想自由,而在象征性系统中基于意义重构而建立的“动机化社会行为”则是按照人类的尺度而运转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试图通过参照于斯蒂格勒的著作,尤其是他近期关于“崩坏”与“疯狂”的讨论【7】来勾勒这一计划的纲要。不过,在抵达这一点之前,我想要首先探究精神分析跟技术论与控制论的共谋。这一意义重构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承认刘禾【9】所谓的“弗洛伊德式机器人”的历史将阐明斯蒂格勒在其著作中探究的挑战,我将其看作是理解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的政治角色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借用尽管刘禾将她的研究集中在维纳、香农与拉康之间的关系上面,然而她却有可能是回溯性地投射了自己的讨论以便进一步思考“弗洛伊德式机器人”的起源。在刘禾的著作中,“弗洛伊德式机器人”明显是拉康的发明,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式自体却也总是已经在变成某种“技术生命体”,其中包括(a)一种原始性的返祖(亦即“它我”);(b)一种向前发展的社会性自体(亦即“自我”);以及(c)一种能够确保原始性冲动永远不会接管人类而是相反设法遵循“俄狄浦斯式法则”的社会化他者(亦即“超我”)。就此种有关人类心理的见解而言,自体便显得像是一种通讯与控制系统,这便导致我们有可能根据探索原始人服从于社会化法则的不同方式来理解精神分析的历史:(a)历史性的通讯系统(即:心理性欲发展与经由家庭的社会化)使得(b)社会控制(即:乱伦禁忌及其在父亲法则中的延伸)能够或多或少地成功运转。当然,倘若这架机器运转良好,那么起初也就没有任何进行精神分析的必要,而且精神分析的历史也总是围绕着对那些发生功能故障的案例进行工作而展开,在这些案例中,“技术性自体”遭遇了失败,通讯与控制也不再起作用。就此而言,弗洛伊德便是在试图解决“通讯”(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与“控制”(缺乏整合或正常化)问题的一位“精神工程师”,他试图以心理社会性的“控制论机器”的功能性为名来修复那些有缺陷的心理机制。就目前而言,这一点并未逃脱一些关键的精神分析历史学家的注意——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希·基特勒【10】与埃里克·桑特纳【11】——亦即:在精神分析的大部分著名案例中,“精神机器”或“精神装置”的隐喻都是经充分揭示而无需太多解释的。让我们暂时来思考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几则案例。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施瑞伯大法官,他是与“书写机器”进行搏斗的一位偏执狂患者,在其妄想系统中,对其进行折磨的上帝控制着这架“书写机器”,而整个宇宙的运转都如同是基于其遭受的折磨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庞大的技术系统。
维克多·托斯克【13】对于精神分裂症中恶魔般的“影响机器”的研究也同样揭示出了此种机器的隐喻,这架“影响机器”看上去就像是一副棺材,并且代表着托斯克的病人娜塔莉亚·A的自动化和最终死亡。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14】随后在20世纪又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与托斯克的思想,其著名的“机器男孩乔伊”案例便清楚地表明:当人类的生命本身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机器的概念便会对其进行接管。
在小乔伊的个案中,由于缺乏父爱和母爱,导致这位少年在硬板纸箱与锡箔装置里寻求慰藉,这些装置皆代表着他从其痛苦感受中的机器性逃逸。
在所有这些个案里,机器的出现都揭示出了自体在通讯与控制系统方面的问题,而自体的作用原本应当是确保弗洛伊德式“技术人”的正常运转。